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报道
在渡良濑川沙洲祭拜的被害人家属
要报道“足利事件”，我必须再见一些人——松田真实的家人。
我看过案发当年的新闻报道，小真实的父母并未接受媒体采访，但媒体拍到了他们在葬礼上悲伤的身影。
他们如今应该在某个地方安静度日。一想到要把他们再次卷入旋涡，我就不由得产生抗拒。可是，要准确报道这件事，必然会出现被害人的姓名与照片，我必须得到家属的理解。
倾听最微弱的声音，这是我采访的第一要则。而在这起案件中，能够代替被害的四岁小真实发声的，只有她的父母。
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松田一家，找到他们的一个熟人后，便拜托他替我转交信件。
一个凉意渐浓的秋夜，我的手机响了，对方是我一直在等的人——小真实的母亲，松田瞳女士。
慌乱中，我想要感谢她的来电，电话那头的松田女士却说：“请你不要再给我们写信了，这让我们很困扰。我们不打算接受采访。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说明这点。”
我像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就在我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措辞时，对方又开口问道：“事到如今，你还想干什么？”
是啊，为何非得从记忆深处将惨痛的往事再挖出来呢？我能理解这种痛苦。可我也知道，若就这样结束通话，便意味着报道到此为止。我只能继续说下去，希望她感受到我的诚意。
被害人与记者之间难免存在隔阂，我能做的，只是一点一点拉近和他们的距离。
通话时间在一点点延长。松田女士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那仿佛就是小真实的声音。她不再那么抵触，开始听得进我说的话。或许她也想对我说些什么。我心中抱着一丝希望，努力组织着语言。我感觉她好像要向我传达什么——然而就在此时，电话断了。
没有任何征兆，我十分愕然，仿佛被一根拉紧后突然断掉的橡皮筋猛弹到脸上。
发生了什么？
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还是提了不该提的事？我慌乱地回忆着。也许作为被害人家属，无论我问什么，她都会十分难受。我茫然地握着手机，感觉自己身处一个蜡烛燃尽的山洞，无边的压迫感向我袭来。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
第二天，我依然沉浸在沮丧的情绪中，无数次拿起手机，看着通话记录中那个未知来电提示[1]，很是不甘，仿佛手机就是那个四周被胶带缠死的铁皮盒子。
夜幕降临，未知来电的提示又出现了。我默默数着铃声，数到第五下时，按下了接通键。
手机里传出来微弱的声音。“昨天真是抱歉，手机没电了……”
我下意识脱口而出：“我一直在等您。”
那天之后，松田女士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们终于约定在郊外的一家餐厅见面。
餐厅里播放着流行音乐，时不时传来碗盘刀叉相碰的声音，几个家庭在这里度过稀松平常的一天。一个角落里，松田女士第一次与记者面对面。
我把名片递了过去，松田女士低语道：“如今我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凶手不是早都抓到了，你为什么还要来采访呢？”
我把在电话中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狱中的菅家说，这是一起冤案……”
虽然是事实，一旦说出口却变得很残忍——这大概是被害人家属听到的最糟糕的消息。
“现在才说这种话……我相信那个男人就是凶手。”
“他现在在申请再审。您去旁听过庭审吗？”
“现场有媒体，所以没去。新闻应该报道了，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松田一家遭遇过严重的报道伤害。媒体在他们痛失爱女的绝望时期包围了他们家，日夜不停地拍摄，连守灵夜与葬礼都进行了直播。
“事情发生后，我们家一直窗帘紧闭。外头都是媒体，晾在阳台的衣物挂了两个月都没能取进来。身边的人都很照顾我，从不让我看电视和报纸。”
那些日子，她的耳边总是回响着人们的质疑：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弹珠游戏厅？！
“面对媒体与社会的中伤，我背过身，不听，不说，换了住所，也换了工作。现在，我不再相信任何电视、报纸、杂志。这十七年间，我一直沉默……”
警方没有告知松田女士详细的犯罪过程。为了旁听第一次公审，他们夫妻俩去了法院，可刑警拦住他们，说：“里面媒体很多，你们最好不要进入法庭。”两人只好回去了。关于菅家的供述内容与判决，松田女士还是从我这里得知的。
“那个叫菅家的男人不是已经承认了罪行？”
“没错，他当初是招供了。”
“是他把小真实带走的吧？刑警告诉我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骑着自行车把小真实带走的。”
松田女士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什么？自行车？不是走路吗？”
“不是，他说是让小真实坐在后座上，审判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后座？”
“嗯，就是自行车后面的那个座架。”
“不可能啊！小真实还不会坐自行车的后座呢。”
“是吗？”
“她不会坐啊。她只能坐自行车上的儿童椅。”
小真实很喜欢自行车，出事之前，家人一直骑车接送她上保育园，当时小真实还没学会坐后座，自行车上放置了儿童椅。
这是只有母亲才知道的事实。
随着交谈的深入，我们彼此对事实的了解、菅家供述内容的矛盾点、侦查工作的可疑之处都清晰起来。我甚至向她说了自己对DNA型鉴定以及没有目击者的疑惑，她也感到疑点颇多。
这时，我问出了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小真实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我发自内心地想了解这个无缘一见的孩子。问的时候，我下意识捂住夹克的口袋，里面放着女孩们的照片。
松田女士叹了口气，说：“她很喜欢猫咪之类的小动物，家里养了两三只。有一只黑白相间，像熊猫，她睡觉时要双手抱着它……”
案发当天，小真实就是在弹珠游戏厅的停车场找一只褐色小肥猫。
“或许你会说，父母眼里孩子都是完美的，可她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四岁零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会加减法了。”说到这儿，松田女士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我忍不住想象，脸蛋圆圆的小真实认真地掰着指头数数的样子。
松田女士手握玻璃杯，继续往下说：“为什么偏偏是她？这是命吗？那时的她就像一个小天使。我一直在想，对一个天使下手，根本不是人！小真实是那么无辜……”她的脸上浮现出无限寂寥的神情。
我在餐厅门口目送松田女士离去。是我让她回忆起了这些事；是我在一个坐满了就餐家庭的餐厅里，请求她正视案情。
可是如果菅家是冤枉的，我必须报道出来。
被害人家属会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切吗？只要告诉他们，你们一直以为是凶手的人实际上是无辜的，就可以了吗？告诉他们搞错了，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因此，必须抓住真凶，只做冤案报道就是半途而废。
我冲着松田女士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两个月过去了。
十二月一日，冷风呼啸的午后，松田女士站在渡良濑川的堤坝上。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她不愿回想的地方，现在，她来了，右手紧握一捧粉白相间的花束。
她身边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是小真实的妹妹和弟弟，在案发两年后相继出生。
他们都知道自己有个姐姐，却是昨天才知道姐姐是怎么死的。松田女士选择告诉孩子们真相。
她的决定令我心口一紧——这一切都源自我的采访，源自我执意要追寻的真相。
在松田女士看来，接受媒体的采访毫无意义。话筒齐刷刷地伸到面前，好多相机不停地拍。“请您说一下现在的心情。”“您对凶手怎么看？”“你们为什么要带孩子去弹珠游戏厅？”……在这样的声音中，他们把家搬了又搬。可无论怎么搬，总有记者找上门来；对凶手进行逮捕、起诉、判决时，家里的电话与门铃总会响起。松田女士不愿原谅媒体，不想跟媒体再有瓜葛。
可如今，手塚扛着摄像机站在松田女士面前，摄像机上的红色显示灯亮起，机器安静地运转起来。
这个瞬间让我明白，人原来是很坚强的。
“我以前，来过一次这个地方……”松田女士静静地说。那是小真实被人们发现之后。“当时媒体在这里蹲守，警车过来时，他们就紧贴着警车。”
今天，我们要步行前往河边。
松田女士牵着两个孩子走下堤坝，沿着棒球场朝沙洲走去。望着这三人的背影，我忍不住想，松田女士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走，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将他们三人带到那根木桩前。我毫无顾忌地称作“现场”的地方，对松田女士而言，却是女儿的丧命之地。
松田女士蹲了下来。
摄像机没有进行正面拍摄，而是在稍远的位置捕捉她的身影。手塚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滨口将混音器的音量开到最大。
冷风萧瑟，枯萎的芦苇和芒草在风中沙沙作响。
出人意料的是，最先掉下眼泪的并不是母亲，而是从未见过小真实的妹妹和弟弟。
麦克风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清晰地收录了他们的对话。
“来，向姐姐打个招呼，告诉她你是弟弟。”
弟弟的眼泪滴入脚下的沙土中。
松田女士继续说：“她当时很害怕吧。天都黑了，被陌生人带到这样的地方……”
妹妹抽泣着说：“我好想见一见姐姐……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
“妈妈也不知道。妈妈好希望老天爷把她还给我。她若活着，今年也二十二了……”
松田女士将手腕上的银色手镯摘下，轻轻地放在祭奠的花束上。“就当给她过个成人礼吧……”
双手合十的松田女士双肩轻轻颤动着。她的啜泣声在流水声中依然清晰可闻。
滨口戴着耳机，眼眶泛红。
妹妹喃喃说道：“姐姐虽然只活了四年，可这四年里，她与爸爸妈妈在一起一定很快乐。所以，妈妈你不要责怪自己。我很高兴有过小真实这个姐姐……”
我仰头望天。冷冽的风中，阴云密布的冬日天空在我眼里渐渐模糊。
这样做真的对吗？
我打破了他们十七年的岁月静好，妹妹和弟弟一夜之间知道了一起他们本可以不用知道的案件，主角是他们的姐姐。
我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但我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
我要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
节目正式定名为《ACTION：撼动日本》，在二〇〇八年一月播出，衫本部长担任总制片人。
当天，临近黄金时段，名为《“连环杀童案”的真相》的特别报道播出。
报道的目的是提出连环案的可能性。
我们整理出五起案件的共同点，例如诱拐地点大多是弹珠游戏厅，小真实与万弥的抛尸地点隔河相望等。得到五个家庭的许可后，我们在报道中使用了五个被害人的名字与照片。
这次报道还传达出了被害人家属——渡良濑川沙洲上的母子三人——的声音。
而关于冤案，报道有两个疑点。
首先是菅家含糊不清的口供。我们尽可能在节目规定时长内放入所有疑团，例如没有目击者、没有“秘密的暴露”、没找到购物小票等。
我曾在现场让松田女士看了菅家的那辆自行车，问她有什么想法。她低头看着自行车的后座说：“小真实坐在这上面吗？我们每次送她去保育园时，都让她坐儿童椅，我实在无法理解她会坐在后座上。”
第二个疑点是DNA型鉴定。要让观众理解这个鉴定很难，在对佐藤博史律师的采访中，他强调早期DNA型鉴定的精确度很低。最关键的是要将菅家希望再做一次鉴定的信息发布出去。
这次报道时长四十多分钟，由导演田中尚执导，他的老搭档杉浦润子负责剪辑。报道开头是五个案发地点的航拍。不久前我从东京起飞，在直升机上完成了这次航拍。
当时，直升机在东京湾上空绕行了一大圈后，离开了市中心的上空，前往埼玉县，短短二十五分钟就到达足利市上空。
手塚用遥控器操控着摄像机，画面中出现渡良濑川的河岸。我对照足利与太田的拼接地图，确认下方的位置，手中还拿着一份飞行计划。
两千英尺
• 渡良濑川 从下游前往上游方向
• 运动公园 盘旋
• 从弹珠游戏厅飞往案发现场
三千英尺
• 栃木与群马的县界
• 沿着日本国道前往太田市
我从文件夹中取出另一张纸递给衫本纯子，那是要在空中播报的内容。由于机内噪音巨大，我们都头戴耳机，我只能边说边比画，让她把上面的内容念出来。衫本纯子用洪亮的声音对着收音话筒读出了这段话：“北关东的一个城市里，发生了连环杀童案。数名小女孩在这里失踪，甚至被杀害。”
飞机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北关东地区。从上空俯视这片土地，它既辽阔又渺小。
日本电视台S1摄影棚内搭起巨大的节目背景，观众席上坐满了五十位报道局的工作人员，我们也在其中。无数照明灯投向舞台，报道开始播放。
“如果服刑人菅家是清白的，就意味着这五起案件全部没有侦破。”
这句话使用了新闻报道中罕见的“如果”句式，在摄影棚中回响。
报道播出“服刑人菅家希望实施DNA型再鉴定”的消息时已经接近尾声，紧接着画外音响起：“我们将彻查这五起杀童案。如果是同一人连环作案，凶手很有可能仍逍遥法外。”
结束后，我拿起话筒做了一番简短的解说，以明确我在此次报道中的责任。
《ACTION：撼动日本》就这样开始了看似鲁莽的冤案报道。日本电视台在网站主页上新设了节目的专属版块，我与衫本纯子则开了追踪连环案的博客。
节目播出后，我意外收到了菅家的来信。监狱的多人间里有电视，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收看节目。
我看了你们的节目，回忆起不少当年的事情。我对当时警察的粗暴行径十分愤怒。
菅家也看到了站在渡良濑川岸边哭泣的松田母子三人，他在信中写道：
小真实的父母好可怜。我决不会原谅凶手。
他在信中再次请求重做DNA型鉴定。
第二期报道在午后节目《新闻特辑》中播出，时长十七分钟。这个时间段应该会有不少家庭主妇收看。
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有的很惊讶：“我竟然不知道有这样的案件！”有的评论道：“查证供述内容真伪的场面很有趣。”也有人提出质疑：“这样的节目可以播出吗？最高法院不是都判决了？”“你们打算怎么结束这个报道？”报道节目没有脚本，要怎么完结，我不知道。唯一能做的，是原原本本地将采访到的事实报道出去。
另一方面，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节目播出后，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一个跟风报道都没有。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人，立刻打电话过去。
“喂，你好。”
T先生是个可靠的新闻记者，我还在杂志社工作时就已经跟他成为朋友，我们一起采访了“桶川事件”。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明了北关东案的具体情况，没想到他的反应十分冷淡。“那个……我最近比较忙。”
“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引起轰动，其他媒体也会迅速跟进，我们合作调查吧！”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等真引起轰动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吗？再见！”
我不怪T先生，他的反应，是其他记者也会有的正常反应。
倍感孤单的我，完全没料到接下来的事会如此令人措手不及。
二月十三日，节目播出一个月后，“足利事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
这份申请在宇都宫地方法院被搁置了五年，偏偏在冤案报道不久后立刻裁决了。
根据日本大学医学部押田教授对菅家头发的鉴定，菅家的DNA型与科警研得出的凶手DNA型不一致。辩护团将这个事实与小真实死因的疑点作为新证据提交，但宇都宫地方法院的池本寿美子审判长否定了押田的鉴定结果。否定理由很奇怪：
没有证据证明鉴定材料中的毛发来自申请人本人。
这么一个结论竟然花了法院五年的工夫，鉴定人员听到后都很吃惊。我只能认为，这是因为法院不愿面对再鉴定的结果。
再审申请被驳回的第二天，佐藤博史律师去了一趟千叶监狱。
北风呼啸，他裹着围巾站在监狱的大门口流泪说道：“如果老天可以实现我的一个愿望，我希望菅家能无罪释放……”说完，他转身消失在那堵红墙之后。
我后来听说，菅家得知这个结果后，低头哭泣不止。
深夜，节目筹备间里空空荡荡。四周静悄悄的，与白天判若两样。
报道才刚开始，再审申请便被驳回，这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打击。眼下我担心的不是节目要不要播下去，而是会不会是我们的报道让法院仓促地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样的自责让我很不安。
梦中的铁皮盒子在我脑中萦绕不去。那个眼看已经开了一条缝的盖子，又啪的一声合上了。
走廊传来了笑声，仿佛警方和其他媒体的嘲笑。台里也有人对这个报道表示担忧。这些声音兜兜转转传进了我的耳朵：“真的是冤案吗？”“就算是冤案，想要在节目中推翻判决，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清水是昏了头了……”
调查报道如果不见任何结果，例如让侦查机关承认报道内容或让其他媒体进行后续报道，就相当于没人承认它。
我原本要报道整个“北关东连环杀童案”，可一个“足利事件”已经出师不利，让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菅家与辩护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再审的即时抗告，对此我却不敢抱太大希望。再审之门不仅没打开，反而被彻底焊死了。我不由得想起千叶监狱那扇沉重的铁门，以及那位身穿笔挺制服的刑务官。
就这么半途而废吗？
衫本部长知道菅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后，没有中止报道。我坐直身体，从上衣内侧口袋中掏出记事本，轻轻翻开，看着五个小女孩的照片。
不行。我还没找到真相，必须想办法突破。
我要从头再来。
《再审申请被驳回背后的疑团》，这是下次报道的标题。再审申请被驳回的理由太不充分，我们的报道不会停止，我们坚持要求DNA型再鉴定。我相信一定会找到突破口，至少会有转机。
一个清晨，转机来了。
前一天我采访到很晚，上床时天已经快亮了。九点多时，我迷迷糊糊地起床，发现手机在响。拿起来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外地号码。我接起电话。
“你好，我叫松本。”
松本？我像被雷劈到似的瞬间清醒了。
消失的目击证词！对方是跟目击者松本女士有关的人吗？难道是松本女士的丈夫？
他听起来非常愤怒，将我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里工作的？”“你为什么现在还要采访？”“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对方态度强硬，抛出一个又一个质疑。
自从看到松本女士那张素描后，我就非常想采访她，只要有机会，就一直寻找她的新住址，可一无所获。不过，采访过程中我意外获知了松本女士丈夫以前的工作单位，于是往那里寄去了一封信。这封信辗转多时，终于送到了松本先生手里。
案发十八年后，媒体突然寄来一封信，令他十分不快。但他生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你们这群人根本不值得相信！”松本先生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案发后，松本女士作为目击者配合警方办案，去了案发现场，参与了查证工作，配合警方完成了调查书。可她配合完的那天晚上，他们家厨房后门闯进了一个陌生记者。
当时足利市发生了数起伤害儿童的案件，凶手下落不明，居民们生活在恐惧中，而松本夫妇正好就有一个与被害人年纪相仿的孩子。一个善良的目击者的姓名与住址居然被泄露给了媒体记者，他们夫妇又怒又怕。
其实只要警方不泄露，记者不可能知道松本女士的存在。问题应该出在栃木县警察局的情报管理上。可松本女士的丈夫把一腔怒火全倾泻到记者身上。
“你们这些媒体人，只会考虑自己，自私自利，只会见风使舵！”
我握着手机的手心满是汗，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能默默听着松本先生的严厉指责。
“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案了吗？你们的报道要慎重啊！万一那人真是凶手，你们不是白忙活吗？”
一个多小时后，电话终于挂了。我低头看了眼手机，发现上面留下了松本先生的手机号码。这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线索，也许就是我的突破口。
几天后，我厚着脸皮给松本先生打了电话，不出所料，又被骂了一顿。不过他说，如果我打算道歉，他愿意见我一面。
于是，我和衫本纯子提了盒点心当见面礼，前往松本先生的公司。
到了接待室，一个很面善的女人满脸笑意地迎了上来——松本先生将夫人一起请了过来。
我费尽心思四处找寻的人，此刻就在面前。
松本女士将案发当日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那天傍晚，天微阴，松本女士带年幼的孩子到渡良濑川岸边的公园玩耍。附近的草坪上有个男人在练习高尔夫球，那就是提到鲁邦三世的吉田先生。松本女士陪着孩子在秋千附近寻找四叶草，无意间一抬头，看见橘红色的夕阳下，一个小女孩与一个男人远远地走了过来。
“那个小女孩迈着小碎步，紧紧地跟在那个男人身边，二人非常自然，就像正常的散步。孩子看上去很放松，很信任地跟着那个男人走。”
那时差不多是下午六点四十分。
“男人穿着一件泛白的外衣，不是很高大，大步朝着河边走去。”
松本女士口中小女孩的特征，与小真实一致。“她剪着娃娃头，红色的裙子非常显眼，上衣的颜色比裙子稍微浅一点……”
松本女士的描述仿佛给黑白素描上了色。因为松本女士的女儿那天穿着粉色的裙子，所以她会下意识地比较，记住了小真实衣服的颜色。
松本女士的丈夫也对当初发生的事记忆深刻。“我妻子当过美术老师，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案件发生后，当新闻里出现小女孩的照片时，她惊呼见过这个孩子，我们立刻报了警。”
松本女士的印象并非模糊，而是肯定地说她见过这个孩子。这么重要的信息，仅靠查阅调查书根本无法获知。
采访接近尾声时，松本女士的丈夫突然对我说：“其实，我们家被记者骚扰后，我就一直想狠狠教训媒体一回。可无论我如何责难，你都默默承受，从不为自己辩解，非常了不起。我妻子以前非常害怕媒体，可我跟她说，你可以信任清水先生，说服了她接受你的采访。”他边说边点头微笑。
那一刻，在这对初次见面的夫妻面前，我有种想哭的冲动。
之后，松本女士来到渡良濑川，在她目击到两人的地方接受了我们的视频采访。她回忆了当时的证词，又画了张素描。小真实在弹珠游戏厅附近被目击到的时间是下午六点三十分左右，十分钟后，就有人在河边目击到一个步行的红裙女孩。之后，人们在这两人前往的地点发现了小真实的尸体。
这绝不是偶然。
然而，这么重要的证词，一年半后居然离奇消失了。DNA型一致的鉴定结果和菅家的供述让“步行”的目击证词变得多余，松本女士与吉田先生的调查书被雪藏。而松本夫妇完全没被告知菅家的供述内容，在接受我的采访之前，他们一直相信是自己的目击证词帮助警方抓到了凶手。
我拿着目击证词再次去询问栃木县警察局的前侦查队长：“案发当日，的确有个走下斜坡的男人，身边跟着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对吧？”
对方一脸不耐烦地回答道：“这个最终都没搞清楚真假。哪个案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目击者唯恐天下不乱，随口胡说，还保证绝对没错。而且河边有的是穿红裙子的小女孩，那人看到的一定是别人。”
他的回答让我非常愤怒。
我去渡良濑川岸边的次数已经不下一百回，到处观察、拍照，工作日去、周末也去，白天去、夜里也去，然而我从来没在那里见过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案发当日的同一时刻出现两个穿相同衣服的小女孩的概率太低了。
此时，我已经不再信任当时的侦查工作。
其实，除了松本女士与吉田先生，还有人目击到了步行的男人与小女孩。在草坪另一端，有个小男孩也看到了这两人。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我从他那里问到了重要的信息。
案发当日，他和朋友在河边的浅滩处玩石头，玩得正高兴时，他回头瞥了一眼水泥护岸，看到那里站着一个男人，身边还有一个小女孩。沿着护岸往前走一点，就是人们发现小真实尸体的地方。这两个小男孩当时也被警察问话了，可是他们的证词也无故消失了。
侦查人员向法院递交的材料，不过是冰山一角。
一般来说，警方与检方会留存没有在审判中递交的调查书和办案记录。起诉后，这些材料由刑事部检察官移送到负责公审的检察官手里进行筛选，只有适合定罪的有利证据才会提交法庭。我采访一位前检察官时才知道，未提交到法院的证据，在检察厅内部被称作“残留记录”。
证据本该为追寻真相而存在。可现实中，证据仅仅为侦查人员的立案工作提供了方便。
检方甚至将残留记录称作“消极证据”，像上文出现的前侦查队长一样，用“这种事情有的是”“这是毫无意义的”之类无关痛痒的理由一笔带过。发现误判、残留记录才是“积极证据”时，他们依然装聋作哑。
评估证据难道不应该是法院的工作吗？
我曾数次向栃木县警察局提出采访请求，对方总是回复我说：“对于正在申请再审的案件，我们无可奉告。”
当初在记者见面会上自信地声称足利市三起案件全面侦破的警方，在被爆出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后便拒绝采访。
我也曾被卷入类似的案件，那就是“桶川事件”。我一直认为，“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与“桶川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极其相似。
一九九九年十月，埼玉县的JR桶川站，一个名叫猪野诗织的二十一岁女大学生被人刺死。
有人在现场目击到了逃跑的凶手，身材微胖、短发。
案发后不久，我便参与到这个案子的采访工作中。由于我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辖区的上尾警察局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工作毫无头绪时，我与诗织的朋友们见了一面。她的朋友们战战兢兢地告诉我，诗织是被一个跟踪团伙盯上了。“诗织曾说，如果她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小松曾和诗织短暂交往过，诗织很快就察觉到异常，与他分手了。之后，诗织受到小松威胁，一伙号称小松上司的人还闯入她家，在她家周围贴满了印有她姓名与照片的诽谤传单。这明显是一起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诗织曾向上尾警察局求救，仍未逃脱被杀害的命运。
她在“遗言”中记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按照“遗言”所讲，那个杀人犯应该就在小松周围。我在采访中得知，声称自己是汽车销售员而接近诗织的小松，实际上经营着一家风月场所，年龄也是假的。诗织在完全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被杀害了。
这群人的根据地在池袋。我不断地蹲点埋伏、打探消息，最终发现，小松的手下当中，有一个长相和穿着都跟凶手十分相近的人。我还打探到此人的名字，了解到他在案发当天行踪诡异。
通过T先生，我将情报提供给了警方。结果证明这个男人果然是凶手，小松和这伙人一直跟踪诗织。接下来就是逮捕与审问了，警方却弄不清楚这伙人究竟在哪里。
于是，我继续蹲点，追踪凶犯的下落。
在这伙人必去的池袋公寓中，我发现了凶手及其团伙，与摄影师樱井修拍到了这伙人的踪影。我们比警察先找到了凶手，却无法报道，因为一报道就会打草惊蛇。我太想为诗织报仇了，决不能让凶手跑掉。我再次将情报提供给埼玉县警察局，警方却迟迟不采取行动。
噩梦般的日子开始了。我不是侦查人员，不为警方服务，只是个记者。杂志的截稿日期是年底，总编告诉我已经无法再延期，无奈之下，我独闯上尾警察局。面对依旧“拒绝采访”的副局长，我终于忍不住隔着服务台怒吼，告诉他们我不是来采访的，而是来让他们知道，下周杂志会刊登一篇关于桶川杀人案的重要报道，侦查本部应该对报道内容十分了解。
我告诉他们杂志的发售日，故意大声嚷嚷，直到警察局内人尽皆知。我不想事后被他们说，是我们的报道导致凶手闻风而逃。不知情的警员一定以为我在发疯。可我要是不这么做，警察什么时候才会行动？
杂志截稿当天，警方终于踩点逮捕了凶手。随后，小松的哥哥等数个跟踪狂也因与案件有关被逮捕了。可警方没有要调查关键人物小松的意思，仅以“名誉毁损”的罪名对其秘密通缉。
小松一直东躲西藏，后来有人在北海道发现了他的尸体。收到“小松在北海道”的消息后，我与樱井立刻赶往北海道，想按惯例完成对冲突双方的采访，没想到小松冻死在屈斜路湖上。警方判定为自杀。
然而，“桶川事件”并未完结。
警方的应对成了舆论焦点。诗织在案发前就向警方求救，说有跟踪狂会杀了她，警方却没有任何作为。这不就是见死不救吗？然而，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这件事。警方不可能自曝其丑，那些需要官方担保的媒体就算想报道也没素材。
从那一刻起，我的采访就渐渐被孤立了——与冤案报道一样，这是在与日本司法，尤其是与警方对着干。
受到小松威胁的诗织多次到埼玉县上尾警察局求救。当时日本没有《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完全不当回事的警方告诉诗织没法立案，还说这种男女问题，警方是不能插手的。诗织担心这么发展下去自己会被杀掉，便递交了“名誉毁损”的起诉状。
没过几天，刑警找上门来，希望她撤回诉讼。诗织拒绝了，她感到警方不会认真对待这起诉讼，十分沮丧。最终，诗织给朋友们留下“遗言”：“小松早就打点好了警察。警察已经不能依靠了。我一定会被杀死。”“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诗织最后真的被杀害了，不难想象上尾警察局有多慌张。
影像记录了警方在记者见面会上的丑态。上尾警察局含糊交代了诗织递交起诉状的事，还将诗织的衣服与随身物品一一陈列出来——黑色迷你裙、普拉达背包、古驰手表……似乎意有所指。
一个女大学生白天在JR站前被刺死，本就骇人听闻，她随身携带的奢侈品更是让人产生了某种印象。侦查本部深夜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道：“被害人生前在夜店打工。这其实是个风尘女子的三流案子。”“那个跟踪狂是一家风月场所的老板。”很多记者将这两条讯息联系起来，在报道中将诗织塑造成一个“堕入风尘、生活奢靡、与风月场所老板交往而被杀的女大学生”。这样的报道显得被害人本身也有过错。可事实并非如此。
我见过诗织的遗物，那些奢侈品是二十多岁少女都会有的物品，是诗织打工一点点攒钱买下的。至于“风尘女子”这一形容，诗织曾受朋友所托，在一家卖酒的店里短期打工，但她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很快就不干了，连薪水都没有领。警方是不是认为，无论是夜店、舞厅，还是夜总会、酒吧，只要是在《风营法》[2]提及的场所里工作的女性都是风尘女子？可一个公民，不管他（她）在何处干了何事、为人如何，都不是他（她）被杀的理由。
警方的这种行为，已然可以称作“形象篡改”。
没找到跟踪狂也未获知“遗言”的媒体包围了被害人的家。被害人家属在相机与话筒的围攻下，无法出门采买日常用品。于是，警方以警备为由，派刑警常驻被害人家中，切断了家属与媒体之间的联系，情报流出的唯一途径，就是警方。
当时一直追踪犯罪团伙的我对诗织“遗言”中关于警察的部分非常在意，尤其是刑警来找诗织让她“撤诉”的事。我通过T先生去询问上尾警察局此事的真伪，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调查过了，没有这样的刑警。没有记录也没有报告。我们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绝对是假的。也许是跟踪团伙耍了花招，想让对方撤诉。”
我最后之所以能百分之百确定警察局在撒谎，缘于一件意外的小事。
报道案件时，我一直很想见见诗织的家人，给他们写了封信，在信的末尾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一天夜里，猪野先生来电了。
由于之前我写的都是忠于诗织“遗言”的报道，没有出现警方给出的消极内容。诗织的朋友们告诉诗织的父母，有一个记者值得信任。于是，我成了唯一能够采访诗织父母的记者。
我挑了一个刑警不在的时间去拜访猪野家，得知一个令我震惊的事实。当时我问了一句上尾警察局的事，“我听说家里来了假刑警，让诗织撤诉……”
猪野先生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是，是真刑警。那人就是收取我们起诉状的H巡查长。”
受理起诉状的负责人，竟然让诗织撤诉？如果情况属实，上尾警察局岂止是渎职，根本就是见死不救。
我立即要求采访埼玉县警察局与上尾警察局。然而，警方回复说不接受非记者俱乐部成员的采访，还将责任推给媒体，说记者俱乐部的成员知道了非得抗议不可。
我不再忌讳什么，把事实原原本本报道了出来。记者俱乐部的成员们看了这些报道，想挖掘更多的内幕，却没办法采访被害人家属，不得不依赖警方的消息，报道一些“据上尾警察局称”的新闻。可那都是警方的谎言，媒体在担保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我再次感到恐惧。公权力一旦与媒体联手，不负责任的言论将在社会上蔓延。
猪野先生不再隐忍。
案发五个月后的三月二十四日，猪野先生在埼玉律师会馆举办记者见面会，说出了真相。“警方上门要求我们撤诉。我可怜的女儿曾经向警方求救，可仍旧被杀了。我们无法接受上尾警察局的所作所为。”
可这次记者见面会的内容只刊登在了埼玉县地方报刊和主流大报社会版块不起眼的角落里。俱乐部的记者们听了家属的控诉后，立刻向警方寻求担保。警方私下告知记者：“这一家子脑子都有病。”“《FOCUS》的报道是胡说八道。”
记者见面会的内容没能引起轰动，还有别的原因。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爆出了另一个大案。
猪野先生召开记者见面会那天，埼玉县警察局开始了“本庄保险金杀人事件”的侦查工作。他们逮捕了八木，大量媒体都转而去报道那起案件。
警方对八木置之不理了十个月，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将人逮捕。而且逮捕的理由不是涉嫌杀人，是假结婚。很多记者误以为大案侦破，晚报及隔天早报的头条都被“本庄保险金杀人事件”占据了。
那么，警方是如何得知诗织家属当天要召开记者见面会的呢？
猪野先生与律师是在十天前开始准备记者见面会的。召开前三天，律师将计划传真发送给了记者俱乐部。应该是有记者将计划“泄露”给了警方，警方迅速做出了反应。
当我深感焦躁和无力时，朝日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鸟越俊太郎等人在节目中播报了上尾警察局玩忽职守的新闻。
一位女议员收看了节目，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便越过上尾警察局与埼玉县警察局，直接在国会预算委员会上朗读了我的报道并质问警察厅刑事局长，报道上的话是否属实。
国会上的质询使得事态出现了转机。
埼玉县警察局不得不开始内部调查，调查的结果出人意料：去猪野家要求“撤诉”的H巡查长擅自将诗织的“起诉状”改成了“受害申报”。这是警察的犯罪行为。
H巡查长当时将诗织的起诉状呈交给上司，上司担心未处理的起诉案影响警察局的业绩，便将起诉状返还巡查长，让他不要管，还说这个起诉状要是受害申报该多好。左右为难的H巡查长把“起诉状”几个字划掉，改成了“受害申报”。这么一改，警察局怎么可能出警呢？
这次篡改行为演变成了刑事案件，三名警官因“伪造公文”被问罪，包括县警察局本部部长在内的十二人受到处分。
埼玉县警察局失去退路后，召开了记者见面会，终于承认了错误。可是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县警察局本部部长在记者见面会上低头道歉后，俱乐部的记者们突然翻脸不认人，开始猛烈抨击警察。他们对家属召开的记者见面会充耳不闻，警方一认罪，却全都上了头版头条。简直是黑色幽默。
在“桶川事件”中，警方只要认真对待诗织的话，就会比我更早找到小松，不至于发生后来的悲剧。
可是，他们不仅不出警，还要求诗织撤诉，甚至篡改文书，让事情一步步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日本警方总会隐瞒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如今的我，在“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中，再次面临相同的境况。
[1]日本手机有隐藏号码的功能，设置后，给别人打电话时不会显示号码，而会显示“非通知设定”的未知来电提示。
[2]《关于风月场所营业的规制和业务正常化的相关法律》的简称。
第六章
成果
刚从千叶监狱离开的菅家先生
根据目前的采访资料可以断定，栃木县警察局的侦查工作十分草率。现在，唯一的证据——科警研的DNA型鉴定——仍处于黑箱状态；菅家的再审申请被驳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调查了美国等DNA型鉴定技术成熟的国家才知道，DNA型鉴定多用于死刑犯、无期徒刑犯的无罪证明。如前所述，DNA型鉴定结果一致，只能说明嫌疑人有可能是罪犯，但凡有一个型号数值不同，就会指向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是证明无罪的强有力武器。
一九九二年，美国一个法律组织发起了“清白计划”（Innocence Project）运动，被判决有罪的服刑人主张无罪时，可鉴定DNA型。大学研究团队通过DNA型鉴定，已经成功证明两百多名服刑人的清白。于是，节目编导田中尚被派往美国进行相关采访。
他带回了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因涉嫌强奸杀人，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后通过DNA型鉴定证明无罪，出狱后，他成了一名律师。
美国部分州已经将相关条文写入法律，只要服刑人提出要求，就必须实施DNA型鉴定。由此可见早期DNA型鉴定技术的不成熟。
“足利事件”有没有必要实施DNA型再鉴定？我以此为主题，在新闻节目《番记者》《新闻特辑》中分别推出了专题报道《美国DNA型再鉴定》《“足利事件”中的草率侦查》。只是，这些报道依然孤掌难鸣。
要说没有挫败感是骗人的，但毕竟当时，日本尚未实施过一起审结案件的DNA型再鉴定。好在经过反复强调“应当实施DNA型再鉴定”，舆论最终指向一点：“真凶如今仍逍遥法外。”
不仅“足利事件”，整个“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采访都收获颇丰。为了采访“横山由佳梨事件”，我在与案发时间相同的七月前往群马县太田市，拜访了横山家。
横山家玄关处悬挂的七夕节[1]装饰随风摇曳。红色、蓝色、黄色……色彩斑斓的纸条上，写满了家人的思念——“希望由佳梨平安归来”。
这起连环案中，只有由佳梨至今下落不明。
父亲横山保雄低着头说：“我们只盼着由佳梨能够平安归来。我们一刻也不曾忘记案发当天的情形……”
说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房间里依然贴着由佳梨最喜欢的“美少女战士水兵月”的海报。母亲横山光子为由佳梨准备了各个年龄段的衣服，这样，不论她什么时候回来，都有衣服可穿。
由佳梨失踪那天正好是七夕，天有点阴。
他们一家原本要去商场，可是父亲无意间看到一张写着“七夕感恩日”的宣传单，横山家的命运就被这张纸改变了。
上午十点三十分左右，父母带着由佳梨和她的妹妹出门，前往宣传单上的弹珠游戏厅。这家名为“P”的游戏厅离家大约一公里，不是大型店铺，而是日本国道边上的一家小店。
由佳梨来到店里的奖品兑换台。
奖品是一盒烟花套装。父亲说要拿到这个奖品送给由佳梨，由佳梨听了十分开心。她在玩游戏的父母与奖品兑换台之间兴奋地来回穿梭，当时，她的父母并没意识到游戏厅里会有危险。
中午，母亲让由佳梨坐到店里的长椅上，递给她饭团与果汁后，又返回游戏台。不一会儿，由佳梨跑到母亲身边，对她轻声耳语了几句。
“店里太吵了，我没听清她在说什么，但听到她很高兴地告诉我，有一个很和蔼的叔叔。”
母亲警告由佳梨，不许跟陌生人走掉。由佳梨又返回长椅。
大约十分钟后，母亲不经意回头看了一眼长椅，发现由佳梨不见了。长椅上只留下了没吃完的饭团与果汁。
父母没命地在店里、停车场、附近的公园到处寻找，可由佳梨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下午两点十分，父亲到附近的巡查岗亭报案。
群马县警方从案件、事故两方面展开侦查工作，侦查员在横山家的座机上安装了录音器与信号追踪装置，一旦绑匪打来电话，便可探测他的位置。屋内还有两名便衣警察二十四小时待命。可是，毫无线索。
两天后的傍晚，警方正准备进行公开侦查时，电话响了。
室内空气顿时凝固了。
横山先生拿起听筒。用耳机监听通话的警察们以事先准备好的卡片示意横山先生：“麻烦你再说一遍”“请你慢点讲”。他们希望借此延长与凶手的通话时间，以便追踪信号的来源。当时电话局用的是纵横制交换机，而非现在的数字交换机，要追踪信号，需要人工监测大量的线路。
可是，打进来的都是骚扰诈骗电话。听筒那头的人口气都很大：“你把五千万带到濑户大桥上！”“由佳梨现在就在我手上，她被倒吊在车后头。”
太田警察局将原本的“女童失踪案对策室”更名为“诱拐女童案侦查本部”，调出弹珠游戏厅里的监控录像进行分析，发现了一名身高约一米五八、戴着墨镜与棒球帽的可疑男子。
我采访过群马县警察局的前侦查队长，他说身高可能有前后两厘米的误差，即一米五六到一米六之间。监控录像中，这个男人在店里大步闲逛，随后坐到长椅上抽起了烟，将脸靠近由佳梨，亲密地和她交谈起来。警方将该男子定为此次诱拐案的重点嫌疑人，向全社会公开了这段影像。
大家都乐观地认为能够早早破案。
然而现实令人大失所望。虽然录像与照片都已通过媒体公开，可并没有收集到有力的线索。
如今，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我决定在节目中再次使用这段监控录像，同时通过分析男子进店后的动作，制作了一段CG动画。七月二十七日，录像通过《番记者》节目向全日本播出。
一条意料之外的线索出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写信给我的是在“足利事件”现场目击到红裙女孩与“鲁邦”的松本女士。自从接受我的采访后，她一期不落地收看了我们的节目。
我看了你们的节目，看到了由佳梨案的嫌疑人，从监控录像与CG动画中清晰地了解到当时的情形。（中略）我感觉小真实案的嫌疑人在脸的轮廓与走路姿势上和他非常相似。当时我曾接受警察的问话，竭力回想过嫌疑人的样子，我的感觉不会错。
那个人就是“鲁邦”。
“足利事件”中，吉田先生说嫌疑人跟鲁邦三世很像，而这人居然酷似“由佳梨事件”中的重点怀疑对象。若把这些案件看成连环案，早该发现这一点。松本女士完全没留意过“由佳梨事件”，第一次看到这个墨镜男，却立刻发现了相似点。
我想起松本女士的丈夫说过，他妻子“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我们将松本女士请到日本电视台，让她在大屏幕前再次观看墨镜男的影像。再三确认后，松本女士坚信自己的看法。
可他到底是谁？
监控录像中的墨镜男穿了身怪异的衣服，大步在店里来回转悠，看上去是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危险人物。可与他交谈的由佳梨却一脸喜悦，还跑去跟母亲说“有一个很和蔼的叔叔”。难道影像与现实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墨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其实非常温柔？
我一有空就反复观看这段录像，也请由佳梨的父母尽可能地回忆案发当天的细节，整理出案件的时间线。我还仔细研究游戏厅的建筑图纸，多次去已经重新装潢的店里，尝试再现墨镜男的行动轨迹。
最终，我找到了或许可以抓住凶手的线索。
十二点二十分左右，从店里出去的由佳梨跟着母亲返回游戏厅。
下午一点二十七分左右，墨镜男从自动门径直走进游戏厅，好像去了最里面的厕所。之后，墨镜男在过道上来回走动，一直左顾右盼，似乎对周围的游戏台没有兴趣。
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莫非是在找人？
后来，墨镜男发现了由佳梨，跟在她身后，走到奖品兑换台附近站住了，抽着烟，好像在观察由佳梨。
一点三十五分左右，墨镜男靠近坐在角落长椅上的由佳梨，一边抽烟，一边跟由佳梨讲话，由佳梨开心地用手甩动着裙角。最后，墨镜男向店外的方向指了三次。
一点四十二分左右，墨镜男通过自动门走出游戏厅。
一点四十五分左右，由佳梨也离开了游戏厅。
从进来到出去，墨镜男大约花了十五分钟，在这期间，他与由佳梨搭话的时间不过四五分钟而已。
最重要的是，墨镜男对游戏台不感兴趣，明显不是为了玩弹珠而来。他进来后直奔厕所方向，完全没有犹豫。可见他熟知游戏厅的内部结构。
监控录像显示，墨镜男是在由佳梨跟母亲返回游戏厅一个小时后才进来的。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他会不会早就已经在店里了？
接下来是我的假设。
案发当天，“鲁邦”在那家游戏厅玩弹珠，之后，由佳梨一家进来了。“鲁邦”想和由佳梨搭话，可由佳梨跟父母在一起，天花板上又装了好几个监控摄像头。于是，他离开游戏厅，到附近套上一件夹克，戴上棒球帽与墨镜。也就是说，他这身在夏天看起来很诡异的装束，是为了伪装。
“鲁邦”于下午一点二十七分返回店内。他的目标是由佳梨，自然不会去关注那些游戏台。
由佳梨的父亲回忆道：“我现在才想起来，那个男人正好坐在一个死角上。我们看不到有人与由佳梨坐在一起，以为由佳梨是一个人坐在那儿……”
我再去看录像，发现从父亲的角度看过去，有其他客人挡着，根本看不到墨镜男。反而墨镜男可以借他人的掩护偷窥父亲。一个伪装的男人，在孩子父母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靠近由佳梨，短短几分钟内便成功得手。
要抓到凶手，还得再分析监控录像。
这次我们要查横山一家进店后，那天整个上午的未公开录像，注意有没有戴墨镜的男子出没。
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那天上午的监控录像。我无数次请求游戏厅的老板接受采访，却遭到拒绝，只能把我的设想告知群马县警方。
结果还是行不通。
等我终于迎来一个突破口，已经是特别报道节目播出九个月之后了。
夏日的酷热逐渐褪去，东京街头开始刮起阵阵秋风。手机响时，我正坐在新桥小巷一家烟雾缭绕的烧烤店内吃烤秋刀鱼。
“足利事件”有了最新动向。
由于宇都宫地方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菅家与辩护团提出即时抗告，向东京高等法院申请实施DNA型再鉴定。对此，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出具了一份名为《检察官针对DNA型鉴定申请的意见》的文件，文件里这么写道：
为识别本案短袖衬衣上的遗留精液与申请人材料之间的异同而实施DNA型再鉴定，本厅认为毫无必要，但也不反对。
也就是说，检察厅认为可以实施DNA型再鉴定。
这个信息十分重要，它不是高等检察厅的某位检察官决定的，而是经部长、副部长、检察长等领导审批，同科警研与栃木县警方协商后得出的结论。只要法院拍板，再鉴定便可开始实施。
我立刻赶回报道局做新闻快报。
十月十六日，新闻节目《NEWS ZERO》报道了《“足利事件”有望实施DNA型再鉴定》的一分钟短讯，意味着冻结十八年的“足利事件”开始解冻。新闻播出前，我特意打电话给菅家的支持者西卷女士，告诉她马上要播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在报道间看到渡良濑川的航拍镜头时，我突然有种难以言明的预感。
第二天，其他媒体开始陆续跟进。这是日本首例审结案件的DNA型再鉴定，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辩护团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冤假错案的可能性终于得到关注。
二〇〇九年一月，DNA型再鉴定终于开始了。
鉴定人由东京高等法院指定，分别是检方推荐的大阪医科大学教授铃木广一与辩护方推荐的筑波大学法医学教室教授本田克也。两位教授都是世界级知名专家，警方和检方曾多次委托他们实施DNA型鉴定。
一月二十三日，在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见证下，法院委托栃木县的大学医院将小真实冷冻保存的衬衣用剪刀一裁为二，分别交给两位鉴定人。二十九日，菅家在千叶监狱中被提取血液与口腔黏膜样本。上述的鉴定试样会被两位鉴定人带回研究室，通过最新技术实施鉴定，鉴定结果预计会在四月最后一天提交给法院。
此时，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与衫本纯子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面。“贵社对‘足利事件’展开了多方报道啊。听说还去美国对DNA鉴定做了调查。”如此开场后，检察官说明了此次决定进行再鉴定的原因。
“审判长正好对欧美法系非常有兴趣。不过，”他继续说道，“试样（物证衬衣）的状况太糟糕了，不知能否得出结果。很有可能会得出一个‘无法鉴定’的结论。如此一来，就没办法了。”
没错。小真实的衬衣被发现时，已经在河里泡了十多个小时，而且是在辩护团的提议下，二〇〇四年才被移送到零下八十度的冷冻库中保存。在此之前，它被长期放置于常温环境中，其上的DNA或许已经淡褪或劣化，作为鉴定的试样确实很糟糕。除此之外，还有人质疑，凶手的精液如今是否还残留在衬衣上。我虽然一直呼吁“实施再鉴定”，此刻却感到极大的不安。
美国法院规定，“只有可重复多次鉴定的试样才可作为证据”，日本在这一方面落后了。
另一方面，栃木县警察局的态度非常强硬。当年的侦查人员信心十足，一笑置之。“再鉴定？真能折腾！鉴定结果肯定是一致的，他绝对是凶手。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他们还说：“你们日本电视台报道这种事真的没关系吗？不怕丢人现眼？”侦查人员都是这种态度，难怪检方不反对再鉴定。
各大媒体的风向发生了变化。
三月，栃木地方报《下野新闻》为“足利事件”做了特辑，刊登《第十九个年头揭开真相》《对科学发展的疑问》等多篇报道。之前那些依附于检方与警方的记者更是转变了态度。四月，《朝日新闻》刊登了《DNA再审之门能否开启》《本月末将知晓结果》等报道。报道中不仅出现了菅家的话——“我相信会有好结果”；为了保持“中立”，还刊登了警方的说法：“凶手的自供确定无疑，我们的侦查没有错。”案件的关注度提升了。
那时，我与松本夫妇、衫本纯子在东京都下町吃饭。当初在电话里让我负起报道伤害全部责任的男人，如今和我成了朋友。吃饭时，他说：“真没想到，他居然和墨镜男那么像。”
松本女士笑了笑，说：“我无意间看了一眼电视，立刻发觉异样，赶紧给你写了信。”
席间气氛非常愉快。
“松本女士，你一直相信‘足利事件’中被捕的是那个步行的男人吗？”我问。
“是啊，我还得到表彰了呢。”松本女士抿着嘴笑了。
“表彰？什么表彰？”
“足利警察局呀！表彰内容是什么来着……”
松本女士的证词不仅于逮捕菅家无用，还成了障碍，所以才被雪藏。可认为松本女士随口胡说的警察局，在菅家被捕后居然表彰了松本女士。
几天后，我看到了松本女士的表彰奖状与一块装在盒子里的银色奖章，表彰松本女士在连环杀童案中对警方的协助。
四月中旬，离将鉴定结果提交法院的期限越来越近。一个清晨，我无意中看了一眼手机，发现有好几个相同号码的未接来电，是负责霞关[2]区域的社会部记者野中祐美打来的。我回拨过去，野中记者说起了“足利事件”。
“你听说了吗？不是在做DNA型再鉴定吗？我不小心知道结果了……”
野中记者与“足利事件”好像没什么关系，她怎么会知道鉴定结果？还“不小心知道了”？我脑子有点乱，但仍然继续往下听。
“结果好像是bu yi zhi……”
我花了好几秒才把“bu yi zhi”转换成文字“不一致”，一瞬间仿佛被雷电击中。
“你是说DNA型真的不一致吗？这是哪个鉴定人的结果？你是从哪里获得的消息？”我用快她十倍的语速接连发问。野中记者答道：“我听说，两个人的鉴定结果都显示不一致，在这边引起了很大的骚动。”
我对她表示了感谢，挂断了电话。
凶手的DNA型果然和菅家的不一致。菅家是无辜的。
无罪与无辜是不一样的。无罪，是法院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没有达到犯罪的标准；而无辜，则是无犯罪事实，与犯罪完全无关。
这个消息是野中记者获取的，很可能是个重磅独家。它的分量太重，不能仅靠一条消息就报道，必须慎重证实其可靠性。
我冷静下来，意识到这个消息介于能报道与不能报道之间。
这次的再鉴定，是东京高等法院接受即时抗告后，委托法医学者实施的，直接影响到法院是否再审的决定。在这个阶段，如果媒体先于法院把再鉴定的结果告知大众，不一定会把事态引向正确的方向，稍不留意甚至会全盘皆输——“媒体抢先知道结果是很大的问题。”之前，宇都宫地方法院就以鉴定的毛发不知来源为由，拒绝了再审申请。
我必须慎重对待，以免追悔莫及。
我决定先验证消息的可靠性。经过多方查证，我得知检察厅与警察厅已经知道这个结果，受到极大的震动。曾经信心十足的栃木县警方都在为如何应对而发愁。
可是，法院还一无所知，连辩护团也不知道。我担心如果不趁早让真相大白天下，这些事实会默默消失于黑暗之中，那样就真的追悔莫及了。关于“鲁邦”的证词不就是这样吗？更何况DNA型鉴定不一致的结果对科警研，甚至对警方、检方而言，都非同小可。
时间紧迫。既然这个消息在霞关已经人尽皆知，若是因为我导致头条被抢，错过最佳报道时机，就太对不起野中记者了。
但我无法独吞这个报道。
只剩一个办法了。
接到野中记者电话的一周后，四月二十日，我获知共同通信社要刊登这条消息，预计在晚上十一点发稿。有些报社已经停了印刷机，在等共同通信社的快讯。与此同时，《东京新闻》作为共同通信社的加盟报社，已经派出采访记者。
时机已经成熟。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写好播报稿，把影像准备好，等待共同通信社吹响号角，刊登快讯。紧接着，各个报社的记者开始四处采访取证。在其他电视台还来不及报道，报社的印刷机也没开始转动之时，我们在晚间十一点档的《NEWS ZERO》中播出这条独家新闻。
如此一来，日本电视台可以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传播开，共同通信社也已发稿，业界对日本电视台独占鳌头的感觉就会弱化。
当晚，《NEWS ZERO》节目一开始，立刻播报了共同通信社发布的消息——《快讯：“足利事件”DNA型再鉴定结果不一致》。
栃木县足利市发生的杀童案中，已经被判无期徒刑的服刑人请求再审，针对此请求，相关部门破例实施了DNA型再鉴定。记者采访知情人后得知，被害人衣物上残留的凶手DNA型与服刑人的DNA型并不一致。
一段一分四十二秒的播报。我既不愧对野中记者，也不会破坏整个案子的进展。
五月八日，法院公布了“足利事件”DNA型再鉴定结果，其他媒体立即蜂拥而至，原本安静的渡良濑川河畔站满了携带长枪短炮的记者，对菅家辩护团的采访请求络绎不绝。一些报社开始查证菅家被捕时本社做出的新闻报道。
下一次节目就做与“确定再审”相关的内容吧。
菅家被捕的关键——自供与DNA型鉴定，自供疑点频出，又被菅家本人推翻，证据价值大大削弱；如今被称为“绝对证据”的DNA型鉴定也土崩瓦解了。
只要确定开始再审，菅家百分之百会被无罪释放。
可我却感觉到一些蹊跷的动向。
科警研在愤愤不平。
此次的再鉴定，主要采用被称为“STR法”的鉴定方法。STR是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的缩写，指DNA分子以二到六个碱基对为单元重复排列而成的片段，可查多个基因位点，精度大为提高。以这种鉴定方法判定出凶手与菅家的DNA型不一致，证明了当年科警研实施的MCT118法有误。可科警研不愿承认，“当时的鉴定技术无法达到很高的精确度，会出现一千人中几个人DNA型一致的误差。这次的STR鉴定法做了更精确的检测，才将凶手与菅家的DNA型区分开。”
简单点说，科警研的逻辑是，新的鉴定方法证明两人的DNA型不一致，只能说明精确度提高了，并非旧方法有误。
那为何不用旧的MCT118法再做一次？可检方回避了。开始再鉴定之前，东京高等检察厅递交法院的《检察官针对DNA型鉴定申请的意见》中有这么一段话：
实施MCT118法的DNA型鉴定毫无意义，有弊无利，因此反对。
他们还说，如果再鉴定，“最好用市售试剂实施STR鉴定”，“123bp Ladder Marker已经不能使用，当时是人工鉴定，电泳时间与进行电泳的凝胶板条件等都非常严苛，如今无法再现当时的鉴定手法”。
同时，MCT118法查的是长的碱基序列，若使用劣化的陈旧试样，DNA很有可能断裂，鉴定会遇到技术难题。
即便如此，本田教授仍实施了MCT118法鉴定。他认为STR法是主力，但也应该试试当年的MCT118法，不过是利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他特意定制了早已停产的MCT118法试剂，反复检测后开始实验。
我们来重温一下之前的鉴定结果。比照当年的科警研鉴定与其后发表的论文，菅家与凶手的DNA型最初是“16-26”，之后由于标记物的更改，变成了“18-30”（后续若无说明，则一直采用新标记物下的数值）。可一九九七年辩护团悄悄委托押田茂实教授实施再鉴定时，押田教授得出的菅家DNA型是“18-29”。
此次，本田教授以MCT118法得出的鉴定结果也是“18-29”。
这么看来，科警研的逻辑是说不通的。菅家与凶手在MCT118法下的DNA型根本不一致。
更令人震惊的是，根据本田教授的鉴定，从衬衣上验出的凶手DNA型是“18-24”。那么科警研当时鉴定出的“18-30”型去哪儿了？
得知鉴定结果的佐藤博史律师在记者见面会上大发雷霆：“之前科警研在论文中将26型改为30型。可这次鉴定结果显示凶手的DNA型是24。这是鉴定技术上的重大失误，他们的鉴定简直是胡闹！”
本田教授也做了说明：“鉴定刚开始，菅家与凶手的DNA条带就错开了，我看了不禁后背一凉。科警研居然会犯这种错。我重复鉴定了四百多回，结果都是一样的。”
本田教授不仅在鉴定书中写了STR法鉴定结果，还写上了MCT118法的鉴定结果。
这份鉴定书一递交，科警研便开始在意见书中猛烈抨击。我之前说的“蹊跷的动向”指的就是这个。
此前，本田教授曾多次接受警方和检方的委托实施DNA型鉴定，作为证据递交法院。但这次科警研不仅不承认凶手和菅家DNA型不一致，还否定了本田教授的鉴定：
在样本获取、DNA提取、PCR增幅及型号分析等检测技术的质量管理，以及检测结果的解释上，本田的DNA型鉴定技术是不过关的，这些鉴定书在检测技术与理论构成两方面都不足为信。因此，（中略）不应被采纳。
这份意见书措辞异常激烈，继续攻击：
即便鉴定过程无可挑剔，检验出的DNA型也可能并非来自精子。
我们可明确指出，其间混入了女性的24型。由此可见，鉴定书将MCT118法检测出的“18-24”型定为男性的DNA型是错误的。
科警研说本田教授从衬衣上检测出的“18-24”型并非来自凶手，而来自一名女性。按照他们的逻辑，“18-24”型可能是被害人小真实或其母亲松田女士的DNA型。
有了科警研的分析，检方认为“本田鉴定在方法上存在疑点，整体缺乏可信度，因此，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三十五条第六项规定，此鉴定不可作为无罪证据”，并将一份共计十二页的意见书递交法院。
曾被多次委托实施DNA型鉴定的本田教授居然被检方认为“整体缺乏可信度”，真是荒唐。
他们如此拼命反击，大概是因为科警研的MCT118法鉴定一旦推翻，之前将其作为证据的其他案件就有翻案的可能。
“18-24”——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鉴定书上的这个数字组合。这是我与“18-24”的初次相遇，可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这组数字有多重要。
同一时间，检察厅联系了松田女士。
“时隔十七八年，他们给我来信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菅家被捕后再无音讯的检察厅突然出现，让松田女士十分诧异。
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官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是平成二年令千金遇害案的负责人。您可能已经从报道中获知，作为程序的一环，法院实施了DNA型再鉴定，得出作为有罪证据的DNA型与服刑人菅谷的DNA型不一致的结论。敝人希望能当面向您说明此程序的进度，特写信叨扰。
他居然把菅家的名字写成了“菅谷”！
不过对于检方请出家属的做法，我其实早有察觉。
就在数天之前，检方开始了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调查，要鉴定当时的侦查人员的DNA型。
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污染”。
他们认为，鉴定用的试样可能被污染。本案中，被害人小真实的衬衣只要被第三人接触过，就有可能附着非涉案人员的DNA。
检方想要确认这次再鉴定从衬衣中检测出的DNA型究竟是不是凶手的。他们不遗余力地验证这种可能性，恰恰说明DNA型不一致的结果对他们是一大打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中，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另一起案件的凶手DNA型完全一致。简直是栃木县警察局的噩梦！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栃木县今市市（今日光市），一个七岁女孩被诱拐，遗体在茨城县被发现。这就是“吉田有希事件”。
从遗体身上发现的男性DNA型被认为极有可能来自凶手。可此次对“足利事件”侦查人员的DNA型鉴定却发现，一名侦查队长的DNA型与之一致。
引起这场误会的就是“污染”。小有希的尸体被发现后，这位侦查队长赶到茨城县警察局，发火时将唾液喷到了遗体上。之后鉴定人员提取了唾液的DNA，将其视为“凶手的DNA”。
得知这出闹剧后，我立即明白为什么检方要给松田女士寄那封信了。
他们想调查“污染源”，鉴定被害人家属的DNA型。检方与科警研断定本田鉴定中发现的“18-24”型来自女性。那么，除了小真实本人的DNA型，与小真实一起生活的母亲的DNA型也必须要调查清楚，毕竟家人的DNA很可能通过接触或者洗涤衣物等方式附着在衬衣上。
我请求松田女士让我同行。
我们的采访团队在附近待命，松田女士走进一栋与法院毗邻的灰色建筑内，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正在里面等她。检察官问候完松田女士后，用十分钟向她解释了再鉴定的情况，然后进入正题。
“两位鉴定人各自采用不同的方法实施鉴定，完成了鉴定书，结论是衬衣上的DNA型与菅家的不一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解读这份鉴定书，总不能因为对方是了不起的教授，我们就得照他们说的做……”
他的意思是，DNA型鉴定结果虽然不一致，可菅家不能轻易被释放。
“试样来自一件二十年前的衬衣，其间很多人都接触过它，很可能留下与案件无关之人的汗水。也有可能这次用最新技术发现了令千金的DNA。也就是说，检出的DNA型不一定就是凶手的……”检察官解释了半天，就是想请求松田女士配合，鉴定小真实与她自己的DNA型。
松田女士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一旁的鉴定科人员立即采集了松田女士的口腔黏膜，之后又到她家中借走了小真实的脐带。
松田女士与检察官的会面结束后，她将整个过程告诉了我。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现在才来提取松田女士的DNA，说明案发时，科警研很有可能在不了解被害人与相关者DNA型的情况下，就锁定了凶手的DNA型。他们其实做了一次风险极高的鉴定。
还有一件事，让松田女士与检察官的对话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她将自己对检方的想法说了出来。
案发以来，被害人家属一直被检方忽视，当天会面之前，检方既无联系也无任何解释。家属们一直坚信被捕的菅家就是凶手。可现在，他们突然被告知DNA型再鉴定的结果不一致。
“实在太奇怪了，人人都知道DNA型不同就是不同。如果是哪里出错了，请务必追查下去。”
同时，针对检察官提及菅家时直呼其名的行为，松田女士说道：“是菅家先生。请允许我为他加个敬称。菅家先生若是无罪，我希望你们能尽早查明真相。如果是侦查出错了，你们应该向他道歉。谁都会觉得这整件事很不正常。”她继续说：“你们难道不会说对不起吗？”
被害人家属像训孩子一般训斥了检察官。这正是只要逮捕凶手便万事大吉的司法机关与渴望知道真相的家属之间最大的差别。
五月三十一日，我在《番记者》节目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随后在多个节目中将松田女士那句“你们难道不会说对不起吗？”以及迟来的被害人鉴定消息播报了出去。
《番记者》播出后第二天，菅家的辩护团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强烈谴责检方。我站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心情复杂地听着辩护团的发言。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被害人家属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辩护团不断发声……检方已经四面楚歌。
六月四日，即被害人鉴定的报道播出四天后，我站在电车上，手握吊环，继续进行着我的采访。这时手机响了，我低头一看，屏幕上出现了松田女士的名字。
我下了车，在一个陌生的站台，听见她冷静地一字一句告诉我说：“刚刚检察官打来电话，说今天下午释放菅家先生。”
我握着手机，呆住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有天会从家属口中听到这句话。
我们又交谈了几句，相互道谢后挂了电话。我当即联系各方。日本电视台负责司法的记者也知道了这个消息，要第一时间快讯播报《服刑人菅家将于本日释放》的新闻。我又致电辩护团，他们还未做好接菅家的准备——如何将菅家从监狱带出，是个十分头疼的问题，媒体肯定会将千叶监狱围得水泄不通。
而这种时候，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干。我怎么能干等着看菅家出狱的影像呢？我一定要亲眼看到菅家被释放。
千叶监狱已经大变样了。
原本安静肃穆的大门口搭满了架梯，摄影师与记者来回走动。有好几台新闻直播车支起了天线，记者们手拿话筒或笔，口里叫嚷着什么。现场甚至出动了警察，他们吹着哨子在疏导交通。
我一回头，看到衫本纯子在冲我笑。这天早上，她申请与菅家会面，再次被拒，没想到歪打正着成了最早出现在监狱的人，有机会把摄像机架到了最佳位置。
菅家必须乘车离开监狱，倘若步行离开，必定会在监狱门口引起骚动。我与辩护团商量，请他们向监狱申请，准备一辆商务车来接菅家，毕竟他还带着不少行李。
在媒体的注视下，佐藤律师与西卷女士进入监狱。等了好久，终于迎来这一刻。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我不禁回想起佐藤律师在这里落泪的情景。
片刻后，我乘坐商务车驶向监狱。好几台采访直升机在头顶上方盘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那堵红色的围墙离我们越来越近。铁门缓缓打开，刚好够我们的车进入。
所有媒体都在拍摄这辆车，也许主持人正在解说：“一辆车驶入了高墙，似乎要迎接菅家出狱。”
进了大门的车子在刑务官的指引下停在了一栋楼前。不久，刑务官们从大楼内鱼贯而出，车门突然被拉开，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将好几个纸箱递了过来。都是菅家的私人物品，应该也有我和菅家通信的信件。
我接过箱子，将它们堆放到车子的后部，安置妥当。
没过多久，铁门嘎吱一声开了。
我最先看到的是一头白发，然后是大镜片金属眼镜和灰色格纹夹克——菅家利和走出来了。
我站在车前自报家门，与他握手。
“就是你啊，非常感谢你！”
菅家说完，一直握着我的手，仿佛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住地点头。镜片后面的眼睛泛着泪光。
上空的直升机飞得更低了，轰鸣声巨大。
下午三点四十八分，车子离开监狱。
车外，闪光灯不停闪烁着，我百感交集地按下了摄像机的开始键，成了第一个拍到菅家出狱的人。
菅家看着窗外的媒体与风景，打开车窗向大家挥手致意，他的每一个表情我都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看着取景框，我感觉漫长的采访工作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真正的开始——“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开始。
制片人森田安排了一处酒店大堂作为记者见面会场地，无论是记者俱乐部的成员还是其他报刊记者，都可以自由参加，公平采访。只不过见面会开始前的一小段准备时间，特别留给了日本电视台。
我们牵了一条长长的电线直通酒店的休息室，将摄像机与直播车连接起来，并在室内架好了三脚架，我与菅家的一问一答通过直播传回了台里。
菅家在摄像机前享用着盼望已久的咖啡。
“真好喝啊！味道就是不一样，在监狱里喝不到这样的咖啡。”
他捧着冒热气的杯子，眯起了双眼。服务员立即为他续上一杯。
我问了菅家各种问题，关于他的逮捕，还有铁窗生涯。
“我被大家当作凶手，警察告诉我他们手里有证据，可是我根本没杀人，完全不知道所谓的证据是什么。真是太痛苦了……我到了宇都宫的看守所，觉得自己完蛋了，甚至想到了死……”
我问了他对于因DNA型鉴定而入狱，如今又通过再鉴定洗刷了罪名的感想。
“虽然一言难尽，不过现在的鉴定技术确实很厉害。我本来就是清白的，再鉴定一定会得到无罪的结果。”
这些话诚恳而有力。如果当初能够在千叶监狱见到菅家，亲耳听到他说这些话，我肯定会更加坚定地推进冤案报道。
下午五点，我们进入记者见面会现场。
宽敞的大堂内挤满了记者，人数之多令我吃惊。到处都有闪光灯不停闪烁。不过再审前的释放在日本可是首例，媒体再多也不足为奇。
菅家面向话筒入座，从容镇静地开口了。“我是清白的，我不是罪犯，我可以保证。我饱受刑警们的残酷折磨。他们说肯定是我干的，让我早点坦白。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没做，可他们完全不听。我不认为他们道歉就可以一笔勾销。我绝不会原谅当时的警察与检察官。”
除了相机的快门声，全场肃然寂静。
“我忍受了十七年，希望警方能向我道歉。被捕后不久，我父亲就去世了，两年前，我母亲也走了……一句搞错了就可以没事了吗？我想要他们把我的人生还给我。”
菅家被捕后的第二周，他倍受打击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菅家在审讯室中得知这个噩耗，哭泣不已。就在前年，他母亲也去世了。菅家再也没能见到父母。
菅家被捕时四十五岁，如今已经六十二岁。他的一字一句都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沉重。我不由得想起了免田。
菅家希望晚饭能吃寿司，于是，记者见面会后，我们一同去了汐留的寿司屋。
“真好吃啊！我可喜欢金枪鱼刺身了。”
我和衫本纯子一听，赶忙夹了一堆金枪鱼刺身放在菅家的盘子里。菅家吃着蘸了酱油的刺身，告诉我们，他在监狱里连海苔卷和稻荷寿司都吃不到。
说话间，我无意中看到菅家的几颗牙掉了。因为监狱里不能使用医疗保险，即便有蛀牙，也因费用太高而无法得到治疗。
衫本部长也赶了过来。接下来，我们请菅家参与录制《NEWS ZERO》的直播节目。
才出狱几个小时就坐到了演播厅，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我在演播厅角落注视着菅家。刺眼的灯光下，菅家依然淡定从容，有条不紊地讲述着侦查经过与狱中生活。
录制结束后，在日本电视台的洗手间里，菅家对着洗手池犯难了——水龙头没有把手。他被捕时还没出现感应水龙头。接着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吃了一惊，“都这么老了！”好像故人久别重逢似的。他一时说不出话来。监狱里虽然也有镜子，“但总是雾蒙蒙的，没这么清晰”。
在菅家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去了KTV。他握着麦克风，接连唱着桥幸夫、石原裕次郎、三田明等歌手的怀旧金曲，一口气唱了二十首歌。或许是因为压抑许久终于释放，他开心得脸上出现道道褶子，时而挥舞双手，时而蹦蹦跳跳。毕竟，他已经十七年半没有唱过歌了。
随后，他还去吃了最喜欢的拉面。他在狱中一直心心念念，心想如果出狱一定要吃个痛快。在拉面店里一落座，他就伸长脖子认真地看墙上的菜单。
“酱油拉面、盐味拉面、叉烧面……我选好了。看着菜单点喜欢的食物真开心！”盐味拉面一送上来，他就很享受地喝了口汤。
这一口的感受，无论是多资深的电视解说员都表达不出来。
“监狱里的拉面都好难吃啊。”
菅家出狱这一整天，我一直陪着他。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个很老实的人，不会强迫别人做任何事。被捕后，他还在担心两千日元的市民税没交；我问他问题时，他一边听一边“嗯嗯”“没错没错”地应和。之前采访时，西卷女士和佐藤律师都说，菅家很容易迎合周围的人。可惜，在强行审讯中，这样温和的个性会带来灾难。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菅家，关于他的自供。
当初他认下了三起杀人案，可能导致死刑判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菅家几天后接受我的采访，双手交叉在胸前，歪着脑袋说道：“当时被逼得不得不承认。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当时我饱受折磨，只想尽快摆脱审讯。我觉得自己非常无能，非常软弱。”
菅家坚持了一天就招供了。
“无论我说多少遍实话，警察们就是不听，他们只想听对他们有利的事，连续十三个小时在我耳边咆哮，不招供他们就不会放过我。那十三个小时对我来说十分漫长。”
我还问了菅家当时去现场指认的情况。
“我记得当时H警部问我抛尸的地点在哪里。我只在报纸上的照片里见过，从没去过那里，根本一头雾水。无奈之下，只好随便乱指。H警部就说，不对，要再过去点。我只好配合他重新指了一个地方。”
整个办案过程已经胡闹到超出我的想象。
我又问了一个在意很久的问题，就是菅家画的那张鞋底图，旁边还写着“这是我杀害小真实时穿的运动鞋”。为什么会画这样一张图呢？菅家干脆地回答我：“是他们让我画的。”
当时，菅家完全不记得自己鞋底长什么样，于是警察给他看了一张鞋底的照片。应该就是现场发现的足迹对应的鞋底。菅家就对着这张照片画了起来。
那时，突然被认定为凶手的菅家甚至连检察官和律师都分不清楚。他笑着说：“我一直以为审判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像大冈越前[3]那样的人，什么都不问就可以洞察我是冤枉的。”
然而，初次公审时，菅家站到法庭上，总感觉那些可怕的警察们正坐在旁听席上盯着他。H警部与Y刑警也许就在其中，菅家很害怕，承认了所有的起诉内容。
“庭审时，我并没有真切地看到他们，可是，我就是很害怕，总觉得他们就在现场。”
免田也跟我描述过类似的场景，逼供的警察就坐在旁听席上“盯着他”，以防他突然翻供。
直到第六次公审，菅家才敢看向旁听席，发现那些警察并不在那儿。于是，他第一次主张无罪。免田则是在第三次公审才主张无罪。
我还问了菅家，为何要说是用自行车载着小真实。
“我以前经常开车或骑摩托车，可那段时间我去哪儿都骑自行车，所以，当警察问我如何诱拐小真实时，我就顺口说骑车载着她。我不得不这么说，因为要配合警察。”
如果当时警察呵斥菅家，说他讲错了，让他改为“从堤坝走下来”，会有什么后果？
恐怕吉田先生与松本女士目击到的“鲁邦”就直接变成了菅家。当时警察表彰过那些后来被封存的证词，他们也可以瞬间让这些证词变成证明菅家有罪的有力证据。
如此一来，松田女士就不会发出小真实不会坐自行车后座的疑问，而执着于“消失的目击证词”的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一路走来的不易。
通过采访菅家，我还明白了一件事——菅家只是个普通人。
只要见过他就会知道，他骑车上下班、在幼儿园开校车、喜欢罐装咖啡、偶尔会看寅次郎的电影和成人影片……是一个与你我毫无差别的普通人。这样一个人，司法机关却用DNA型鉴定将他判为杀人犯。
菅家被释放后不久，我见证了他与另一个人的碰面，地点在霞关一角的律师会馆。会馆的会议室里，一个身穿灰色西装、身材矮小的白发男人与菅家用力地握手、谈笑风生。头顶的灯照亮这个男人面庞的一瞬间，我感觉时空交错了——那个被判死刑后通过再审无罪释放的免田，时隔二十六年，我再次见到了他。
菅家还在看守所时，免田就曾多次去探望。这两人都在严酷的审讯中被迫招供、一大段人生不得不在铁窗下度过，残酷的命运令他们无须多言，便可心意相通。
看着站在一起的这两人，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似乎忘了什么，可就是想不起来。
菅家的狱中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千叶监狱常年接收众多服刑人员，菅家住进了一个六人间。
“我周围几乎都是杀人犯，不是杀人就是放火，有些人已经在里面关押了三十年。”
监狱对被错判的菅家而言，是个恐怖的地方。“先进去的人告诉我，第一周算是客人，必须在一周内把监狱的所有规矩记住，可我总是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
每次出错，菅家都会被人恶语威胁恐吓。
白天，他要一直做单调的工作，将传送带上的粉色与蓝色塑胶手套装进塑料袋中。菅家说自己很羡慕那些塑胶手套，因为它们可以走出监狱的围墙。
圣诞节时，每人会分到两个小小的蛋糕。喜好甜食的菅家非常开心，可有一次，蛋糕却被一个高大的飙车男抢走了，他还当着菅家的面吃掉了蛋糕。面对一个身高一米八的男人，矮小的菅家毫无还手之力。他平时的纳豆等配菜也被人抢走过，还常被揍得很惨。
“他们找我的碴儿，说我叠不好被子，就打我，还从背后将我的手交叉猛拉，我能听到骨头咔嚓响的声音。”
菅家的胯间还被人踢了，导致无法小便。医务室的医生对他说：“菅家，你的蛋蛋没了！”他被人猛踢的时候，睾丸缩入了下腹部；胸部被检查出肋骨断了两根。由于伤得太严重，菅家作为被害人被叫到千叶地方法院去陈述经过。施暴的男子后来被移送到其他监狱。
“菅家在家吗？！”
菅家被捕当天的清晨，玄关处突然响起H警部的一声怒吼，开启了菅家长达十七年半地狱般的人生。而它的终结，也突如其来。
“菅家，你过来一下！”
这回是刑务官。那天早上，菅家照常在监狱的工厂里给百货店的手提袋安塑料把手。他被叫去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小房间，刑务官给他出示了一份文件——释放指挥书。逮捕令、起诉书、判决书、停止服刑执行书……各种文书随意地摆弄着菅家的人生。
那时还很早，可监狱立即为菅家安排了午餐。
“是一份只有胡萝卜的咖喱饭。米饭里七成是大麦，可还是监狱里人气最高的食物。平时量很少，那天不知为何给我盛了一大碗。”
这应该是监狱对他的照顾吧，让他吃饱最后一餐。
接下来，他们还让菅家去洗澡。平时只允许洗十五分钟，这次却可以尽情地洗。这时，菅家才终于相信自己要出狱了。
不过，即便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监狱生活，菅家也从未绝望。
“我一直坚信，只要凶手落网，我就能洗刷罪名。”
换成是我，我还能够相信什么？可是菅家相信。所以他才不断地往高墙外寄信，总是写着同样内容的信。
凶手另有其人。
只要再鉴定DNA型，大家就能知道了。
我和他的会面被刑务官拒绝的那天，我一直疑惑他们为何不肯让我见菅家。
然而我错了。
不是他们不让我见菅家，而是他们不让菅家见我。菅家很需要一个能倾听他无罪诉求的对象。可是，法务省是不会允许的。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菅家只能一封接一封地写信。
这难道不是世上最微弱的声音吗？
不，还有更微弱的声音。
我应该去倾听那些九泉之下的小女孩的声音。我要将那盘奥赛罗棋翻盘，将真相公之于众。
我突然想起松田女士告知我菅家将被释放那天的情形。我站在一个陌生的车站，耳边回响着列车加速启动的轰鸣声、到站的开门声、报站名的清脆女声……
“今天下午释放菅家先生。”
听到这句话，我呆呆地握着手机，回过神来，耳边居然响起了潺潺的流水声。那是渡良濑川的水声。我感到坚硬的站台地面变成了一片沙地，眼前是那天蹲着流泪的母子三人的背影，耳边是松田女士对未能迎来成人礼的女儿说的话，以及弟弟妹妹的哽咽。“我好想见一见姐姐……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这句话随着他们落下的眼泪，渗入脚下的沙土中。
小女孩在梦里轻轻递过来的那个铁皮盒子，如今还在我的手上。
是时候打开那个盒子了。
我要揪出藏在盒子深处的“鲁邦”。
[1]日本七夕节是公历的7月7日。
[2]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南端，是日本政府机关集中地。
[3]日本江户时代知名的审判官员。
第七章
追踪
松本女士的素描
绝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我寄希望于警方与检方，却迟迟不见他们有所行动。
东京高等法院的矢村宏审判长认为，将菅家认定为罪犯的判决存在合理的疑点，决定开启再审。在日本，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重案中，共有五起通过再审宣判无罪。上一次再审是“岛田事件”。因此，对警方与检方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再审。
栃木县警察局本部部长石川正一郎代表警局正式向菅家道歉：“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倍受煎熬，我们向您郑重道歉。”
部长说完，低头鞠躬，还表示有警察已经主动退还了当初因破案获得的奖章。
可他与当时的案件并无瓜葛。对他来说，这是任期内从天而降的麻烦，他不得不负责。至于那些获得奖章的警察们，更不会因此从现在的高位上退下来。
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该拿真凶怎么办。
我有些焦躁不安。我完全没有得到警方采取行动的消息，听到的都是“足利事件”完结的各种手续。
难道得自己动手？
的确，我曾在“桶川事件”中锁定凶手，向警方提供了情报。二〇〇六年，静冈县滨松市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我跋涉一万八千公里追踪凶手，最后在巴西的乡下发现了他并立即告知静冈县警察局。第二年，凶手以“代理处罚”的形式被判监禁三十四年。
可不论如何，我只是个记者，如果警方放任真凶不管，将其危险性报道出来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事到如今，我也该坦白了。
我已经锁定了一个疑似“鲁邦”的男人。
如前文所述，开始调查这个案子的第二周，我整理出一个黑色文件夹，文件夹的内容指向一个男人。那时“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采访工作还未开始，我并不知道他就是现在的“鲁邦”。案子的采访工作开始后，我也在暗中调查这个男人，越查越让我深信不疑。
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冤案报道，自始至终都是那个天理难容的凶手。“冤案报道”与“追踪真凶”对我而言是一体两面，都关系到被害人与被害人家属。
“真的太麻烦你们了……”
菅家出狱那天，他一边吃着金枪鱼刺身，一边冲我道歉——他得知了日本电视台之前为他做的那些报道。面对这样的菅家，我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不，不是这样的。你要是关在监狱里，案情就不合逻辑了，所以我必须把你排除出去。”
“啊？”菅家听了十分诧异，可我是认真的。无论如何我都得请菅家“让开”。在这辆搭载凶手的车上，如果菅家不下车，就没办法让真正的乘客上来。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起连环案中凶手的特征。
• 熟知足利市与太田市地形，吸烟，休息日会去弹珠游戏厅。
• 身高一米五六至一米六左右，可以与小女孩顺利交谈且不引起对方哭闹。
• B型血。
• 根据案发年份推断，现在五十岁左右。
从早到晚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个凶手，每天往返于栃木县与群马县，逐一调查两县交界处的弹珠游戏厅，四处探访。
最后，我找到了“鲁邦”的熟人，与他搭话后，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线索。“那个人之前跟一个很孩子气的女孩住在一起。那个女孩像个中学生，穿很短的裙子，短到一鞠躬内裤就露出来了，我就在想，这是个孩子吗？”
随着调查持续深入，我终于找到“鲁邦”的住所。之后，我请了摄影师黑住周作和我一起行动，想确认可疑人物的行踪，希望能够获取一些证据。我们从早到晚暗中监视那名男子，那些日子简直忙到天昏地暗，必须一边推进菅家冤案的采访工作，一边不暴露行踪地监视“鲁邦”。
我有时把无线对讲机藏在口袋里，戴着耳机在游戏厅里玩弹珠；有时则一边冲着话筒怒吼，一边在深夜的日本国道上追踪“鲁邦”。
最终，“鲁邦”的行踪逐渐清晰：独身。一到周末就在两县交界处往来。到了足利或太田市的游戏厅，就叼着烟玩一整天。我们几次目击到他与疑似熟识的小女孩在一起，或牵手，或背着她们，双方亲密地交谈，还脸贴脸地搂搂抱抱。这些画面，都被黑住拍了下来。
“鲁邦”的存在以及我采访到的内容，对台里严格保密。知情者只有现场的采访团队以及衫本部长等少数管理者。
我还弄到了几张“鲁邦”年轻时的照片，拿这些照片做了个实验。
实验对象是在高尔夫练习中目击到“鲁邦”的吉田先生。
案发后，栃木县警察局让吉田先生看了五十名男子的照片，都是留有案底的萝莉控或心理变态者。
“那里面没有一个像的。”吉田先生说。我将“鲁邦”年轻时的照片从包里取出，若无其事地放到吉田先生面前。
“那么，这张照片上的人呢？”
吉田先生看了一眼照片，瞬间被吸引。他扶了下眼镜，探了探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照片，片刻后低声咕哝道：“这是谁？这照片你从哪里得到的？没错！就是这种感觉！看上去很机灵的一个人，就是这种感觉！”
我又约吉田先生见面，让他再看了一次照片，想请他具体讲讲。吉田先生对我说：“真的很像！跟那个人非常像！”一边说一边频频点头。
我手中的这些信息本应立刻告知警方，可当时我无法与栃木县警察局取得联系，他们固执地认为案子已破。我向警察局宣传科提出采访请求，他们的回复是“这个案件正在申请再审，我们无法接受采访”。这与“桶川事件”中上尾警察局的应对方式一模一样。
无奈之下，我只好将“鲁邦”的情况提供给隔壁的群马县警察局。如果这些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我收集到的信息或许对“横山由佳梨事件”的侦破有帮助。
二〇〇八年秋天，在太田市一家餐厅的和式房间内，我、衫本纯子和群马县警察局侦查一科的警察坐到了一起。我把自制的地图在桌面上摊开，向对方说明情况：红色圆形标记标注的位置分别是小女孩被诱拐的地点、游戏厅与公园；黑色标记是“鲁邦”的家；灰色标记是“鲁邦”去过的地方。
警察原本专注地听着，可当我提及发现“鲁邦”的经过以及“足利事件”的凶手时，他立刻失去了兴趣——群马县警方也认为“足利事件”已经侦破。虽然我一直强调菅家是清白的，真凶是眼前这个男人，可对方觉得这是胡说八道。这些信息全面否定了日本司法机关的判决，警方不可能采纳。
我愁眉不展。万一又出事了怎么办？“鲁邦”不是没有再次作案的可能。可警方就是不采取行动。无奈之下，我只能先把这些情况写在《ACTION：日本崩坏》一书中，留作记录，希望在某个地方，会有人留意到。
总之，只要菅家还囚禁在高墙内，就有太多无能为力的事。我一边盼望着“足利事件”能重启调查，一边继续追踪警方完全不当回事的“鲁邦”。
当直升机在空中拍摄北关东的案发现场时，我在飞行计划中加了一个地点。直升机在空中大幅盘旋，逐渐降低，向地面靠近。
摄像机的画面终于聚焦在一个点上。从一千英尺的高空看下去，那只是个很小的点。
铁皮盒子般的房子——“鲁邦”的家。
不过，有一件事我始终无法确定，那就是“鲁邦”的血型。如果他是真凶，一定是B型血。
可是要如何合法地获知他人的血型呢？我想了很多办法，都行不通。最终我决定，直接去问本人。
晚秋时节，北关东的气温非常低，我站在“鲁邦”家附近，等他回来。夜色逐渐笼罩了这片静谧的住宅区，哈口气就能看见一团白雾。
薄雾中，我突然看到玄关处出现一个小小的黑影。我快步走向那所房子。
昏暗街灯照亮的那张面庞，比照片上苍老许多，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确实很像鲁邦三世。
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记者，正在调查过去的一个案子。
“关于十八年前的一起案件，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我的突然造访让他有点无措。
菅家当时还被关押在监狱，万一这个男人真是凶手，贸然采访可能会打草惊蛇。我只能通过迂回的方式推进对话，先问了他“足利事件”发生当天的事。“那天，你在足利吧？”
“……我不太记得了。”他回答得很含糊。但我已经掌握大量证据，现在只是在套他的话。黑暗中，我不断重复一个问题，他渐渐招架不住，最后终于承认案发当天他的确在足利，而且就在小真实失踪的那家弹珠游戏厅。
不仅如此。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自己记不太清当时的情形，却又承认自己见过小真实，还同她说了话。“那是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吧？”
关于案件，我无法直截了当地询问，绕了一大圈才终于知道他的血型就是B型。我立刻话锋一转，问他关于“横山由佳梨事件”的事。“太田市也有小女孩失踪，那家弹珠游戏厅你去过吗？”
他立即回答道：“啊，这个我知道。那家店我没去过，他们家的弹珠出不来。”
他明明说自己没去过，却很了解那家店的情况。他没察觉自己话中自相矛盾的地方，继续讲道：“那天我没有去那家店。”
他还主动谈到自己在案发当天去了哪儿，做了什么，可见真的慌了。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横山由佳梨事件”的案发时间与弹珠游戏厅的名字。然而，他却可以在一个突然拜访的记者面前快速回忆并答出十二年前自己的行踪。
这个男人去过相隔十一公里的两个弹珠游戏厅，符合这起连环案凶手的所有特征。与他的这场对话让我心里五味杂陈，记忆深刻。
菅家出狱后，各大媒体并没有发出“追捕真凶”的声音。这起连环案的障碍太多了。首先是菅家的冤案暴露出警方侦查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口供不实、DNA型鉴定有误、物证不足，以及警方自身地盘意识过强等。然而最要命的还是追诉时效。
杀人罪等可判死刑的重罪，追诉时效最初是十五年，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日本刑事诉讼法》修订，改为二十五年（但修订前发生的案件，仍按旧有时效计算）。最后相关规定改为，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前未过追诉时效的重罪，废除追诉时效。
“足利事件”在二〇〇五年五月时效已过，更不用说之前的“福岛万弥事件”“长谷部有美事件”“大泽朋子事件”。
也许会有人认为，已经过了时效，那就没办法了。但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将追诉时效的逻辑用到这个案子上。
对此菅家也很愤怒。“太奇怪了。警察错抓了人，把我关进了监狱，真凶就可以逃之夭夭了吗？一定要抓到真凶！一定要破案！”
导致追诉时效过期的是办案中犯错的警察、错误起诉的检察官以及九年来一次次错判的法院。当初的再审申请被搁置了五年多，他们又怎么能说得出“不知不觉过了时效”这样的话？这是一起冤案，必须重启调查。
可媒体选择集体沉默。
我在本书开头就写过，我非常讨厌追诉时效，尤其是杀人案的时效。自首是死路一条，躲得时间够长就能一笔勾销，如此一来，凶手肯定会选择后者。这样的人断送了别人的人生，最后却因为时效过了就得到豁免，让人无法忍受。
我始终无法理解这一规定，所以坚持报道，希望能够制伏时效这个可怕的妖怪。曾经，有个男人自称是震惊全日本的“府中三亿日元抢劫事件”的凶手，虽然当时追诉时效已过，我还是去采访了他。还有一起杀人案，当时大家都在热议凶手是否会因追诉时效而逃脱法网，最终在时效将至之前，嫌疑人福田和子落网，我立即动身前去福井采访。金泽市发生的金融业夫妇被枪杀案过了追诉时效，我去采访了始终无法接受事实的被害夫妻的独生子。一直以来，我尽我所能做着抨击追诉时效的报道，重案时效也终于从十五年变为二十五年，最后废止。
然而，所谓的废止，也只适用于那些时效未过的案件。
除了“横山由佳梨事件”，其他案件都已过了时效。可是，菅家是清白的，他替真凶服了十七年半的刑，这笔账该如何算呢？在日本现行法律下，难道就没有别的突破口了吗？
我不断地查阅资料，进行调查，终于发现了一项例外规定。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案件中的嫌疑人一旦被起诉，时效就会停止，其效力同样适用于该案的共犯。这是专为多人犯罪的案件设置的，以防逃逸方因时效而躲避了法律的制裁。有法学专家认为，如果出现“误抓的起诉”，时效停止的效力也适用于真凶。
通过司法解释，总会有办法制裁真凶，至少应该从时效期限内扣除菅家被起诉到受审的九年时间。这完全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实际上有这样的先例。
有个名叫大坂正明的男人曾被警察厅指定为“重要通缉犯”，罪名是“杀人”“放火”等。这起案件发生在一九七一年，比“足利事件”早了十九年，时效之所以还未过期，是因为被捕的共犯因患病导致审判中止，适用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害人是警察。警方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个杀害自己人的凶手。而我，也不允许任何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其实，目前已有证据可以锁定真凶——小真实的衬衣。凶手留在衬衣上的DNA型已经通过最新鉴定法得到。
那一天终于来临。
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一直在等的人的名字。我慢慢接起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他是司法界人士，也是DNA型鉴定专家。他压低声音，一口气说道：“我听说结果出来了。完全一致，分毫不差。就是同一个人啊！”
我紧握手机，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我一直追踪的“鲁邦”与“足利事件”真凶的DNA型是一致的。高精度的STR法显示，不仅男性独有的“Y染色体”一致，连男女共有的“常染色体”也完全一致。
分毫不差——挂掉电话后，这个词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一瞬间，我的推论变成了真相，困扰多年的疑问得到解答。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立刻思考下一步的行动。
我得告诉侦查机关。这不是媒体可以随便发布的头条新闻。
我向衫本部长报告，请他联系侦查机关的高层。事关重大，必须与关键人物碰头。
两周后，我与这位领导面谈，对方听完我的话说：“我会想办法，你们能不能再等两个月？”他的声音低沉浑厚，跟我约定会积极推动案件侦破。我与他握手告别，心里预感案件会有进展。
也许“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终于可以侦破，“鲁邦”也会锒铛入狱。到时候，我们也能知道横山由佳梨的下落了。为了不影响警方办案，我决定远远观望。
一天，我看到这样一幕：夏天，群马县，烈日下的弹珠游戏厅前站了个男人，正别有深意地观察着这家店。他穿着褐色T恤，从兜里掏出手机，几分钟后，一群穿着褐色T恤的男人聚了过来，陆续进店。每次店门一开，游戏厅里嘈杂的声浪就混着烟草的浓烟一起涌出来。这些男人分散在店内不同位置，开始玩弹珠。他们时不时转动椅子，用犀利的眼神看向其中一个客人。那个中年男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包围，仍在自顾自地玩弹珠。
中年男人就是“鲁邦”。
那群穿褐色T恤的人是县警察局的侦查员。在侦查领导的命令下，侦查一科的警察开始确认“鲁邦”的行踪，他们有时把车停在足利市弹珠游戏厅的停车场，在车内嚼着口香糖监视出入口；有时则把警车伪装成私家车，停在“鲁邦”家附近。
“鲁邦”所住的街区一角有个垃圾站。在规定日子的早晨，各家会将可燃垃圾扔到这里，堆成一座小山。突然有一天，那个垃圾站的垃圾袋被贴上了五十厘米长的白色胶带，似乎是为了区别什么。
这里头只有一个垃圾袋没有做标记，不久，这个垃圾袋突然从垃圾站消失了。
“鲁邦”的行踪与生活被监视了。
案件有了进展，很快就能真相大白——就在我对此深信不疑时，事态却陷入了一个极其糟糕的局面。
第八章
混乱
在再审中被判无罪的菅家先生
离开本田教授的办公室后，我脑子很混乱。我向他咨询得相当仔细，可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在出租车上，我还没有从刚才那个事实带来的冲击中缓过来，无心欣赏车窗外绿意盎然的景色，只喃喃自语道：“完蛋了……”
这是我得知“鲁邦”与凶手DNA型完全一致的消息两周后的一个下午，我到筑波大学向本田教授详细了解DNA型再鉴定事宜，却听到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这次鉴定中，凶手的DNA型检测出了两种。
实施“足利事件”再鉴定的有检方推荐的铃木教授与辩方推荐的本田教授，鉴定结束后他们分别递交了鉴定书。
铃木教授的鉴定结论是：“检测的三十三个位点中有二十六个不同，因此不是来自同一人。”本田教授的鉴定结论是：“在短袖衬衣上遗留下精液的人与菅家利和不可能是同一人。”
两份鉴定书都得出了相同结论，菅家确实是无罪的。可是，如果仔细比较这两份鉴定书，就会察觉其中差异。
对于从衬衣上检测出的数值，即真凶的DNA型，铃木教授的鉴定书中写着，STR法鉴定出共计三十三个位点；而本田教授的鉴定书中写的却是STR法鉴定出八个位点、线粒体法两个位点、MCT118法十一个位点。
我去见本田教授那天，他说，他其实以STR法最终鉴定出了三十六个位点。然而，他用STR法鉴定出的位点有一部分与铃木教授的不同。因此，他只将与铃木教授鉴定一致的部分写进了鉴定书。
“确实存在位点不同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菅家的DNA型没有被检测出来。因此，我在鉴定书上写了正确度很高且与铃木鉴定相同的部分。”
这份鉴定用来证明菅家无罪确实够了。可用来抓捕真凶，就存在很大问题。
当初我与侦查机关的领导会面，告诉他的是“鲁邦”与真凶的DNA型完全一致。可这是根据本田教授的鉴定得出的结论，我忽略了本田教授与铃木教授数据的差异。
这下可糟了。
警察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现在应该在秘密进行“鲁邦”的DNA型鉴定。我不知道鉴定实施方是科警研还是科搜研，但他们用来对照的凶手DNA型绝对来自检方推荐的铃木鉴定书。如此一来，就会与本田教授的鉴定结果有出入，最后将得出“鲁邦”与凶手DNA型不一致的结论。
本田鉴定书通过MCT118法检测出真凶的DNA型为“18-24”，受到了科警研的猛烈抨击，他们在意见书中全面否定其结论，根本不可能承认本田鉴定。然而，完全不知检测出两种凶手DNA型的我却自作主张，将“鲁邦”的事告知了警方。
这是我判断失误。我太害怕案件因此被搁置，真相再次没入黑暗。
如果我知道两份鉴定书存在差异，肯定会更加慎重，至少等取得警方一定程度的理解后，再向他们说明本田鉴定书中得到了“DNA型完全一致”的结论。
可如今再怎么懊悔也于事无补。我想在情况复杂化之前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又担心如果操之过急，恐怕会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我脑子里如一团乱麻。
正在我心中烦闷，需要静一静时，手机突然响了。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固定电话号码。号码的前四位表明，它来自霞关。我将冰冷的手机贴上耳朵，听到和我见过面的那位领导的声音：“之前我们谈的那件事，不是那个男的。我们做了鉴定，DNA型不吻合……”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面对如此荒诞的事态，脑中一片空白。
“我刚刚也听说了……”我茫然地望着天空，想说什么却哽在喉头说不出来。凶手DNA型的鉴定结果有两个这样复杂的事，我该如何在电话里向对方说明呢？
“嗯，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我会再给你电话。”对方停顿了一下就挂了电话。
我身心俱疲，越想越生气。
辩方与检方推荐的两位鉴定人都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法医学家、DNA型鉴定专家。两位专家运用最新鉴定技术检测出的DNA型居然不一致，难道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吗？这不正说明了DNA型鉴定本身不足为信吗？
可我又立刻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鉴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也不是不可能。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鉴定试样的问题。
如果是新鲜血液或口腔黏膜这样活性高、无污染的试样，DNA型鉴定不会有问题，从千叶监狱中采集的菅家血液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在于凶手的试样。那是从被害人衬衣上提取的精液。当时负责鉴定工作的科警研技术人员在一审法庭上做证说，他们用试剂找到衬衣上附着精液的部分，然后剪下一段三毫米的纤维，在显微镜下确认了精子。如今，两位鉴定人用剪刀将那件衬衣一分为二，各自带回一半进行鉴定。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鉴定的衬衣位置是不同的。
衬衣上可能有被害人的DNA型，也可能混杂着侦查人员的唾液；浸泡在河里的衬衣可能沾染了异物，精液痕迹也可能淡化。而且这件衬衣长期常温保存在侦查本部与法院的柜子里，DNA型可能已经淡褪或劣化了。这是一个很难鉴定的样本，连专家也得依赖高技术。当初科警研通过显微镜确认的精子，如今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除此之外，两位鉴定人的鉴定方法也有差异。
近年来，科警研在鉴定中使用的都是专业厂商销售的“DNA型检测试剂盒”，以确保再现鉴定结果。铃木教授在这次鉴定中也使用了这种试剂盒。本田教授不仅使用了这种试剂盒，还自己制作了试剂来鉴定。
本田教授说：“试剂盒一次可检测多个位点，因试样不同，化学反应有时会不规律，DNA型鉴定上容易出错。”检方在意见书中指出了本田教授没有全程使用试剂盒的问题。
检测出两种凶手DNA型的原因，我已经有了眉目，思路也理顺了些，这时如果再接到那位侦查领导的电话，或许我可以解释得更清楚。
可真是如此吗？解释清楚数据上的差异，他们就能接受吗？
我想起刚才那通电话，对方说到“DNA型不吻合”时，态度明显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令我无法理解。侦破案件、逮捕真凶对侦查机关而言是个洗刷污名的大好机会。与他面谈那天，他的表现也十分积极。他应该知道那件衬衣状态之恶劣，鉴定一方或许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可另一方却以一百万亿分之一的误差率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如今电话里的他，已经与六天前在银座和我相谈甚欢的他判若两人。
难道还是那个老问题？关于检方与科警研都否认的凶手DNA型“18-24”？
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不禁头皮发麻。与此同时，我突然想到另一件事。
或许与那个案子有关……
我感到后背一凉。
失望归失望，好在菅家的再审终于提上了日程。可是，蹊跷的事却越来越多。
检方向宇都宫地方法院递交了这样一份意见书：
（一）检察官将对无罪证明展开必要的证据调查。检方申请仅调查大阪医大铃木教授的DNA型鉴定，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调查筑波大学本田教授的DNA型鉴定的申请，一律不予接受。
（二）辩护方为究明错判原因，申请了诸多证据调查。证据调查应当以导出有罪或无罪结论为前提，在一定限度内判断证据效力，而不能将其作为查证侦查与审判程序的手段。“这与被告本身的主观愿望和要求无关”，“迅速做出无罪判决，在法律层面让菅家从被告与服刑人的身份中解脱，才符合菅家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此，以究明错判原因及查证侦查程序为目的的证据调查脱离了刑事审判制度的目的，导致程序滞缓，非常不得当。
（三）对于辩护方要求的在期限内梳理此案的侦查程序，因本案无任何争议点，无提交侦查程序的必要，故反对。
简而言之，这段文字的大意是：检方只认可铃木鉴定作为无罪证据，不接受本田鉴定；这个案子没有任何争议点，请求立即判决菅家无罪；调查错判的原因是浪费时间，反对。
检方大概不想查明真相，只想尽快结束再审。菅家被释放后，最高检察厅的副检察长伊藤铁男在记者见面会上明确表示：“我们将迅速应对再审，希望法院能尽早宣读判决。”
大部分媒体似乎都认为再审将平稳有序地推进，“有望年内宣判无罪”的文字到处可见；看了记者见面会的人应该也会觉得检方迅速的应对姿态显示出了十足的诚意。尽管有部分媒体冷眼旁观，点破检方想尽快从这个泥潭中抽身的意图，不过舆论基本朝着“案件已有结果”“检察厅与法院必须向菅家道歉”的大方向走。
而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检方这么着急抽身，莫非是想守住什么秘密？
在我看来，无论是意见书，还是最高检察厅副检察长的发言，都暗藏某种意图。已是自由之身的菅家不会在乎什么迅速的判决——“我被关押了十七年半，不可能这么轻易作罢。”他想看到的是对当年侦查工作的彻底查证、侦查人员发自内心的赔礼道歉，以及真凶落网。
然而，检方接下来的做法恐怕不是菅家想要的。他们想排除MCT118法鉴定出的凶手DNA型是“18-24”这一结果。此次再审中他们最想保护的，是“DNA型鉴定的神话”。
从媒体报道的角度来看，整件事好像十分简单明了。两位教授分别鉴定了凶手与菅家的DNA型，都得出了两者不一致的结论。因此，菅家无罪，一切尘埃落定。检方似乎想把大家往这个方向引导。
然而，这里面却存在一个检方无法忽视的事实——本田鉴定书。这份鉴定书记录了MCT118法的鉴定结果，即凶手的DNA型是“18-24”。而科警研当时的鉴定结果是“18-30”。如果承认了本田鉴定，就相当于在法庭上当众承认科警研的鉴定错误。
如此一来，利用先进科学技术侦破诸多疑难案件的科警研就会颜面扫地，信用尽失。科警研对各个都道府县警察局的科搜研负有指导培养的责任，是日本科学侦查的大本营。它的证据能力被质疑，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我想到的另一件事却远比这个问题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司法界的禁忌。我若是日本司法人员，绝对不想与它有任何瓜葛。
那就是发生在福冈县的“饭塚事件”。
一名男子因涉嫌杀害两个女孩被逮捕，关键证据之一就是科警研的DNA型鉴定结果。这名男子在被捕前后一直否认有犯罪行为，可依然被判有罪，执行了死刑。审判中被采纳为证据的DNA型鉴定，用的正是令菅家蒙冤入狱的MCT118法，连鉴定人也是同一批人。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即关于“足利事件”有望实施DNA型再鉴定的新闻播出十几天后，我接到一位资深记者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语气沉重地告诉我：“你一直关注的久间三千年，今天被执行死刑了……”
我瞬时觉得天旋地转，双脚像被钉死一般无法动弹。
“足利事件”的再鉴定结果出炉、人们对MCT118法产生怀疑，是在久间三千年被执行死刑的六个月之后。
为何不能等到菅家DNA型再鉴定的结果出来后再行刑呢？
法务大臣森英介是在行刑的四天前下达死刑命令的。行刑后，森大臣在记者见面会上做出说明：“出于残忍的动机，被告犯下了杀人罪，对被害人及其亲属而言，罪大恶极。鉴于以上事实，慎重研究后我下令执行死刑。”
案件发生在一九九二年二月，人们在深山中发现两个七岁女孩的尸体，两年后，福冈县警方逮捕了五十六岁的久间三千年。现场采集的血液通过DNA型鉴定，证实与久间一致。
实施鉴定的正是科警研的主任研究官S女士与K技术官。鉴定手法是凝胶与123bp ladder Marker组合的电泳法，与“足利事件”的鉴定方式相同。
久间坚持否认自己与案件有关，可法院依然下达了死刑判决。高等法院判决书中对DNA型鉴定一事如此写道：“依据最高法院的判例，MCT118法的DNA型鉴定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证据效力。”所谓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足利事件”中的“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决定”。
也就是说，一旦在“足利事件”的再审中承认科警研的错误，便意味着最高法院的判例被推翻，“饭塚事件”很可能被曝光在大众面前，成为动摇日本死刑制度及司法系统的一大事件。届时法务省恐怕会陷入大麻烦。
所以我才说，我若是日本司法人员，绝对不想与它有任何瓜葛。
森大臣应该只是按照政府办公的常规流程签署了《死刑执行命令书》。但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七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死刑的执行命令要在法院判决后六个月内完成。
同一时间，菅家的DNA型再鉴定一事正闹得沸反盈天，如果森大臣知道当初菅家的DNA型鉴定和“饭塚事件”的鉴定是用同一种方法、由同一技术官实施，他还能如此果决地签署文件吗？
简直糟糕透顶。
我担心再这么下去，本田鉴定会成为一张废纸，“1824”型也要没入黑暗。自从得知检方意见书的内容，我便坐立不安。
经过整理，我的推论如下：
①从小真实衬衣试样上鉴定的凶手DNA型是“18-24”。
②“鲁邦”的DNA型是“18-24”。
③因此，“鲁邦”就是真凶。
而科警研的主张如下：
①从小真实衬衣试样上鉴定的凶手DNA型是“18-30”。
②“18-24”是凶手以外某个女性的DNA型，与本案无关。
③“鲁邦”的DNA型不是“18-30”，因此不是真凶。
科警研并未明确言及“鲁邦”，但推导出来的结论一定是这样。
必须推翻这种说法。
之前提到，检方取走松田女士的口腔黏膜与小真实的脐带实施了被害人鉴定。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通过一位负责司法报道的朋友采访到了检方，得到的回复是：“是否实施了鉴定是侦查内容的一部分，无可奉告。”也就是说，现在甚至无法确定鉴定是否已经实施，他们更不可能公开鉴定结果。如果我没去采访松田女士，可能连实施被害人DNA型鉴定这事都会被蒙在鼓里。这不禁令我感到恐惧。
再等下去也无法得知被害人的鉴定结果。我决定自己去做鉴定。
一个闷热的夏日傍晚，我把车停在松田女士家门口。
一只褐色小猫在客厅里伸着懒腰。我立刻想起来，小真实生前很喜欢猫。而案发后，松田女士也总是和猫形影不离。
松田女士手捧一个小小的白色旧盒子，坐到了我的对面。盒子里收着一样珍贵无比的东西——小真实的脐带。
“如果能派上用场，请你尽管用吧！”松田女士说着，把小白盒递了过来。盒子上一个金色的“寿”字微微发光，旁边还有龟鹤图案。我把盒子捧在手心，这份微妙的重量让我鼻头一酸。
我将装有小真实脐带与松田女士口腔黏膜的密闭容器紧紧护在胸口，同她辞别，前往筑波市。途中，一桩桩往事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想起松田女士第一次打电话来时对我说的话：“请你不要再给我们写信了，这让我们很困扰。我们不打算接受采访。”
自那天以后，多久过去了？
松田女士多次接受了我的采访，如果没有她，很多事将永远隐没于黑暗。要是没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这个案子会有怎样的结果？我不敢去想。
驱走我这种感伤情绪的，是几天后出来的鉴定结果。我在办公桌前打开了从筑波大学法医学教室寄来的信件。信封上有几行黑字。
鉴定书
松田真实及其母亲松田瞳以MCT118法鉴定的DNA型
委托者：日本电视台记者 清水洁
我打开信封内的文件，两组用黑色墨水写成的数字映入眼帘。我盯着数字，仿佛能听到体内血液流动的声音。
开什么玩笑！
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足利事件”终于开庭再审。宇都宫地方法院第二百零六号法庭上，佐藤正信审判长用略异于一般庭审的方式开口说：“菅家先生，请您起立。”
称呼被告时加上敬称是特例。已经被释放的菅家没有站在被告席上，而是与辩护律师并肩而坐。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庭审现场。
曾经就在这个法庭上，迫于警方压力的菅家认罪了，现在他面对法官，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话：“我没有杀人。”
说完后，他侧过脸望向检察官，目光严肃坚定，继续往下说：“我希望得到一个我能认同的无罪判决。”
这才是菅家所期望的。案件的真相能在法庭上大白天下，法官能做出一个清晰明了而非模棱两可的无罪判决。
在休庭前的最后一刻，菅家举手要求发言。他起立后说：“请让（当时的）检察官出庭。请找到真正的凶手。”
第二次公审上，法庭同意了辩护团的主张，两位鉴定人作为证人出庭。科警研的鉴定照片被出示在两位鉴定人面前。人们屏气凝神，想知道两位法医学者如何评价科警研的鉴定。
检方推荐的铃木教授凝视照片很久后说：“不是很清晰。”辩方推荐的本田教授则十分严肃地说：“鉴定完全失败。根本无法判定。”两位法医学者都认为当时的鉴定是失败的。
照片上的凶手条带十分模糊，用专家的话来讲，菅家与凶手的条带位置是错开的。这次鉴定还用了有缺陷的标记物。一个外行人都会觉得这样的鉴定疑点重重。
被害人小真实及其母亲的鉴定结果也已递交法庭。这份证据并非出自检方之手，他们依然对被害人的鉴定结果避而不谈。辩护团也因有关规定不能与家属接触。鉴定是我委托本田教授所做，结果如下：
松田真实的DNA型 18-31
松田瞳的DNA型 30-31
本田教授在法庭上做证道：“鉴定明确显示，MCT118法检测出的被害人松田真实的DNA型是‘18-31’，其母亲的DNA型是‘30-31’。”
如此一来，衬衣上残留的“18-24”型只能属于凶手本人。可即便本田教授如此做证，检察官还是装聋作哑。
本田教授陈述完被害人的鉴定结果后，指出一种可能性，即科警研鉴定出的不是凶手的DNA型，而是被害人或其家属的DNA型。
小真实的DNA型是“18-31”，母亲松田瞳的DNA型是“30-31”。上文提过，MCT118法是两个数值的组合，这两个数值分别来自父亲与母亲。也就是说，小真实DNA型的数值中，18来自父亲，31来自母亲。
案发之前，衬衣上很有可能附着了母女两人的DNA。既然如此，试样凝胶上出现18、30、31三个条带便不难理解。那个消失的DNA型，即之前被科警研认定是凶手DNA型的数值，正是“18-30”。
科警研通过被害人鉴定，很可能已经知道最初鉴定出的是女儿或母亲的DNA型。
佐藤博史律师得知鉴定结果后指出：“一九九一年的科警研根本没有能力区分29、30、31，这是一个把一切混为一谈的可怕鉴定。”
菅家的“18-29”很可能因为太接近“18-30”而被强行认定为与凶手一致。
他们真的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
第四章提到，123bp Ladder Marker被指出有缺陷后，菅家与凶手的DNA型由“16-26”更改为“18-30”。
我在“饭塚事件”的判决书中发现了相同的数值：
使用123bp Ladder Marker鉴定出的“16-26”型，对应Allelic Ladder Marker的“18-30”型，也可能对应“18-29”“18-31”……
29、30、31……这些数值是一样的吗？《科学警察研究所报告》中提到，替换新标记物后，旧型号可能对应两个新型号，可“饭塚事件”中的“16-26”型竟然有三个对应数值！再者，出现“也可能”字眼的判决书，真的可以作为下达死刑判决的依据吗？
如果按照“饭塚事件”判决书的逻辑来解释，那么菅家的“18-29”、科警研后来认定为凶手DNA型的“1830”、被害人小真实的“18-31”，全都成了相同的型号。
还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无论是“足利事件”中的菅家与凶手，还是“饭塚事件”中的久间三千年与凶手，采用科警研有缺陷的标记物鉴定出的结果都是“16-26”型。
真有这样的偶然吗？
检方推荐的铃木教授的证词也令人大跌眼镜。鉴定书上明明没有写，可铃木教授却说他也用MCT118法实施了鉴定。当被问及鉴定结果时，他回答：“DNA型的确显示出来了，但（由于没有标记物）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型号。”
辩护律师问道：“本田教授也用了MCT118法，为何您二位的结果会有这样的差异？”铃木教授回答：“这恐怕是熟练度的差异。本田教授长期从事研究，所以有办法得出结论。对于我们之间出现的差异，我也很吃惊。”
本田教授则讲出了鉴定过程中与铃木教授通话时的内容：“我一直以为铃木教授没有用MCT118法做鉴定，可四月中旬后，他告诉我，他也紧急实施了MCT118法鉴定，菅家的DNA型是‘18-29’。（衬衣上）24虽然出现了，可是18并没有出现。于是我说，这样啊，24出现就好。”
鉴定人之间的交流是得到审判长同意的。本田教授的话证实了铃木教授也检测出了数值24。
这个事实令人震惊。
可检察官依然无视。为了捍卫科警研科学鉴定的权威，他们用法庭上那些满是数字与记号的文件，全力攻击本田鉴定。
法庭上的检察官仿佛潘多拉，拼命想要盖上潘多拉魔盒。
他们到底想守住什么东西呢？是科警研的威信、“饭塚事件”的判决，还是“DNA型鉴定的神话”？
法庭上双方的诉求明明都是无罪判决，可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围绕MCT118法鉴定的争论愈演愈烈。
“采用123bp Ladder Marker……”“反对！”“将‘16-26’替换为‘18-30’是否是误导？”“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当然是科警研论文！”“如果看条带……”“PCR增幅是失败的。”“这是诱导提问。”“重复！”“轨迹……”“多态性……”“提问内容与主题无关。”“PCR副产物……”“反对！”“根据密度图所示……”“这是争论范围内的问题。”“酸性磷酸酶活性……”“位点不同。”“等位基因类型……”
一桩杀人案的审判现场如同大学讲堂，法庭上充斥着与DNA型有关的专业词汇，我环视一圈，不禁疑惑，在座的到底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些内容？法官能听懂吗？
曾经是被告，如今成为被害人的菅家也是一头雾水。毕竟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世界。检方越是死守阵地，场面越是混乱。
面对没完没了的争论，我焦虑起来：司法鉴定过程中，请不要将错误的实验方法称之为科学！所谓科学，是实验结果可以重现、实验结论可以向世界推广的学问。检方之前一直拒绝再鉴定，还把试样常温放置，任其劣化，导致用最新技术也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我都替本田教授与铃木教授抱不平。
莫非检方和科警研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放烟幕弹？
我不禁长叹一口气。身处现场的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在电视上报道这场庭审。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电车的车厢广告上出现一条醒目的标题：《“足利事件”中被警察隐藏的“真凶”》。
这是我写的新闻报道。
在再审有进展而真相仍未知的情况下，不少杂志来约稿，我决定先为《周刊朝日》写稿。
我把目前的疑点都写进了报道，也谈及DNA型鉴定与“饭塚事件”。与此同时，电视台的报道也在同步进行，如《NNN Document》节目中的《“足利事件”：荒唐的冤案》《检方……疑惑再现：被封印的真凶》，《ACTION》特辑里的《“足利事件”的“时效”查证》等。
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三次公审中，我的一大疑问终于得到解答。
科警研所长福岛弘文作为证人出庭，辩护律师问道：“当时到底有没有对被害人实施MCT118法鉴定？”他终于承认道：“我没有看到鉴定结果。应该是没有做。”
果真如此。如果做了，检方就不会再找松田女士。没实施被害人鉴定，科警研鉴定失误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不仅如此，科警研遗失了当时DNA型鉴定底片的事也被曝光了。最后一次公审中，科警研的技术官说：“当时的鉴定结果不是依据照片判定的，而是在解析装置中读取底片，经过校正、计算等程序判定的。”可他们却把最重要的底片搞丢了。或者，难道他们在有意让底片远离公众视线？
我对科警研的怀疑越来越多。
在证人提问的最后，菅家对福岛所长说：“我希望科警研能够向我道歉。”
望着难得露出愠色的菅家，我突然想起了他从狱中寄给我的信。他一笔一画认真写下的每一封信中，都有这么一句话：“DNA型鉴定搞错了。”
十八年前，在警方与科警研高声自夸、媒体大肆吹捧DNA型鉴定之时，只有菅家坚称DNA型鉴定有误。他有权要求科警研道歉。
然而，福岛所长突然开始了一段不知所云的解释。那一刻，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怀疑是不是福岛所长理解错了菅家的意思。
“我想说的是，当初鉴定出的结果是正确的。无论怎么鉴定，都不会得出其他结论。这一次是通过更加精准的鉴定方法令大家了解到事实真相，并未发现重大失误。我可以从学术立场上保证。”
这根本就是狡辩。
上文已经多次提及，一九九三年有缺陷的标记物被替换，替换契机是一九九二年的“DNA多型研究会”。研究会上，当时还是信州大学助教的本田教授与眼前的这位福岛所长等五人共同发表了研究报告，成为科警研更换标记物的依据。
而在前一次公审中，本田教授做证说：“当时福岛先生是DNA型鉴定的先驱者。他曾表示，（123bp Ladder Marker）存在严重的问题。”
可二〇〇八年当上科警研所长的福岛，却在这次公审中说使用123bp Ladder Marker进行的鉴定“并未发现重大失误”。
二〇一〇年，第五次公审中，法庭公开了审讯菅家的录音。六个多小时的录音，记录下了菅家被捕一年后检察官森川大司的审讯过程。
法庭天花板装有音响，我特意挑了音响底下的座位，手握钢笔，侧耳倾听。菅家在审讯中反复陈述自己是清白的，可检察官不予理会，令我不寒而栗。这段原本作为有罪证明的录音，带我回到了十八年前那个阴暗恐怖的时刻。
“现在正在起诉的小真实一案，就是你干的吧？”
“不是。”菅家小声回答。
“什么？”
“不是。”
“不是？”
“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鉴定？我不太清楚。”
“DNA型鉴定。”
“我有听说过，可我真的没有犯罪啊。”
“鉴定结果显示，你和凶手的DNA型一致。”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绝对不是我。”
“你说不是你，那你觉得这世上有多少人和你有一样的精液？”
“……”
检察官拿DNA型鉴定当武器，逼迫菅家招供。可是“一样的精液”是什么意思？他们到底是怎么理解DNA型鉴定的？
“反正就是各种意义上的一致。你之前都是认罪的，为什么最近突然否认了？”
“……”
“除了你的供述，我们还有其他证据。你太狡猾了，不然为什么不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无罪？从刚才开始你就没敢看我眼睛！”
“对不起！对不起！”菅家的声音带着哭腔。
检察官依然不依不饶地逼问：“你在撒谎，对吧？”
“对不起！饶了我吧！求你们饶了我吧！”菅家声泪俱下。
检察官继续追问：“如果你杀了人，就必须好好反省；如果没有，那为什么要承认？”
“……”
接着，检察官开始诱导菅家。“没错吧？小真实案就是这样的吧？”
“是的。”
“是你干的吗？”
“是的。对不起。”
菅家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否认了罪行，就这样又一次变成了自供。
森川作为证人出庭了。菅家听了这段录音，或许回忆起了往事，面有愠色。他语气强硬地对站在证人台上的前检察官发问：“森川先生，请问你如何看待我因不实罪名被关押了长达十七年半的时间这件事？”
曾经的被告质问起了起诉自己的检察官，简直是十八年后的反转。
“作为检察官，我研究了证据，起诉了菅家，并参与了庭审。如今通过DNA型再鉴定，得知菅家并非凶手，我感触颇多。”森川没有看菅家，而是直挺挺地面朝前方发言。
“当时在看守所接受调查，我说了自己没有杀人，可你们为什么不把我的话传达给律师和法院？”菅家一脸怒气，面色涨红。自去年出狱后，我第一次见他这样说话。
“森川先生，也请你向我的家人道歉。他们一直都很痛苦。”
“我想说的刚才已经陈述过了。”
“这事让他们很难受，你觉得这样说就够了吗？”
“我刚刚已经陈述过了。”
“森川先生，你并没有在反省！”
这时现任检察官插话道：“审判长，对方的提问与证人的做证无关，我不明白……”
菅家转向那位检察官，怒气冲冲地说道：“请你闭嘴！这事和你没有关系！”
检察官好似被菅家的气势震住了。
“森川先生，你不打算反省吗？”
审判长此时发话了：“同意提问。请证人回答，你是否在反省？”
法庭一片死寂。我从没在刑事案件的法庭上听过这样的问题。
“我已经陈述过了。”森川既不看菅家，也不低头，只是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
菅家气愤地高声喊道：“你曾说我没有人性，可真正没有人性的人，是你！”
我紧攥钢笔，被菅家悲痛的喊声击倒。
森川的这段审讯录音因没有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以及未知会律师等问题，被认定为非法审讯。
法庭外，衫本纯子想要采访森川。“请问当时您对起诉菅家很有把握吗？”
这是个极其寻常的问题，可森川戴着口罩，拿着手中的提包快步离开。
“走开！你们烦死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挡住了镜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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