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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巧玲（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一些咨询场景：
一位男来访说：“我出轨一位女同事已经2年了，我不会跟女同事分手的，但我想给孩子保留一个完整的家，我真的不打算离婚。”
一位女来访说：“我准备找关系做胎儿性别筛查，是女孩我就打掉，二胎就是为了生个儿子。”
一位中年来访说：“我情绪激动的时候会扇我父亲耳光，但这问题不大，我主要是想谈谈我的失眠问题。”
一位性少数男来访说：“家里给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我不喜欢女人，女方暂时不知道，我准备结婚让女方生个孩子之后就谈离婚。”
......
这些场景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极容易激发人与人之间“三观”的碰撞，有时这种碰撞会直接通过语言互动体现出来，比如彼此争论或评判对错。
有时这种碰撞会被其中一方或双方抑制在心里，但碰撞感不会凭空消失，它会以其他形式进一步影响两人的关系。
当我们谈“三观不合”时，到底是什么不合，是什么在碰撞？
当一个人说：“我不做饭。”你可能不会考虑很多。但如果这个人说：“我不做饭，因为君子远庖厨，厨房里那些事不是君子该做的。”你可能会在心里翻个白眼，认为对方和自己的三观不一样。
“三观”，是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简称，通常包含着一个人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行为倾向：在这个世上，真善美是什么？假丑恶是什么？人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应当怎样对待他人？应当如何生活？
个体这一系列的看法和行为倾向，通常来源于某种社会文化下的基本道德结构，即：一个人吸收了某个社会文化群体所秉持的正义，比如什么是良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准则，经常辅以“应当”或“不应当”这样的词。
道德结构激发着我们相应的道德情感，让我们对心中的“正义和正确”感到喜爱和亲近，对“邪恶和错误”感到厌恶和排斥。
“我不做饭”这种表达尚不足以展现出道德结构，但当后面补充了“君子远庖厨”，则能体现一个人心中的道德取向，从而引发不同人不同的道德情感。
若两个人交流时，内心的道德结构有很大差别，就容易引起彼此的负面道德情感，从而让双方不适。
在咨询工作中，这种不合与碰撞会对咨访产生哪些影响？
在日常生活里，道德情感引发的不适有许多处理办法：或避而不谈，或求同存异，或直接争论，甚至绝交。
但当这种不适感发生在咨询中，发生在一种专业的、付费的、助人性质的关系中时，咨询师则需要额外注意。
回到文章开头的场景:
一位男来访说：“我出轨一位女同事已经2年了，我不会跟女同事分手的，但我想给孩子保留一个完整的家，我真的不打算离婚。”
当一个持有正统婚姻观的咨询师听到时，内心飞快被激发出微妙的愤怒感和对原配的道德同情。
出于职业受训，咨询师明白不能道德评判，偷偷深呼吸，准备用一个标准句式回应：“嗯，我很好奇，这个过程中你心里发生了什么？”
但说出去之后，男来访感受到了咨询师身体姿势的排斥和语气中的不屑，之后两个人的话题浮于表面，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一位女来访说：“我准备找关系做胎儿性别筛查，是女孩我就打掉，二胎就是为了生个儿子。”
当一个自信且两性观念平等的咨询师听到时，内心隐约有种对来访恨铁不成钢的焦虑感，回道：“也许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你是一个很棒的人，你值得更好的生活。”
来访听出来咨询师不赞同她的观点，但她不想让咨询师失望，于是在咨询里假装成一个积极想办法的人，越咨询越抑郁。
任何一位咨询师在最初接受专业训练时，都会学到一个重要概念叫“共情”：站在某人的立场上体会，跟ta共同感受，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和ta一样的人。
深度共情很难，它需要咨询师付出许多复杂的认知和情感加工，去了解一个丰富立体的人，去了解对方完整的心理过程。
共情需咨询师腾出自己内心空间，以便做到尽量无条件积极关注来访，让来访能自由放松地谈论自我，进而感受自我、接触自我，从而和自我的关系变好。
而道德结构是一个人自我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负面道德情感被激发且缺乏觉察时，那种自我受到冒犯和冲击的感受是如影随形的。
一个感受到被冒犯和冲击的自我，出于自保本能，很难再腾出足够的内心空间来容纳对方，咨询师若处于这样的心境之中，则意味着暂时无法提供有营养的关系和空间来帮助对方。
若不适感频繁出现又得不到妥善处理，那么这段咨访关系中，大部分精力可能被咨询师/来访消耗在维护旧有自我的自尊和安全感上，从而失去了开放、拓展和疗愈的功能。
这对于付费的来访是不公平的，对于成长中的咨询师也是颇具伤害性的。
为咨询师的我们，在“三观不合”这个课题上能如何进一步成长？
尽管咨询师的职业成长中都会被耳提面命：放下道德评判，保持价值中立，努力倾听并理解来访。但这绝非一件靠意志力命令自己，咬牙坚持然后就能做到的事。
就像来访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作为咨询师，去不断审视、理解自己的道德结构，觉察自己的道德情感正如何影响着咨访关系，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咨询中，当我们发现自己用于耐受“三观不合”的精力，已超过用于来注意、照顾来访这个人的精力时，我们应承认自己现阶段的局限性，认真考虑转介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在伦理允许的范围内，仍应为自己设置“跳一跳能够得着”的个案目标，而不总是只接对自己来说“容易共情”的个案。
我常用两个方式控制着这种自我挑战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接受个体督导和恰当使用一些量表工具。
督导时常帮助我评估，某个对我来说有挑战的个案是否能从当前的咨询中获益，以及为此我还能继续做什么。
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非结构化的人本取向咨询师，会酌情邀请来访使用ORS（状态评定）和SRS（咨询反馈）量表，帮助咨访更便捷地投入到谈论咨访关系本身。
事实上，一个咨询师的成长大部分发生在咨询过程之外。针对“三观不合”，或者说针对某些特别容易激发我们负面道德情感的部分，我推荐几个自己尝试过且有用的成长途径：
1.对咨询对话的逐字稿进行反思
当我们有机会退后一步，重新检视那些困住我们的咨访对话回合时，经常会有令人惊讶的启发。
曾有一个男来访，犹豫之后告诉我，他曾有长期约炮和购买性服务的经历，并且表达了若干物化女性的言论。老实说，当时的我心生反感，并且分出了精力来对他谈论的这段“扎眼素材”保持淡定和平静。
但在逐字稿督导中，我才注意到，他从小到大见证了家族中接连不断的生老病死，无人有空关照他这个见证者的内心感受，他靠性带来的感觉缓解着自己对生命无法言喻的焦虑。
而我因为道德情感上的排斥，无意识绕过了对此的探讨，跳到了职业和成就感。可惜我注意得太晚，来访已经脱落了。
2.找到一些人群，进行交流
为自己找到一个安全、开放、成熟的朋辈团体，定期讨论某个主题。
这其中的关键并非输出或输入了多么精彩绝伦的干货，而是我作为当事人亲身体会到什么是接纳，当我表达自己某种观点时，没有人急于反驳或防御，大家愿意听我细细讲述观点背后我所经历的一切。
记得一次团体中，我表达了一个较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说完后我很紧张。这时，一位男性朋友挠着头说：“呀，原来还可以从这个视角这样来看待，这个我作为男性确实很难体会到。”
当时我突然觉得一阵放松，就像连带某些攻击性的部分也消退了。
3.在环境中浸泡
比如LGBTQ友善咨询师，除咨询工作和参加培训，生活中也可以去相应的酒吧、沙龙活动体验，赏析相应的文学影视作品；
想专攻家庭暴力类的咨询师，可以给一些特定的心理热线做接听志愿者，找机会了解基层民警的接警和处理方式，参与一些大学里的课题研究组；
对跨文化和多元文化有兴趣的咨询师也可以使用一些方式，在外网刷一刷新闻、视频或论坛，观察其他国家的人和他们的观点，试着参与其中一些讨论等等。
每一种道德结构和道德情感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土壤，大到国家地域文化，小到社区家庭环境。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咨询师，我们经常认为自己是一个思想开明、价值中立的人，可以做到不评判、包容、接纳。
直到真的遇到某些场景之后，或我们自己心生退缩，或被来访的负面反馈和脱落啪啪打脸。
但我们也需明白，出现这些挫败的瞬间并不是因为我们主观上不想做好，或我们的意志力不够强大。
而是道德观的成熟、价值观的包容开放度，确实需要时间的积累和环境的接触浸泡，这个过程跟年龄、阅历、际遇等许多因素都有关，这个过程也包括面对我们自己的局限性之时，不去评判我们自己。
图片来源：Pexels & Unsplash & 扪心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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