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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皇帝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丁巳（499年5月7日）元恪在鲁阳（今河南鲁山）即位，是为北魏世宗宣武帝。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按古代标准，他在位时间跨了十七个年头，从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到延昌四年正月，499—515），使用过四个年号（景明、正始、永平、延昌），每个年号都是四年。《魏书·世宗纪》说他小时候“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做了皇帝之后，“善风仪，美容貌，临朝渊嘿，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矣”。这是对他个人品性风格的描述，格于史体，当然都是尽量说好话的。至于他统治时期的朝政状况，《魏书》的评价就不高了：“垂拱无为，边徼稽服。而宽以摄下，从容不断，太和之风替矣。比夫汉世，元成安顺之俦欤。” 以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安帝、顺帝来比附他，也就把后来北魏衰乱的责任部分地推给了他。
《魏书》称宣武帝“垂拱无为，边徼稽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总结性评价，说的是宣武帝本人不像他父亲孝文帝那样锐意制作，各方面都没有改革创新的努力，却意外地在南北军事对抗方面收获了巨大成功。这些成功中最重要的两项，即夺取南朝的汉中和寿春，并非北魏积极进取的结果，而是和献文帝时获得刘宋的淮北淮西大片土地一样，是收了南方内政破裂的大礼。只有夺取义阳，算得魏军主动进攻的重大成就。不过，不管过程如何，论疆境南扩的深度，宣武帝时期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孝文帝时期，而且这些重要战略要地的获得，注定了南北军事上强弱攻守的态势再无翻盘的机会。
也许这些军事成就反倒加深了北魏政治酝酿已久的内部危机。尽管一直有战事，但规模都不大，而且都在南方，可是在北方和西北，传统的军镇密集区和职业军人最多的地方，进入了太平盛世般无仗可打的和平时期。北魏以征服立国，军队在体制内最为尊崇，尤其是军力所赖的北方边镇，在朝廷财政支出中享有优先地位。孝文帝迁都，以六镇为首的北方边镇地位开始下降。对高级将领来说，无仗可打意味着无功可立和升迁缓慢，造成边镇官职的吸引力下降。对中下级军官来说，无仗可打意味着得不到正常财政支出之外的后勤补充，那也就意味着经济利益的不小损失。
来自朝廷的好处大幅下降后，军镇各级官贵势必加大对所领镇戍军民的盘剥，底层军民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战争提供的阶层流动性趋于冻结。再加上宣武帝时期北方连年大旱，严重削弱了边镇各戍耕牧自给的能力。此外，随着王朝大兴文治，越来越多的官职开放给华夏士人，相应的，能够供应迁洛代人的官职日见寡少。《魏书·山伟传》：“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 虽然说的是孝明帝时期的情况，其实主要是宣武帝时期造成的。
不过，以上话题都是传统政治史所关注的，与我们这里围绕王钟儿/慈庆所讲的故事，虽有联系，却不是那么直接。有直接联系的是宣武帝对权力、对宫廷、对身边各类人的看法和处理方式。
毫无疑问，元恪当上皇帝，年过六十的慈庆一定是高兴的。后来宣武帝把慈庆留在宫内，最紧要的时刻还想到请老太太出马，可见他们一直是有联系的。和北魏此前历代皇帝比，宣武帝崇佛最甚。《魏书·世宗纪》说他“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并记永平二年十一月己丑（509年12月12日）“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 宣武帝在皇宫聚众讲经远不止这一次。《魏书·释老志》：“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 可以想象，慈庆是一定会参与这类讲经活动的。在旧有的情感凝结之外，老尼慈庆与宣武帝又有了一层新的精神联系。
不过，对于宣武帝来说，从在鲁阳即位到自如地安坐洛阳宫，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经历了一番风雨艰险的。
孝文帝在南阳病重，自知大限已到，匆忙为继承人安排辅政班子时，彭城王元勰央求孝文帝不要选他，允许他在新君继位后退居闲散，还要求孝文帝立下字据。孝文帝共有六个弟弟，他一向器重的是最小的两个弟弟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详，尤其是元勰，迁洛后深得倚重，兼综军国大务，声实俱隆。反倒是孝文帝的长弟咸阳王元禧，在军政事务中都无关紧要。元勰大概明白，孝文帝在世一切都好，只要孝文帝不在，自己的处境会非常危险（“震主之声，见忌必矣”），所以他坚定地请求孝文帝允许他“辞蝉舍冕，遂其冲挹”。孝文帝当然理解这一要求的合理之处，不仅答应他，还给太子元恪一份手诏，要他尊重元勰的立场，“汝为孝子，勿违吾敕”。
因元勰退出，孝文帝给元恪安排的辅政大臣一共六人，号称“六辅”。六辅之中，咸阳王元禧和北海王元详分别是孝文帝的长弟与幼弟，代表皇室；任城王元澄和广阳王元嘉在太和后期为孝文帝所亲重，代表宗室；尚书令王肃和吏部尚书宋弁是太和后期诸般改革的智库，代表朝臣，特别是其中越来越重要的文士。虽同为辅臣，六人轻重不同，元禧、元详分任太尉、司空，地位最高，宋弁只是吏部尚书，名位最轻，且死在孝文帝晏驾之前。余下三人都是尚书省长官，王肃是尚书令，元澄、元嘉分任左右仆射。照说王肃位高，不过他从萧齐逃难而来，虽受孝文帝宠用，在朝中全无根基，元澄等人自然不服。
恰好有南齐降人举报王肃与南边勾结谋叛，元澄立即抓捕王肃，同时上报朝廷。审查的结果是子虚乌有，这下子元澄就麻烦了。他因在太和后期特受孝文帝信任，元禧早已反感，于是借机与元详联名上奏，指责元澄“擅禁宰辅”，迫其“免官归第”。 王肃虽获昭雪，心气已挫；元澄虽不久再获任用，亦远离中枢。这件事发生在宣武帝即位之初。六辅格局还没开始就死了一人，刚刚开始再废去二人，意味着所谓的“六辅”，实际从未存在过。
即使在六辅格局中，真正有权威的也只是元禧和元详二王。在宋弁早死，王肃、元澄淡出后，广阳王元嘉以疏属（太武帝子孙）年老，“好饮酒，或沉醉”，本来就有装饰意味，现在更不会再摆辅臣的架子。这样真正发挥辅政大臣作用的只剩下元禧和元详，而元禧作为孝文帝长弟尤为崇重。即位之初的宣武帝，因居丧守孝（所谓“谅闇”），理论上不听政事，实际上也不被允许行使皇权，军国万机皆决于元禧、元详二人。北魏自道武帝以来虽不见兄终弟及之事，但可汗诸弟依次上位的古老内亚传统并未完全消失。美国学者艾安迪指出，北魏中前期许多皇弟死得不明不白，很像是被有计划地杀死的，目的大概是避免他们在皇帝死后参与皇位继承之争。 从这个角度讲，宣武帝元恪的潜在权力竞争者首先是他的六个叔父。
六个叔父中的赵郡王元干，死在孝文帝之前。剩下的五个叔父，名声最大的彭城王元勰在鲁阳时就把孝文帝的手诏跪呈给元恪，表现出告别权力的决心。而陪同元恪南来的元禧，和元恪的东宫诸臣一样，一开始并不信任元勰，元禧甚至不肯入城，而留在城外逗留观望。大概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元勰有夺位自立的野心，这是他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甚至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时机。当元勰把大军指挥权分享给元恪的东宫官属，让孝文帝的御前侍卫转而为元恪效力，和元澄一起在第一时间扶元恪即位，这才基本上洗脱了嫌疑，元禧也才放心入城。兄弟见面，元禧对元勰说：“汝非但辛勤，亦危险至极。”元勰知道他为何迟迟不入城，心下怨愤，回道：“兄识高年长，故知有夷险，彦和（元勰字彦和）握蛇骑虎，不觉艰难。”从鲁阳开始，元禧代表皇帝行使军国大权。回到洛阳，元详也加入进来，不过他作为幼弟，不能与元禧完全并立。就这样，元禧把自己推到新君头号畏忌对象的位置上。
这时宣武帝元恪已经十七岁，不是任人与夺的少年了，但他从无监国或带兵的经历，与朝臣缺乏个人联系，因而不知道可以倚靠或利用朝臣中哪些人来抗衡元禧。而他的成长经历，特别近四五年来过山车般的洛阳宫经历，让他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对宫廷内外以及朝廷上下几乎无法建立信任。这种情况下，他会本能地在自己身边寻求支持。所谓身边，就是物理距离最近的人，只能是侍卫武官和宦官。《魏书》辟有《恩倖传》，专记那些出身细微、以近侍身份大得皇帝（或太后）信赖因而飞黄腾达的人。《魏书·恩倖传》一共为九人立传，其中六人活跃于世宗朝，可见近侍贵宠的现象以宣武帝时期最为多见。
自在鲁阳即位，宣武帝接触最多的便是身边的侍卫武士，而这些侍卫武士又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原太子宫侍卫，另一部分是原孝文帝御前侍卫。宣武帝与他们日常厮混，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和亲密关系，其中乖巧者自然能够察知皇帝的心事，会主动为皇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魏书·恩倖传》所记的王仲兴本是孝文帝的贴身侍卫，宣武帝即位后继续担任近侍武官，职为斋帅，深得宣武帝信任，后来升为武卫将军，总领宫内禁卫军。另一个“恩倖”寇猛，孝文帝时任羽林中郎，属于禁军的下级军官。宣武帝“爱其膂力，置之左右，为千牛备身”，成了手执大刀紧贴皇帝的御前侍卫，后来也做到武卫将军。
不过宣武帝即位之初，最亲密最信任的还是太子宫的旧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赵修。据《魏书·恩倖传》，赵修“起自贱伍”，“本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可见是作为厮役小人在太子宫打杂，虽具“左右”之名，却是“白衣”，即不在正式编制之内，没有官方身份。赶上年轻的太子爷最喜欢拳脚功夫好、擅长骑马射箭的卫士，“颇有膂力”的赵修很快就成了心腹。宣武帝即位后，赵修转为禁中侍卫，继续贴身服侍宣武帝，“爱遇日隆”。可以说，赵修是宣武帝即位之初最重要的耳目和爪牙。从他后来与于烈兄弟关系特亲来看，宣武帝与于烈联手终结亲王辅政，居中联络的除了于烈之子于忠、东宫御医王显，赵修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北魏洛阳城示意图（参照《中国史稿地图集》、钱国祥《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研究，冯博文制图）
可是王显也好，赵修也好，对朝廷政务都全无了解，在政治层面毫无经验。要对抗亲王宰辅，还必须有深通朝政的计谋之士。在年轻的宣武帝跟身边几个亲信满腹怨悱却无能为力时，真正能出谋划策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从偏远的流放地秘密潜入京城的高聪。据《魏书·高聪传》，高聪出自勃海高氏中随南燕渡河居住青州的那一支，作为平齐民被掳至云中镇，成了兵户（和建立东魏西魏的那些六镇人士的身份差不多），得同宗的高允提携，才在魏朝做官。高聪不仅长于经史，文才突出，而且“微习弓马”，向孝文帝自荐，愿意带兵打仗。可是到了淮水前线，率领二千军队的高聪“躁怯少威重，所经淫掠无礼，及与贼交，望风退败”，被抓到悬瓠（就是孝文帝曾长期驻扎并且生病的那个南方重镇），孝文帝给他的处分是“恕死，徙平州为民”。平州大致位于今河北省东北角燕山山脉以南的滦河流域（唐山与秦皇岛之间），那时属于边地。可能高聪刚刚抵达平州，就听说孝文帝驾崩，于是不顾禁令，悄悄南返，回到洛阳后观察形势，发现了机会。
虽然细节已全不可知，反正高聪秘密地联系上了宣武帝，献上了最重要的策略。所以《魏书·高聪传》说：“六辅之废，聪之谋也。”宣武帝亲政，立即任用高聪为给事黄门侍郎，职居秘要。
高聪为废六辅做了哪些谋划，事涉机密，当时知者必甚寥寥，他自己事后决不会说，外间自然无人知晓。我这里纯粹推测，很可能正是高聪替宣武帝发现了于烈这个可用之臣。
据《魏书·于烈传》，于烈是孝文帝末期非常信任的武将，他虽不赞成孝文帝迁都改革，但从不公开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且当穆泰、陆叡等在平城谋划反对孝文帝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为孝文帝深所赞赏，把他提拔到禁军统帅领军将军的关键岗位上。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最后一次出征时，没有如前次那样让于烈从行，而是把他留在洛阳，执手告别，说道：“都邑空虚，维捍宜重，可镇卫二宫，以辑远近之望。”当时孝文帝对自己的健康已失去信心，凡事都从长远考虑，把于烈留在洛阳，就是防范意外。孝文帝死在荆沔前线，于烈是洛阳城中少数几个得元勰通报的人之一，他“处分行留，神色无变”，为皇位顺利转移立下功劳。不过，于烈很快就和实际执政者元禧发生了冲突。
据说发端于一件小事。《魏书·于烈传》：“咸阳王禧为宰辅，权重当时。”元禧和元勰的风格很不一样，一向盛气凌人惯了的，更何况此刻高居权力巅峰，哪里把文武臣工放在眼里。他派一个家僮去见于烈，要于烈从禁卫军选派一批羽林虎贲来给他当护卫，以便“执仗出入”。羽林虎贲职在宿卫，只从属皇帝，怎能随随便便跟着一个奴僮出去？于烈说，我作为领军将军，只知道保卫皇帝保卫朝廷，要我派羽林虎贲，必须得有诏书，断无私下奉送之理。家僮悻悻而归，一番报告。元禧动了气，让家僮再来见于烈。
家僮传元禧的话道：“我是天子儿、天子叔，元辅之命，与诏何异？”
于烈面色严峻，厉声回答：“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儿、叔，若是诏，应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
无论《于烈传》这段话是否可靠（显然在美化于烈的同时丑化元禧，更是为宣武帝的后续行为铺垫合理性），于烈与元禧之间一定出了大矛盾。执政与禁军统帅闹崩，当然是极大的问题。元禧“遂议出之”，就是要把于烈调出洛阳，安排他去旧都平城担任恒州刺史。于烈不接受，屡屡上表要求留在洛阳，而元禧控制下发布的“诏书”则一再不听。于烈气急败坏，找到彭城王元勰，怒道：“殿下忘先帝南阳之诏乎？而逼老夫乃至于此！”这时的元勰名望虽高，却不在辅政之位，无从干预。
有意思的是，元禧虽然知道于烈是个威胁，也打定主意把他赶走，却没有先解除他的领军职务。于烈到此地步，一不做二不休，只好悄悄联系皇帝，推动政变发生。元禧与于烈的冲突对于夹在其间的许多文武官员来说固然是灾难，不过，对于宣武帝和他身边那些亲信来说，则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可想而知，在宣武帝与于烈之间沟通联络的，除了于烈的儿子于忠，就是原东宫亲信如王显、赵修这类人物。于烈让于忠秘密地传话给宣武帝：“诸王等意不可测，宜废之，早自览政。”这话才是说到宣武帝心坎里了。
恰在这时，身居元辅却被元禧压了一头的元详也忍不住了。元详虽是幼弟，却深得孝文帝器重，只是太和末年被元勰抢尽风头，新君继位后又被元禧高居其上，自然憋闷含屈。他主动跟宣武帝说，元禧有些做法太过头了，不能再让他这样搞。很显然，元详的目的是扳倒元禧，不过去掉元禧，不等于宰辅之位自动归入元详。于是元详又跟宣武帝说，元勰名望太高，对于皇上总是个威胁，不宜担任宰辅。元详这些想法的一个前提，便是宣武帝自己不能执政，必须有个亲王宰辅。去掉了元禧和元勰，虽然还有两个哥哥在，但他们名声才器都不突出，担任宰辅只有元详最合适。
可是宣武帝考虑的却是终结亲王辅政，这当然是元详意想不到的。
到景明二年（501）正月，十九岁的宣武帝居丧守孝理论上已跨三个年头（其实还不到二十个月），可以结束“谅闇”状态了。《魏书·术艺传》：“罢六辅之初，（王）显为领军于烈间通规策，颇有密功。”王显以御医身份，有较大的便利往来于宫廷内外，特别适合充当宣武帝与于烈之间的联络人。这些参与密谋的一帮人（特别是其中最有头脑的高聪），选择的行动时机正是礿祭。正月间最大的国家祭典是礿祭，祭日，三公诸王要一大早到太庙旁边斋洁，预备入庙行礼。据《魏书·世宗纪》，宣武帝宣布亲政在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可见行动就在这一天。据《魏书·彭城王传》，元禧、元勰和元详（一定还有其他王公大人）在太庙东坊斋洁时，于烈带着六十余名“宿卫壮士”闯了进来，大概他们先已在外面控制了这三个亲王带来的贴身警卫。
《魏书·于烈传》对事件经过有浅白的描述，特别记有宣武帝与于烈父子的对话，显得是宣武帝一人一时的决策，于忠只是传话者，于烈只是执行者。比如宣武帝前一晚让于忠传话给于烈，说“明可早入，当有处分”。次日一早于烈入见，宣武帝说了一堆“诸父慢怠，渐不可任”的话，于烈随即表态“今日之事，所不敢辞”，颇有舞台效果。其实这么危险的行动，一定是宣武帝与于烈早就仔细筹划过的，这一天不过是依计而行罢了，哪里用得着他们二人事到临头一个找理由，一个表决心？
据《魏书·于烈传》，于烈“乃将直阁已下六十余人，宣旨诏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卫送至于帝前”。据《魏书·咸阳王禧传》，于烈把元禧、元勰和元详三人押送到光极殿，见到了宣武帝。宣武帝拿出准备好的说辞：“恪虽寡昧，忝承宝历，比缠尪疹，实凭诸父，苟延视息，奄涉三龄。父等归逊殷勤，今便亲摄百揆。且还府司，当别处分。”最后一句，不是让他们各回各家，而是“且还府司”，意味着要暂时把他们留在什么地方，等接管权力的部署安排完毕，才会放他们回家。消息传出，引起朝廷上下不小的震动，很多人担心会有大规模杀戮，殃及池鱼，于是有些朝臣躲避奔藏，有些甚至逃出洛阳。《魏书·张彝传》记担任尚书的张彝和邢峦“闻处分非常，出京奔走”。
同一天，宣武帝颁布了亲政诏书（可想而知，所有文件都是高聪早已拟好的），让魏朝上下都知道现在是皇帝自己行使皇权了。诏书一方面感谢几个叔父“劬劳王室”，另一方面宣布“便当励兹空乏，亲览机务”，同时给元禧、元详加些好听的官号。据《魏书·彭城王传》，宣武帝告诉元勰，将遵照先帝指示，允许他“释位归第”，元勰表示“悲喜交深”。
宣武帝亲政后，似乎与几个叔父特别是元禧的关系仍然紧张。据《魏书·咸阳王禧传》，元禧失去权位后，连见宣武帝一面也做不到，“赵修专宠，王公罕得进见”。咸阳王府的卫队首领（斋帅）刘小苟向元禧报告说，皇帝身边的一帮近侍（如赵修）扬言要诛杀元禧。元禧叹道：“我不负心，天家岂应如此。”嘴里这样说，心下却万分不安，“常怀忧惧”。四个月过去，觉得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可能加上身边有人怂恿，元禧竟动了李逵那种“反了吧”的念头。正当这个念头愈来愈炽时，五月壬子（501年6月20日），元禧的弟弟广陵王元羽暴死。元羽之死并无政治背景，纯是一个不光彩的意外。《魏书·广陵王羽传》：“（元）羽先淫员外郎冯俊兴妻，夜因私游，为俊兴所击。积日秘匿，薨于府，年三十二。”孝文帝曾严厉批评元羽，说他“出入无章，动乖礼则”，似乎早就知道元羽在外偷鸡摸狗，只是想不到他会死在这种事上。元羽虽然死得不光彩，毕竟是元禧的长弟，我们不知道的是，元羽的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禧下决心？
十天后，宣武帝到黄河南岸的小平津打猎，元禧在洛阳城西的小宅召集亲信商议，计划“勒兵直入金墉”，关闭洛阳城门（如曹魏的高平陵之变）。元禧似乎早就确定了要在这一天采取行动，已通知他在禁卫军里安排的亲信（后来宣武帝说“直阁半为逆党”），让他们在北邙山伺机下手刺杀宣武帝，同时派长子元通奔赴黄河北岸的河内郡，在那里举事响应洛阳。不过奇怪的是，元禧在城西小宅的会议上竟全无控制力，参会者“众怀沮异”（就是对元禧的计划提出种种质疑，让元禧意识到无法操作），会议开了一整天，未能形成一个行动方案。等到会议拿不出个结论，元禧自己也考虑等等再说，才派人去追赶元通（当然是追不上的，也就断送了元通的性命）。会议不了了之，跟大家约好保密，然后元禧自己带着家人（“臣妾”）前往他在城东的洪池别墅。参会的武兴王杨集始一出门就飞骑直奔北邙山，把元禧谋反的事报告给宣武帝。
据《北史·咸阳王禧传》，宣武帝打猎归来途经北邙山，在一座佛塔的阴凉里午睡，侍卫们四下追逐猎物去了，身边只有元禧安排的几个武士，但他们担心刺杀皇帝会招致不祥（“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癞”），最终没敢动手，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杨集始赶来告变时，宣武帝身边侍卫不多，又不了解洛阳发生了什么，一时颇为惊惶，只好派于忠先去探探洛阳的情况。于忠驰回洛阳，见自己父亲于烈已布置好了安全警戒，这才到北邙接宣武帝回宫。这之后，自然是对元禧及其党羽的大搜捕，很快就在洛水南岸的柏谷坞抓住了元禧。元禧人生最后一两天的细节，《魏书》《北史》记之甚详，这里一律从略。
宣武帝亲自审问了元禧，结果当然是赐死，死后秘密埋在北邙山上。时在景明二年五月壬戌（501年6月30日）。“同谋诛斩者数十人。”元禧还活着的儿子们（长子元通被杀于河内），一律逐出宗室，即所谓“绝其诸子属籍”。元禧的女儿们，“微给资产奴婢”。元禧倾力积攒的庞大家产，主要部分都被宣武帝赐给他最宠信（意味着在反元禧的事业中功劳最大）的赵修，以及舅舅高肇，剩下的则由内外百官瓜分。元禧诸子衣食匮乏，只有叔父元勰愿意略加救济。走投无路之下，元禧的几个儿子先后都外奔萧梁。
咸阳王府的音乐伎人（所谓“宫人”）作为财产自然也被重新分配，她们重新进入音乐伎人的买卖市场，漂泊流离之际，有感于咸阳王府的昔日，编了这么一首歌：
可怜咸阳王，
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
夜踏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岸长，
行人那得度。
《魏书·咸阳王禧传》：“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虽富贵，弦管奏之，莫不洒泣。”在江南听到这首歌而泪水涟涟的北人，一定有元禧的儿子们。
元禧死后刚刚两个月，七月壬戌（501年8月29日），原六辅中位次较高的王肃病死，六辅之说遂成往事。
以元禧之死为标志，宣武帝的夺权斗争以胜利告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几个叔父的疑忌已经完结。北海王元详在元禧死后巴结亲附宣武帝的近侍恩倖，因此一度获得宣武帝的信任，但随着这一近侍恩倖集团的分裂（确切地说，是这一集团内部发生了权势转移），元详被牵连其中，触犯了忌讳（比如他和某些禁卫军官有亲密关系）。到正始元年五月丁未（504年5月30日），宣武帝下诏废元详为庶人。据墓志，元详死于正始元年六月十三日（504年7月10日） ，地点在关押他的太府寺。
这样，宣武帝的六个叔父，只剩下彭城王元勰和高阳王元雍在世，其中元勰以名高望重，素为宣武帝及其亲信所忌。随着宣武帝几个弟弟长大成人，加上宣武帝自己一直未能生子，他非常担心皇叔元勰与皇弟们走得太近。“诏宿卫队主率羽林虎贲，幽守诸王于其第。”这不仅是针对宣武帝几个弟弟的，元勰也享受了同样待遇。《北史·外戚传》记高肇“又说宣武防卫诸王，殆同囚禁”。《魏书·彭城王传》说元勰“既无山水之适，又绝知己之游，唯对妻子，郁郁不乐”。永平元年三月戊子（508年4月20日），唯一的皇子、不到三岁的元昌突然夭折，对宣武帝造成强大心理冲击。偏偏同年秋天，他的长弟京兆王元愉在冀州称帝起兵，虽然一个月内就兵败被杀，深知皇上心意的亲信们（包括高肇）立即把元勰牵扯进去。《魏书·世宗纪》：“（永平元年九月）戊戌，杀侍中、太师、彭城王勰。”据此元勰死于戊戌（十八日）。可是元勰墓志称“永平元年岁在戊子，春秋卅六，九月十九日己亥薨” ，则记元勰死日为九月十九日（508年10月28日）。据《魏书·彭城王传》，元勰被逼饮毒酒而死，在十八日深夜，十九日清晨“以褥裹尸，舆从屏门而出，载尸归第”，对元勰家人说他是喝酒喝死的。
孝文帝六个弟弟，到宣武帝即位的第十年，死得只剩一个元雍了。而且那时宣武帝的四个弟弟中，他已经杀了一个，软禁了一个，剩下的两个也在严格监督之下。传统读史者会说，宣武帝元恪称得上刻薄寡恩。如今我们看元恪的成长经历和他即位后的权力格局，也可以说，他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强烈的不安全感。他生长其中的孝文帝时代，留在他记忆中的，主要是惊心动魄的宫廷倾轧和朝廷权斗，而少许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温暖记忆，就来自他的母亲，以及围绕母亲的那些人和事。正是这种心理特质，使得宣武帝对朝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宗王缺乏信任，而无限亲近他身边那些出身寒贱的侍卫人员。主要是靠着这些侍卫人员，他才从煊赫一时的王公们手中成功地夺回了权力。
同时，宣武帝元恪把对于母亲的温暖记忆，转化为亲近和信任那些与母亲有关系的人。这一点因与王钟儿/慈庆相关，因而为本书所特别关注。
⊙ 《魏书》卷八《世宗纪》，第257页。
⊙ 《魏书》卷八一《山伟传》，第1935页。
⊙ 《魏书》卷八《世宗纪》，第249页、257页。
⊙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3304页。
⊙ 《魏书》卷二一下《彭城王传》，第648—649页。
⊙ 《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传》，第540—541页。
⊙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认为元禧等畏惮元澄，借机把他逐出权力中心:“按史官称任城王澄之才略，魏宗室中之巨擘也。太和之间，朝廷有大议，澄每出辞，气加万乘而轶其上。孝文外虽容之，内实惮之，况咸阳王禧等乎!因王肃而斥逐之耳。主少国疑之时，澄之能全其身者，幸也。”见《资治通鉴》卷一四二齐纪东昏侯永元元年五月，第4443页。
⊙ Andrew Eisenberg, Kingship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Brill, 2008, pp.35-60.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79页。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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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光戚里
宣武帝亲政以后，当然要重谢帮他夺权立功的人，外如于烈、于忠这种禁军将帅，内如赵修、茹皓之类列入《恩倖传》的左右近侍。信任身边的人，信任与自己有较久联系的人，是宣武帝的一大特点。即使是纯粹的文臣儒生，他也更看重那些跟他“有旧”的人。比如，太和末年他还是太子时，孝文帝派在东宫带他读书的“侍读”之臣中，有一个孙惠蔚。据《魏书·儒林传》，孙惠蔚二十多年“久滞小官”，直到宣武帝亲政。传文说：“世宗即位之后，仍在左右敷训经典，自冗从仆射迁秘书丞、武邑郡中正。”这里“即位”其实是说“亲政”。 宣武帝有权提拔孙惠蔚，在他亲政之后。从此孙惠蔚飞黄腾达，荣任儒生文士无不垂涎的黄门侍郎、著作郎、国子祭酒、秘书监等职，尽管“才非文史，无所撰著，唯自披其传注数行而已”。《魏书》非常隆重地总结道：“魏初以来，儒生寒宦，惠蔚最为显达。”
值得注意的是，孙惠蔚长期在宣武帝身边所“敷训”的“经典”，并不都是儒经，还包括宣武帝更倾心的佛经。传文云：“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宣武帝崇佛，身边各类人物必定也都跟风礼佛，世代业儒者亦不能免。不过孙惠蔚小名陀罗，可见出自信佛家庭，他跟宣武帝一起名义上读儒家经典，实际上讨论佛教经论，或久已如此。这样的讲经场合，在宫内的老尼慈庆很可能也会参加。对宣武帝而言，慈庆是跟母亲有关的温暖记忆的一部分，如同遥远的故乡。只是慈庆年老且已出家，宣武帝对她不好在名位上有所奖答，而对其他那些背景差不多的人，他的感念方式自然一定是官职名位。
前面概述北魏宫内奚官奴和宫女人生时，提到“大魏宫内司高唐县君杨氏墓志”所记的内司杨氏。杨氏因刘宋淮北四州入魏而沦为奚官奴，时“年在方笄”，也就是十五六岁。在她二十七八岁时，“文昭太皇太后选才人，充官女”，成为高照容身边的宫女之一，做了王钟儿的同事，帮助高照容抚养了她的二儿一女。可能在高照容死后，杨氏转去宫内其他机构服务，“择典内宗七祏”，做的事情跟日常祭祀有关。在宣武帝即位以后，杨氏先升细谒小监，再升文绣大监，最后因“化率一宫，课艺有方，上下顺厚”，而“改授宫大内司”，升至宫女的最高职位大内司。墓志云：“宣武皇帝以杨历勤先后，宿德可矜，赐爵县君，邑号高唐。”杨氏在世时荣获封爵（高唐县君），另一位内司吴光就没能得到如此恩宠。这当然跟宣武帝的个人情感有关。当然他荣宠杨氏，不完全是报答和感激，还是一种信任、一种依赖、一种利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另一个在宣武帝少年时就进入他生活的人，是宫廷御医王显。据《魏书·术艺传》的《王显传》，王显甚至早在宣武帝出生之前，就已经和他发生了关联：
初文昭皇太后之怀世宗也，梦为日所逐，化而为龙而绕后，后寤而惊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显等为后诊脉。謇云是微风入藏，宜进汤加针。显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果如显言。
高照容受孕而感心悸，孝文帝晚期最信任的名医徐謇都没有看出来，只有王显神奇地诊断对了（他不仅看出是怀孕，还知道要生男）。至于高照容所做的梦（为日所逐，日化为龙而绕身），应该是王显在宣武帝立为太子或即皇帝位后层累添加的。同样的故事也进入《北史·后妃传》，说成高照容幼年所做为日光追逐的怪梦，在入平城宫之前，自然也就没有提到生病以及王显的诊断。 这次诊断成功，可能使得高照容对他格外信任，以后有事还会找他。传文记他为年少的元恪看病：
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显摄疗有效，因是稍蒙眄识。
大概因为元恪的“眄识”，王显还在元恪的太子宫任职。《北史·魏诸宗室传》有《常山王遵传》，拓跋遵的曾孙元寿兴（元昞） ，曾担任太子中庶子：“初，寿兴为中庶子时，王显在东宫，贱，因公事，寿兴杖之四十。” 后来元寿兴被处死，他当年在太子宫与王显结下的梁子至少是原因之一。正因王显是东宫官属，加上与宣武帝的历史联系，他在宣武帝即位后自然成为亲信中的亲信。在终结亲王辅政的斗争中，他立下汗马功劳。御医（侍御师）身份有利于他充当信使，沟通宫廷内外，即传文所谓“间通规策”：“又罢六辅之初，显为领军于烈间通规策，颇有密功。”
宣武帝亲政，奖励王显为游击将军、廷尉少卿，不过“仍在侍御，营进御药，出入禁内”，虽有将官职，只用来领薪水、充门面，实际做的仍是侍御师的工作。王显一直向宣武帝“乞临本州”，希望担任家乡州的州刺史。王显是阳平郡乐平县人，阳平郡属于相州，相州是北魏第一大州，州治邺城是河北最繁荣的城市，王显所求的就是相州刺史。那时担任本州刺史是非常荣耀的事，更何况他可以借机大大加强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宣武帝虽应许了他，却舍不得他离开，“积年未授”。而王显自己早在外间放出消息，“声问传于远近”，所以他只好跟人解释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皇上已经决定了的。不久，果然“除平北将军、相州刺史”，王显高高兴兴地上任。可到相州没几天，宣武帝派人命他飞马还京，因为皇上身体又出了问题，需要他“掌药”。直到皇上好些了，才放他回邺城。后来王显回洛阳，官太府卿、御史中尉，但侍御师的身份一直没变，仍然负责皇帝（后来还加上皇子）的医疗。 皇帝的医生固然必须医术高，但最重要的还是得让皇帝信任。以宣武帝的性格和心理特点，既然认准了王显可靠，就很难离得开他了。
对于宣武朝朝政来说更重要的一个变化，也和宣武帝的这种心理特质有关，那就是外戚高肇的崛起。
据《魏书·世宗纪》，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丁巳（499年5月7日）宣武帝即位于鲁阳，那时一切草率，“委政宰辅”。回洛阳后，开始按照故事和礼典做一些必要的安排。六月“戊辰（499年7月17日），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之前那些死于子贵母死之制的皇帝生母，都在所生皇子即位后立即追崇位号，如文成帝的母亲郁久闾氏追尊为恭皇后，献文帝的母亲李氏追尊为元皇后，孝文帝的母亲李氏追尊思皇后。所以元禧等辅政大臣追尊高照容为文昭皇后，是遵循故事和旧制。之所以追尊为文昭皇后，是因为早在立元恪为皇太子时，孝文帝就给她追加了昭仪之号，谥为文昭贵人。现在直接从文昭贵人升级为文昭皇后。
不过和过去情况不同的是，以前追尊皇帝生母为大行皇帝的皇后时，后宫都有一个拥有最高权威的女性，文成帝时是常太后，献文帝和孝文帝时是冯太后。宣武帝即位时，孝文帝的皇后一废一死，宣武帝自己尚无正妻，可以说北魏第一次出现了宫中无主的局面。无主时期的后宫，可能培育了多种势力竞争的基础，后来宫中的复杂形势即由此酝酿而来。
《资治通鉴》萧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六月戊辰，于叙“魏追尊皇妣高氏为文昭皇后，配飨高祖，增修旧冢，号终宁陵”之后，接着是：
追赐后父飏爵勃海公，谥曰敬，以其嫡孙猛袭爵；封后兄肇为平原公，肇弟显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识诸舅，始赐衣帻引见，皆惶惧失措；数日之间，富贵赫奕。
按照《资治通鉴》的时间编排，辅政诸王在追尊高照容之后，立即封高照容的父兄为公爵：追封她已死的父亲高飏为勃海公，并且由高飏的嫡孙高猛袭爵；高照容兄弟中在世的两个，高肇封为平原公，高显封为澄城公。高肇、高显和高猛，三人同日封公，封公之日得宣武帝接见。三人以平民身份入宫，封公后由宫里赐了与爵位匹配的服装，换装后才与宣武帝相见。三人骤遇如此宏大阵仗，“皆惶惧失措”（《北史·外戚传》说“皆甚惶惧，举动失仪”），当然，亦从此“富贵赫奕”。依《通鉴》，这些加给宣武帝舅氏的尊荣都是元禧、元详掌权时安排的。其实，也许《通鉴》只是顺带叙及高肇等，并非有意为高肇等封公排定时间。
北魏政治史上高肇的出场，他和弟弟高显、侄儿高猛同日封公，并与宣武帝相见认亲，在宣武帝亲政之后、元禧被杀之前。《北史·外戚传》记“宣武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时在“景明初”。不过“景明初”并不是景明元年（500）。诸高被封，文书程序应该是先经臣下上奏，后由皇帝“诏可”。据《北史·外戚传》，领衔奏请给诸高封爵的，是“录尚书事、北海王详”。元详任录尚书事，在宣武帝亲政后。《魏书·北海王详传》：“世宗览政，迁侍中、大将军、录尚书事。”六辅时期的元详是司空，宣武览政后暂时解除了他的三公职位。知诸高获封，在宣武帝亲政之后。《北史·外戚传》记高肇等封爵之后，“是年，咸阳王禧诛，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多入高氏”。可见，宣武帝与舅舅高肇、高显见面，在景明二年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以后，五月壬戌（6月30日）之前。高氏应该不在南迁之列，仍居平城。宣武帝亲政后派人去平城接他们南来，一来一去总要个把月，见面可能在二三月间。
高照容的父亲高飏共有五男三女，都生在高句丽，最大的女儿据其墓志知生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那么太和初全家迁于平城时，她早已成年，可能已经出嫁。据她的墓志，其夫是韩贿。 高飏举家“入国”时，同行者有“乡人韩内”，这个韩贿可能与韩内是一家的。高飏夫妻以及他们比较大的几个儿子，高琨、高偃、高寿，在宣武帝亲政以前都已去世，都葬在平城（唯一不清楚葬地的是高寿，高寿不与于封赠及改葬，既可能因为庶出，也可能因为死在“入国”之前）。宣武帝寻亲时，舅舅中只剩了高肇和高显兄弟二人，于是封已去世的外祖父及在世的两个舅舅为开国公，外祖父高飏的公爵由其长子高琨继袭，高琨已死，则由高琨长子（所谓高飏嫡孙）高猛继袭。据高猛墓志，高猛生于太和七年（483），与宣武帝年岁相当，袭封勃海郡开国公时已十八九岁。
宣武帝给外祖父追赠勃海公，显然是要把自己的外家攀附上著名的勃海高氏，因此后来高肇还长期担任冀州大中正。迁都前后的一些年，正是有权势者更改籍贯、重塑郡望的大好时机。以《魏书·恩倖传》为例：王叡“乃言家本太原晋阳，遂移属焉”；王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故为雍州大中正”；寇猛“自以上谷寇氏，得补燕州大中正”；茹皓“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闻，诏特依许”；赵邕“以赵出南阳，徙属荆”，先后任南阳中正、荆州大中正；侯刚“以上谷先有侯氏，于是始家焉”，也担任过燕州大中正。要成功打造郡望，把自己一家与某地古老的名族混同起来，只迁移籍贯是不够的，还要把家搬过去，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同时还应把葬在外地的父祖先人迁回“故乡”。比如王叡一家本来都葬在平城，“迁洛后，更徙葬太原晋阳”；赵邕的祖父本来葬在平城，赵邕改籍南阳后“丧自平城还葬南阳”。这类新贵有钱有势，通常还会担任“故乡”的太守乃至刺史，占田占地，兴建家宅，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把自己由外来者转化为本地大族。
决定家族地位的不只是历史声誉，还要有相匹配的当世官位与婚姻圈子，新贵家族也都会凭借自己的权势强行加入这类婚姻网络。还是以《魏书·恩倖传》所记的赵邕为例：赵邕把自己攀附为南阳赵氏之后，还希望能打入更高等级的婚姻网络。担任幽州刺史时，他借机和著名的范阳卢氏联姻。他看中的那个卢家姑娘，父亲早已去世，叔父替她做主，同意了这门婚事。但是姑娘的母亲不同意，而这位母亲出自幽州另一名门北平阳氏。为了摆脱卢家叔父的控制，阳夫人带着女儿回到自己娘家“藏避规免”。赵邕怎肯善罢甘休，到阳家把阳夫人的叔父抓去（可能阳夫人的父亲已不在世，叔父当家），动刑拷打，逼他交人，竟然把他打死了。当然这些大家族都有各自的社会资源，也不是好欺负的。阳夫人把状告到洛阳，朝廷派员调查，查出实情，判处赵邕死刑。虽然赶上大赦，免了死刑，赵邕仍逃不过“除名”，从此再没有翻过身来。
照宣武帝的设计，高肇兄弟就应遵循这一套路，把自家与赫赫有名的勃海高氏混同起来。今所见高肇家族的所有碑志，无不宣称出自勃海高氏。高肇的弟弟高显，高肇的两个儿子高植、高湛，以及高肇本人，高偃之子高庆、高贞，都葬在勃海（“德州卫河第三屯”），可见他们的确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京兆王元愉出为冀州刺史时，可能出于高肇的托请，辟高偃之子、十八岁的高庆为州主簿。那时高庆的姐姐是皇后，他应该是住在洛阳的，但为了建设勃海郡望，宁愿到冀州担任并不重要的本州上佐，以此作为未来正式出仕的基础。不过，不幸的是元愉在冀州称帝造反，所举的旗号就是对抗高肇，杀害了年轻的高庆。
只是高肇粗劣无文，对这种家族郡望建设似乎不太积极（可能他更看重眼前的权力），所以有些事做得不够到位。比如说，他没有能把父兄迁回勃海安葬。《北史·外戚传》记高肇“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瘗”，宣武帝只好强迫他，“乃诏令还葬”。虽然有皇上这么大的压力，高肇仍不肯亲自“临赴”，而是于延昌三年（514）派侄儿高猛到平城“迁葬于乡”。按照这个说法，高肇最终还是把父兄“迁葬于乡”了。事实上高猛在平城只是做了一个重新安葬，把封丘修大（高飏夫妇、高琨与高偃，三坟并立，当地人称三皇墓 ），把新的封爵写进墓志，如此而已，并没有迁回勃海（宣武帝所要求的“还葬”，是还葬于勃海）。 而且，后来高猛也没有还葬于勃海。正因如此，高肇家族改变郡望的成效不太显著。据《魏书·北海王详传》，元详与从叔安定王元燮的妃子高氏私通，这个高氏便是高肇的从姊妹。元详的母亲高氏（也许出自真正的勃海高氏）知道后骂道：“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许高丽婢奸通，令致此罪。我得高丽，当噉其肉。”她称高肇家女子为“高丽婢”，可见她完全不承认这一家冒牌货。
高肇家族到洛阳以后的婚姻情况怎样呢？首先是高肇本人。按年龄来说，高肇在平城时必定早已娶妻，可他到洛阳时似乎复归单身（起码是没有正室），又有了娶妻的需求。他先看重的是王肃死后正在守寡的陈留公主（孝文帝之妹，宣武帝之姑），无奈公主相中的是出身名族的秦州刺史清河张彝，看不上文化不高且家族来历不明的高肇。《魏书·张彝传》：“时陈留公主寡居，（张）彝意愿尚主，主亦许之。仆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谮彝于世宗。”高肇只好向孝文帝另一个妹妹高平公主求婚，这次似乎很顺利，终于娶到一个长公主，成了宣武帝的亲姑父。
其次是高肇的侄儿高猛。高猛继承勃海公爵位之后，大概再过一两年，肯定是在宣武帝本人的促成之下，得尚高照容所生的长乐长公主元瑛。据墓志，元瑛生于太和十三年（489），比高猛小六岁。 和宣武帝及其弟弟元怀一样，元瑛也是王钟儿抚养过的。高照容死时，元瑛才七八岁。元瑛长大后除了嫁给高猛，史书关于她的记载非常少，《魏书·皇后传》有一条记事颇能反映她的为人风格。大概在神龟年间，胡太后率领“王公、嫔、主已下从者百余人”进到皇家大库堆放绢布的地方（左藏），让大家尽自己的力，能拿多少拿多少（“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那时北魏货币经济不发达，绢布其实就是钱。长乐公主元瑛以胡太后的小姑子身份，当然也在从行之列。可以想象所有人都是拼老命多取多拿的，“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陈留公李崇、章武王元融两个王公大人物，都因为背负多到力不能胜，双双摔倒在地（“所负过多，颠仆于地”）。结果二人都受了伤：李崇伤了腰，元融伤了脚。时人因此为他俩造了一首谣谚：“陈留、章武，伤腰折股；贪人败类，秽我明主。”所有人中，只有长乐长公主元瑛“手持绢二十匹而出”，既不想表现得过于与众不同，又不肯拿得太多（“示不异众而无劳也”），赢得时人好评，“世称其廉”。
元瑛没有为高猛生儿子（但不知是否生了女儿），这当然会成为一个继承方面的问题，但首先的一个麻烦是会在高猛死后的丧事上，缺少一个孝子丧主。高猛比慈庆/王钟儿早死一年，墓志记他死于正光四年四月十日（523年5月10日）。据《北史·外戚传》，高猛临死，向公主坦白了一个秘密：他在外面还有（至少）一个家，育有一子，一直瞒着公主。《北史》和《魏书》都说这个儿子“年几三十矣”。高猛死时才四十一岁，其子至多二十五六岁，说“年几三十矣”大概是为了强调他早已长大成人。如果他的确不小于二十五岁，那说明是高猛在平城时所生，是与公主结婚之前的事情，不知道平城时期的事为什么还要隐瞒。不管公主听说之后心情如何，总算解决了一个眼前的难题。于是公主把这个地下状态的儿子找来，让他充任孝子丧主。而且，两年多后的孝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526年1月18日）元瑛自己也死了，此后大概不再会有人关心高猛的爵位承继问题。元瑛死在慈庆之后，如果当时没有生病，她应该参加了老保母的丧事。元瑛墓志第十五行，有一四字句，除首字“哀”外，余三字漫漶。仔细读较好的拓片，可知“哀”后两字为“子元”。哀子，即高猛临终所说的那个已经成年的儿子，他的名字是元某。这个儿子不仅做了高猛的丧主，还成了元瑛的丧主。不过后来他并没有继袭爵位，可能是因死得早（“寻卒”）。
高猛有一个姐姐或妹妹，嫁给了赵郡李子岳。据李子云墓志：“（子云）弟子岳，字凤峙，散骑侍郎，妻勃海高氏，父琨，左光禄大夫。”值得注意的是，李子岳的姐姐李令徽，就是任城王元澄的夫人。据李氏墓志，李令徽于景明二年九月三日（501年9月30日）死于长安。 高猛是元澄年长的几个嫡子的长辈亲戚，这一点在李子云墓志出土以前尚不为人知。
高肇的弟弟高显得封开国公，他担任过高丽国大中正，这个事实说明高肇一家没有掩盖自己的高丽背景。高显先后担任过侍中、护军将军等重要职务，但少有事迹。《魏书·高聪传》记宣武帝在河内怀县表演射箭，射出“一里五十余步”的好成绩，群臣请立碑纪念，领衔上奏的就是侍中高显。据《魏书·世宗纪》，这次御射发生在景明三年十月庚子（502年11月30日）。《高聪传》详载高显等人的奏文，赞美宣武帝“亲御弧矢，临原弋远，弦动羽驰，矢镞所逮，三百五十余步”，可见皇帝“圣武自天，神艺夙茂”，如此神威足以“肃截九区，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请勒铭射宫，永彰圣艺”。盛情难却，宣武帝同意了。“遂刊铭于射所，聪为之词。”这篇上奏典雅清丽，一定不是高显自己写的，而当时高聪担任给事黄门侍郎，后来御射碑的碑文又由高聪执笔，那么可以推测，上奏文也是高聪写的。
史书中高显再没有其他表现，而且他也不像高肇那样留有恶名，可能主要原因是死得早。《魏书·常景传》先记常景受敕参议修订律令，时在“正始初”，接着说“世宗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高肇请常景“作碑铭”，时高肇官衔为尚书右仆射。高肇为高显立碑，请当时以文采著称的“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加上太常博士常景，一共四人，为高显写碑铭。四人各自交稿，宣武帝让崔光评判四文高下优劣，崔光认为常景写得最好。崔光感慨道：“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常景传》讲这个故事当然是为了显示常景的才气，但这个故事也足以反映宣武帝对两个舅舅的爱护。高肇请朝中第一流的四个文士为高显分别写碑铭，只用一篇，另三篇作废，而这四个人竟然也都欢然从命。正始年邢峦为尚书，仅在正始元年（504），因为到这年闰十二月他就奔赴汉中前线了。由此可知，高显死在正始元年，距他初至洛阳才两三年时间。
高肇亡兄高偃今可考知者有三女二儿，其中高英即宣武帝高皇后，有墓志出土。墓志志题为“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可见她出家后的法号是慈义。墓志：“尼讳英，姓高氏，勃海蓨人也，文昭皇太后之兄女。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正始五年拜为皇后。”高英生一儿一女，皇子夭折，女儿就是建德公主。建德公主后来嫁给萧宝夤的长子萧烈，萧烈的母亲就是宣武帝的妹妹南阳长公主。孝庄帝永安三年（530），萧宝夤以谋反被杀，萧烈同死，那时建德公主应该还不到二十岁。
高英有个姐姐，嫁给了博陵崔模。崔模的大姐是崔宾媛，崔宾媛墓志的志盖文字详列家人信息，叙崔模妻室云：“（崔）模妻荥阳郑氏；继室范阳卢氏；继室渤海高氏，宣武皇帝后姊。” 原来崔模有三任妻子，前两任荥阳郑氏和范阳卢氏可能早死，续娶了第三任高氏，这位高氏就是高英的姐姐。高肇一家与河北大族联姻，仅见二例。孝明帝初期，崔模与弟崔楷作为高肇的朋党被审查，最重要的关联大概就是婚姻关系。高英还有个妹妹，嫁给了河间王元琛。《北史·文成五王传》：“（元）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高偃之子、高英之弟高贞，死于延昌三年（514）七月（见《魏书·礼志》），有碑存世。
史书中可见的高肇家人，还有高肇的两个从妹，二人是亲姐妹，其父很可能是高飏之弟高乘信，他和高飏一起在太和初“入国”。这二姐妹入洛后，妹妹嫁给内侍出身的茹皓，姐姐嫁给安定王元燮。元燮是孝文帝的从叔，嫁给元燮的这位姐姐，就是前面提到的、被北海王元详的母亲斥为“高丽婢”的那位。很可能就是在妹妹家里，她与常来这里的元详相遇相爱。茹皓在孝文帝时期是“白衣左右”，宣武帝即位后“侍直禁中，稍被宠接”，到宣武帝亲政后“眷赉日隆”。高肇把自己的从妹嫁给他，显然是在和他建立联盟关系。热衷而贪权的元详巴结茹皓，在茹皓结婚时“亲至其家，忻饮极醉”。元详认识了元燮的妃子高氏之后，与茹皓更是走得热络。《魏书·北海王详传》：“详既素附于皓，又缘淫好，往来稠密。”高氏于元详为从叔母，事属乱伦，故史书其事，用了一个“蒸”字。元详当然也知道利害，所以“严禁左右，闭密始末”，很小心地保持着这个关系。
虽然高肇兄弟和那时其他骤然暴发的权势人物一样，努力把自己的家族攀附到旧族名门的行列，但高肇似乎在还葬与联姻两个方面都不太积极。可能这是因为他们教育水平不高，对郡望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而一味热衷于拥抱眼下的权力。不过，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历史给他们的时间还不够长。
⊙ 《魏书》卷八四《儒林传》，第2002页。“世宗即位之后，仍在左右敷训经典”一句之前，已叙“高祖崩”后，诸臣议昭穆，邢峦欲弹崔光事，显然在从鲁阳返回洛阳之后。
⊙ 《北史》卷一三《后妃传》记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即高照容）“后幼曾梦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热，后东西避之，光犹斜照不已。如是数夕，怪之，以白其父飏”。接下来记高飏问辽东人闵宗，闵宗以为“奇征”，推测说:“昔有梦月怀，犹生天子，况日照之征！此女将被帝命，诞育人君之象也。”见第501页。这一段看起来像是在王显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拔高，把入宫之后做梦生病的故事提前到幼年，而且更像是高家人物口吻，极大的可能是出自高肇之口。
⊙ 寿兴名昞（或昺），唐人避讳改用其字。见《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传》校勘记第四条，第448—449页。
⊙ 《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第569页。
⊙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迷惑于宣武朝史事中，一会儿提到侍御师王显，一会儿提到御史中尉王显，前者微贱，后者隆贵，就以为是两个人:“医师侍御左右，因以名官。后魏之制，太医令属太常，掌医药;而门下省别有尚药局侍御师，盖今之御医也。此又一王显，非御史中尉之王显也。”其实是同一个人。见《资治通鉴》卷一四七梁纪天监七年三月，第4581页。
⊙ 高飏与妻袁氏的子女数量等问题，请参看我为高琨墓志所写的疏证，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第71—73页。
⊙ 高肇、高照容的长姊高氏的墓志出土情况，见《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考古》1972年第5期。高氏墓志的录文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204—205页。
⊙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97—99页。
⊙ 成功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是杨播兄弟“重返”华阴故里成为正宗弘农杨氏。参黄桢《制造乡里:北魏后期的弘农习仙里杨氏》，载《国学研究》第36卷（2015年12月）。
⊙ 与高肇家情况接近而又试图攀附勃海高氏的，还有出自辽东的高道悦家族。《魏书·高道悦传》说这一家本是“辽东新昌人”，道悦父高玄起入魏后“遂居勃海蓨县”。高道悦墓志仍称辽东新昌人，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42—144页。不过高道悦的埋葬地却在“冀州勃海郡條（蓨）县”之“崇仁乡孝义里”，可见他的家庭（或家族）正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勃海高氏。
⊙ 据清人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卷三之二，直隶河间府景州有“后魏护军将军高显碑铭”，应该与高肇及其子侄在同一个墓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2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0694页。
⊙ 据高湛墓志，高湛于元象二年十月十七日（539年11月13日）“迁葬于故乡司徒公之茔”，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420—421页。司徒公即高肇，可见高肇也葬在勃海。
⊙ 高庆死于元愉之乱，仅见于《高庆碑》，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三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
⊙ 王银田:《元淑墓志考释——附北魏高琨墓志小考》，《文物》1989年第8期。按《山左碑目》记有神龟三年之高偃碑，碑文已佚，似乎高偃在神龟三年迁葬勃海。
⊙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71—73页。
⊙ 有关北朝勃海高氏郡望问题，参看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60—74页。
⊙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14—115页。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61—62页。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40—141页。
⊙ 陶钧:《北魏崔宾媛墓志考释》，《收藏家》2012年第6期，第25—34页。
⊙ 高贞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四册，第143页。据碑文，高贞死于延昌三年四月，《魏书·礼志》所记七月，可能是议礼时间。
21
帝舅之尊
《魏书·灵征志》所列的“雾”，主要是大规模和严重的沙尘暴天气，如“雨土如雾”，“黄雾，雨土覆地”，“土雾四塞”，“黄雾蔽塞”等。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十二月，从丙戌日（489年1月28日）开始，连续六天“土雾竟天”，“勃勃如火烟，辛惨人鼻”。 该志记北魏这类大雾凡九次，其中七次在宣武帝时期，并总结说：“时高肇以外戚见宠，兄弟受封，同汉之五侯也。” 《魏书》把宣武帝时期沙尘暴天气频发归咎于高肇兄弟受宠，反映了北魏后期的一个主流，那就是对高肇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立场。《魏书》继承了这一立场。
高肇兄弟于景明二年（501）上半年被招入洛阳，骤然宠贵，大概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但高肇本人至迟已于景明三年秋被授予尚书右仆射的重要官职。《魏书·北海王详传》：“世宗讲武于邺，详与右仆射高肇、领军于劲留守京师。”宣武帝到邺城阅兵讲武，在景明三年（502）九月。那时高肇以尚书右仆射留守洛阳，高显以侍中陪同皇帝出行，兄弟二人兼顾内外，看起来是宣武帝特意的安排。高肇进一步高升，做到尚书令。《魏书》和《北史》都没有记高肇始任尚书令的时间，我推测在正始四年九月。高肇为尚书右仆射时，尚书令是广阳王元嘉。《魏书·世宗纪》载正始四年九月己未（507年9月24日）诏书，以“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元嘉腾出的尚书令位置，自然立即为高肇所占据，任命时间很可能在同一天或稍后。
高肇担任尚书令差不多四年半。《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正月丙辰（512年2月27日）“以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公”。延昌三年（514）冬以高肇为主帅统军征蜀，加大将军之号，仍居司徒之位，次年春回到洛阳被杀，司徒就是他的最终官职。《北史·外戚传》说高肇升司徒时，“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众咸嗤笑之”。这时司徒最称荣耀，可高肇还是更看重把持行政实权的尚书令一职，这反映了他看重实际、专注于当下的风格，浸润于官场文化的那些人当然无法理解。
史书斥高肇恃宠专擅，核以记事，每虚多实少。《魏书·裴粲传》：“时仆射高肇以外戚之贵，势倾一时，朝士见者咸望尘拜谒。”朝士如此巴结（或畏惧）高肇，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望尘拜谒”，就会有麻烦呢？传文表彰裴粲，因为他就没有那么做，他见高肇时，只是按照常规礼节“长揖而已”。家人怪责，裴粲回答：“何可自同凡俗也。”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倒霉，高肇不曾给他穿小鞋。高肇当尚书令时，御史中尉是游肇，二人同名。高肇让游肇改名，游肇说自己的名字是孝文帝所赐，因此坚决不肯改名。《魏书·游肇传》：“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虽然惹得高肇不高兴，却博得宣武帝赞赏，高肇也拿他没办法。高肇为司徒时，有个儒生刁冲因高肇“擅恣威权”而上表攻击他。《北史·刁冲传》记刁冲“抗表极言其事，辞旨恳直，文义忠愤，太傅清河王怿览而叹息”。很显然，刁冲也没有遭到高肇的打击报复。事实上，高肇的话宣武帝也不是都听。《魏书·良吏传》记宋世景特别能干，“台中疑事，右仆射高肇常以委之”，后高肇和尚书令元嘉一起推荐他做尚书右丞，因王显从中作梗，“故事寝不报”，宣武帝竟然没有批准。
见于史书的高肇主要罪状似乎都与几个亲王之死有关。北海王元详之废，《魏书·北海王详传》说是高肇诬告：“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茹）皓等谋为逆乱。”元详与茹皓勾结亲昵，已见前述，茹皓之败，牵连及于元详，而元详确有诸般劣迹。《魏书·彭城王传》把元勰遇难全都推给高肇：“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贼害贤俊。又肇之兄女，入为夫人，顺皇后崩，世宗欲以为后，勰固执以为不可。肇于是屡谮勰于世宗，世宗不纳。”京兆王元愉反于冀州，元勰的舅舅潘僧固“见逼从之”，也就是说，潘僧固加入了元愉的叛乱。可是，潘僧固跟随元愉到冀州做官，恰恰是元勰推荐的。于是，传文称高肇诬告元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元勰死后，其妻李妃号哭高叫：“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还当恶死。”在宫里率领武士逼元勰喝下毒酒的元珍，据《北史·魏诸宗室传》，“曲事高肇，遂为帝宠昵”。宣武帝让自己宠昵的元珍动手处死元勰，恐怕不能说是高肇的主意。元愉在冀州称帝造反，据《北史·孝文六王传》，“称得清河王（元怿）密疏，云高肇谋为杀害主上”，兵败被俘，至野王“绝气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杀之”。同传又说：“司空高肇以帝舅宠任，既擅威权，谋去良宗，屡谮（元）怿及（元）愉等，愉不胜其忿怒，遂举逆冀州。”这就把元愉造反的责任也推到高肇头上。元怿向宣武帝指控高肇，比之于王莽，提出“宜杜渐防萌，无相僭越”，“宣武笑而不应”。
史书有关高肇“贼害贤俊”“谋去良宗”的这几个事例，都与宣武朝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有关，那就是宣武帝对几个叔父十分警惕。在一度威胁皇权的元禧、元详死后，宣武帝又担心皇叔元勰在背后支持几个皇弟，后来还的确出现了皇弟称帝造反的大案。在这几个亲王的不幸故事中，高肇当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与其说他是罪魁祸首，不如说他只是宣武帝用得称手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个道理，当时朝中诸贵，包括几个遭遇不幸的亲王，一定也都明白，只是不可点破。李妃见到元勰尸体，伤恸已极，愤怒已极，却也只敢咒骂高肇，其实她当然知道谁是真正拿主意的。
可以说，高肇代宣武帝担负起全部骂名，本是皇帝制度的内在要求。《魏书·任城王传》：“于时高肇当朝，猜忌贤戚。澄为肇间构，常恐不全，乃终日昏饮，以示荒败。所作诡越，时谓为狂。”元澄为孝文帝所亲用，名列六辅，元禧、元详亦颇为忌惮，宣武帝对他不可能不提防。元澄“常恐不全”，决不会仅仅因为高肇的“间构”。眼见元禧、元详、元愉、元勰如此下场，元澄采用自秽策略，“终日昏饮，以示荒败”。
当然，宣武帝最亲宠的高肇也是元澄不敢得罪的。《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传》记元澄子元顺事（元顺很可能是李令徽所生，李令徽的弟弟李子岳娶高琨之女，即高猛的姐妹，所以元顺和高肇是沾亲带故的）：
时尚书令高肇，帝舅权重，天下人士，望尘拜伏。（元）顺曾怀刺诣肇门，门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贵客”，不肯为通。顺叱之曰：“任城王儿，可是贱也！”及见，直往登床，捧手抗礼，王公先达，莫不怪慑，而顺辞吐傲然，若无所睹。肇谓众宾曰：“此儿豪气尚尔，况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闻之，大怒，杖之数十。
元澄杖责元顺，可能是听说了高肇的那句评论。不过，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高肇还是有一定心胸的。元澄怕的不是高肇，而是高肇背后的宣武帝。不过宣武帝对高肇也不是盲目信用的。《魏书·乐志》记公孙崇为考定音律事于正始四年上表，以为金石音律所关至大，请求皇上派重臣主持，因为“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谁是这样的人呢？公孙崇表曰：“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徽赞大猷，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这样神乎其神的美誉，高肇那时一定享受了很多，如今保留在史料里的已相当罕见。不过宣武帝不是糊涂蛋。《魏书·乐志》说“世宗知肇非才”，一方面同意公孙崇的表请，另一方面下诏“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找来一个真正的专家与高肇一起主持其事。
叙述与事实脱节是生活的常态，不过对于高肇，以及千千万万有幸被历史提到的人来说（虽然进入历史就意味着变形），更大的不公平和不真实发生在身后，在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中。试举一例。《魏书·天象志》有如下一条：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壬辰，有大流星起轩辕左角，东南流，色黄赤，破为三段，状如连珠，相随至翼。左角，后宗也。占曰：“流星起轩辕，女主后宫多谗死者。”翼为天庭之羽仪，王室之蕃卫，彭城国焉。又占曰：“流星于翼，贵人有忧系。”是时，彭城王忠贤，且以懿亲辅政，借使世宗谅阴，恭己而修成王之业，则高祖之道庶几兴焉。而阿倚母族，纳高肇之谮，明年，彭城王竟废。
这一段叙述与分析的时间终点在景明元年（500）的“明年”，事件标志是“彭城王竟废”。如前所述，彭城王元勰“悲喜交深”地“释位归第”，在景明二年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那时高肇兄弟还在平城，未曾参与宣武帝从辅政诸王手中夺回权力的宫廷政变，与洛阳的权斗毫无干系，说宣武帝这时“阿倚母族，纳高肇之谮”，是一点也不符合真实历史的。事实上，正是在高肇担任尚书右仆射以后的景明四年（503）七月，被废的元勰才重新起用，高拜太师。上引这段对于星占的历史分析更违背史实的，是说“是时，彭城王忠贤，且以懿亲辅政”，似乎不知道元勰本来就不在六辅之列，说什么“借使世宗谅阴，恭己而修成王之业，则高祖之道庶几兴焉”，更是离题万里了。
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与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入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对高等级政治职务的垄断，反映了国家对高等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与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设置，其基本舆论不仅是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也会反映在历史编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清人钱大昕说：“六朝人重门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 目之为恩倖，就是对其权位予以伦理性的否定。
高肇家族既非拓跋崛起所赖的代人，又与华北名族的社会网络无关，骤得权势，超然于宗室及旧族之上，当然会被权贵社会视为异类，和那些被列入《恩倖传》的人物差不太多。《北史·外戚传》：“（高）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表面上是针对高肇的出身，其实是因为他过于突然地闯入了权势阶层。权势是限量供应的绝对奢侈品，在高等级社会内也存在着血与火的竞争，现在一个外人未经竞争而轻松攫取，可想而知，他必定成为整个高等级社会的眼中钉。
然而，皇帝制度又在法理上决定了一切政治权力都不过是皇权的延伸，也就是说，皇帝既是一切官爵合法性的来源，也是一切官爵的终极分配者。皇帝制度内在属性之一，就是皇帝可以突破已有制度。由此决定了官职竞争中总有弯道超车者，也总有火箭式干部。当宣武帝这样一个内心安全感甚弱，对外界难以信任的皇帝在位，他总是更容易信任那些与他有个人性联系的人。那么很自然的，他会信用当他还处在弱势地位时与他亲近的人，也就是东宫时期和亲政之前的侍卫、御医、宦官等等，再就是与他母亲有关联者，包括宫女和外戚。高肇兄弟“数日之间，富贵赫奕”，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高肇以帝舅之尊，深得宣武帝信任，封以高爵，授以重官，只要这种信任不变，朝野内外是无人能奈他何的。但加官晋爵是一回事，操弄权柄是另一回事。有名有位，只是理论上有权有势，要实际上享受权势而不是被权势吞噬，还需要一定的个人条件或个人努力。《北史·外戚传》称高肇“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显然他具备一定的政务能力，而且他还喜欢做事。这样一个与既得利益集团全无联系的人，有政务才能又热衷政务的人，母舅之亲，把他放到尚书省长官的位置上，年轻的宣武帝就有了控制朝政的安全感。高肇虽一开始只是担任尚书右仆射，但尚书令元嘉“好饮酒，或沉醉”，不爱管事（或不敢管事），高肇实际上控制了朝廷政务。有了宣武帝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高肇在官僚体系里不需要担心遭遇抗衡或威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肇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肇并不是宣武帝最亲近的人。有人比他更靠近皇上，更懂得怎样与皇帝相处，也更得皇上信任，他们就是《恩倖传》重点写的赵修和茹皓等侍卫出身的亲信。跟他们比起来，高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够让宣武帝对他的信任保持长达十三四年，可以说始终不渝。而赵修、茹皓这样的亲信，固然一时亲宠无两，但他们都没有能力长期维持宣武帝对他们亲宠的热度。而且，当六辅消散，权势为宣武帝亲信人群所独享时，这个人群内部势必存在着权势分配的竞争。高肇能够成功上升，就因为他在所有竞争中都胜出了。当竞争对手一个一个被扳倒，高肇就成为宣武朝一个耀眼的政治现象。
据《魏书·恩倖传》载宣武帝黜落赵修的诏书，赵修最后的官职是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领扈左右，三者之中最有实际意义的是领扈左右。领扈左右，即领左右，是皇帝禁卫系统中最内层、靠近皇帝的卫士长（北魏末年的权臣如尔朱荣都要亲自兼任这个低级别武官）。赵修在东宫只是“白衣左右”，宣武帝即位后“仍充禁侍，爱遇日隆”，至迟在宣武帝亲政后就开始担任领左右了。宣武帝这封诏书写得十分讲究，显然是高聪、邢峦这一级别文士的作品。诏书为宣武帝开脱，说赵修“昔在东朝，选充台皂”，指赵修以白衣左右的身份服务于太子宫，在这个过程中与宣武帝建立起个人感情，所谓“幼所经见，长难遗之”。诏书以此解释为什么即位后不只要用他（“故纂业之初，仍引西禁”，东指太子宫，西指皇宫），而且还要重用他（“识早念生，遂升名级”），尽管他是不值得重用的（“地微器陋，非所宜采”）。
赵修的高光时刻并不长，延续了不到两年。他在宣武朝所做的事情中，长期政治影响最大的，是说服宣武帝立于劲的女儿为皇后。据《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己亥（501年10月5日），即处死元禧三个多月后，“立皇后于氏”。《北史·后妃传》记宣武顺皇后于氏：“以嫔御未备，因左右讽喻，称后有容德，帝乃迎入为贵人，时年十四，甚见宠爱，立为皇后。”这个能对宣武帝施加影响的“左右”，就是赵修。于劲是领军将军于烈之弟，于劲应该与其家多人一样，都在禁军任职。他们在宣武帝夺权和挫败元禧谋反的斗争中立下大功，因而也与宣武帝身边的亲信侍卫建立了私人联系。
《魏书·恩倖传》：“初，于后之入，（赵）修之力也。”一年多后赵修被捕时，他正在于劲家玩游戏（樗蒲），尽管可能是于劲受命为稳住他而特意招他来玩（如此怀疑是因为赵修被捕后带到领军府受审），于劲和赵修关系亲密是无疑的。《魏书·恩倖传》：“（赵）修死后，领军于劲犹追感旧意，经恤其家，自余朝士昔相宗承者，悉弃绝之，示己之疏远焉。”史书不记于劲为领军的时间，我猜可能在景明三年八月。《魏书·于烈传》：“顺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八月，暴疾卒，时年六十五。”于烈死后，于劲继为领军。
景明三年八月也是赵修偏享皇上亲宠的最后时刻。这之前，每次赵修升官，他都在家里大摆筵席，宴请宣武帝及王公百官。《魏书·恩倖传》：“每受除设宴，世宗亲幸其宅，诸王公卿士百僚悉从，世宗亲见其母。”赵修酒量奇大，宴席上凭自己酒力强劝客人暴饮（“逼劝觞爵”，劝人一碗，自己也得喝一碗），即使贵如北海王元详、广阳王元嘉，都被他折腾得吃不消（“必致困乱”）。宗庙祭典时，皇帝总是让赵修和自己同乘一车。而且，赵修还获得了在皇家北苑华林园骑马的特权，从那里一直骑到禁内。
《魏书·咸阳王禧传》也把元禧谋反归因于“赵修专宠，王公罕得进见”。《魏书·恩倖传》：“（赵）修起自贱伍，暴致富贵，奢傲无礼，物情所疾。”所谓贱伍，就是最低等级的士兵（白衣左右）。何况赵修没有受过教育，“不闲书疏”，“不参文墨”，自然为内外朝臣所敌视。不过只要赵修跟皇帝在一起，别人再敌视也没有办法。到景明三年秋，赵修回乡葬父，他意识不到，这次与皇帝的短暂分离，是他告别荣华的开始。
不仅意识不到危险，而且他可能还误以为这是展示权势的大好时机。赵修家在赵郡房子县（今河北赞皇），他先把大宗物资如在洛阳制作的碑铭、石兽和石柱等，先送到房子去。赵修为亡父所制碑铭，是请高聪写的。《魏书·高聪传》：“赵修嬖幸，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赵修从洛阳出发时，一行丧车近百辆。路上所有花销，都从官出。《魏书·恩倖传》：
（赵）修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两，道路供给，亦皆出官。
恰好这时宣武帝要到邺城阅兵讲武。据《魏书·世宗纪》，景明三年九月丁巳（502年10月18日）“车驾行幸邺”，这是从洛阳出发的时间，二十天后，宣武帝在邺城以南“阅武”。赵修参与了这个过程。阅武结束，赵修要告别皇上，北上回乡了。可是宣武帝另有展示神射的计划，他要赵修陪他直到御射结束，赵修的行程因而拖延了一个月。这次御射在史书上又写作“马射”，御射的地点是“射宫”。十月庚子（502年11月30日），赵修和宣武帝乘同一辆车进入射宫，可是从东门进入时，车上的旒竿撞断了，后来这被视为赵修的不祥之兆。御射结束，赵修赶回赵郡。因担心赶不上早已确定的葬期，宣武帝允许他“驿赴窆期”，就是利用国家的高速驿传系统。同时，“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即宣武帝所派遣，以及自愿要求跟随赵修回乡的御前侍卫，还有几十个人。据说回乡路上赵修做了很多坏事，全无葬父之悲戚，还聚众奸掠妇女。不过我猜，这些罪行都是扳倒赵修时临时拼凑的，未必属实。
前面提到的宣武帝黜落赵修的诏书，在列举赵修罪失后说：“法家耳目，并求宪网。”意思是，向他检举揭发赵修罪行的两个人，分别上书请求处理赵修。法家指御史中尉甄琛，职在司法监察，耳目指王显，虽然那时官廷尉少卿，但“仍在侍御”，为宫内第一御医，在宣武帝眼里还是耳目和左右。据《魏书·甄琛传》，甄琛是朝官中巴结赵修最卖力的三个人之一（另两个是李凭和高聪）：“于时赵修盛宠，琛倾身事之。琛父凝为中散大夫，弟僧林为本州别驾，皆托修申达。”甄琛巴结赵修的实际好处，是为老父谋得一个中散大夫，为弟弟谋得本州别驾，其实都无职无权，图的不过是个虚名。甄琛表劾赵修，在宣武帝决意拿下赵修之后，是被动仓促的自救行为。真正撬动赵修的是王显。
王显跟赵修一样为宣武帝东宫旧人，同样在对六辅的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也是和皇帝日常厮混在一起，极为亲密。王显跟赵修本来关系不错，但不知怎么发生了争执，王显竟暗暗起了敌忾之心。《魏书·恩倖传》：“初，王显祗附于修，后因忿阋，密伺其过，规陷戮之。”只是赵修自己全无觉察（“都不悛防”），还忙着回老家当孝子。就在赵修离开的这段时间，王显本人，以及他指挥下的左右侍从，开始在皇帝耳边灌输赵修的种种劣迹，所谓“因其在外，左右或讽纠其罪”。效果明显，即使宣武帝还没有决心抛弃他，也不如以前那么喜欢他了，即所谓“自其葬父还也，旧宠小薄”。
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在景明四年春夏间，王显启动了最后一击，密表赵修罪行，包括回乡途中“淫乱不轨”，私匿民间所献玉印（玉印非人臣所宜有），违规扩建私宅，等等。《魏书·恩倖传》说“高肇、甄琛等构成其罪”，实际过程应该是，宣武帝认真对待王显的控告后，把尚书省长官高肇和御史台长官甄琛叫来，也许还有别人，问他们的看法，他们都支持王显。这样宣武帝只好下决心，也才有甄琛的正式表奏，及随后宣武帝的诏书。
高肇乐于除掉赵修容易理解，甄琛本来和赵修关系甚好，他为什么也积极参与“构成其罪”呢？《魏书·甄琛传》的解释是，他是为了自保。宣武帝亲政后提拔甄琛为御史中尉，在肃清诸王影响、整顿朝官秩序方面立下大功，但也因此结怨甚广。如今赵修倒台，一方面为了自保不得不痛下杀手，另一方面还有点恻隐疼惜。虽然宣武帝判决赵修“可鞭之一百，徙敦煌为兵”，但宣武帝还是存了一点旧情，他让尚书右丞元绍复核此案。据《北史·魏诸宗室传》，元绍是常山王拓跋遵的曾孙，“断决不避强御”，奉宣武帝诏命后，没有按照程序回报皇上，而是就地宣布立即执行前诏的判决。这也显示了朝臣中存在一种共识，不只是打他一顿远徙敦煌而已，那样他还有机会回来（年轻的皇上对他仍有不舍），所以必须尽快结束他的性命。
甄琛和王显一起“监决其罚”。据《魏书·恩倖传》，行刑官“先具问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先已定了当场打死的目标，于是找力气大的行刑者往死里打，怕行刑者力竭，让五人轮换着打。甄琛作为监刑者，眼见过去的好友如此遭罪，难免心下不忍。《魏书·甄琛传》：“及监决修鞭，犹相隐恻。”甄琛这一矛盾心情，传文有形象的描述。看着一鞭一鞭打得赵修皮开肉绽，甄琛故作轻松，向其他官员开玩笑道：“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这个态度也引起旁人反感，“有识以此非之”。御前侍卫出身的赵修胖大强壮，特别耐打。《魏书·恩倖传》：“（赵）修素肥壮，腰背博硕，堪忍楚毒，了不转动。”不可思议的是，一百鞭打完，赵修离死还远。于是行刑官、监刑官都不顾诏书所判的明确数字，硬是又加了二百鞭，所谓“旨决百鞭，其实三百”。三百鞭打完，赵修竟然还没有死。于是叫来驿传快马送他去敦煌，直奔洛阳城西门。赵修这时已上不了马，在马上也坐不住了，于是被捆绑在马鞍上，打马飞驰。赵修的母亲和妻子跟在后面，却说不上话。奄奄一息的赵修这样奔行八十里，终于一命呜呼。
随后展开的是对赵修余党的清查。甄琛在整赵修时表现再积极，也无法逃脱被清查。后来弹劾他的表奏，特别指出他与赵修勾结已久：“生则附其形势，死则就地排之，窃天之功以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为鄙诈，于兹甚矣。”表奏作者很可能是与甄琛结下私怨的邢峦，他受宣武帝之命主持对甄琛的审查，又与元详一起上奏审查结果。一番清理审查，“（赵修）所亲在内者悉令出禁”，“左右相连死黜者三十余人”，甄琛、李凭“免归本郡”，另一个与赵修亲好的朝官高聪，因与高肇认了远亲（疏宗），也就是说，正牌出自勃海高氏的高聪愿意接纳高丽高肇为宗亲，高肇出面帮他脱困，所以高聪算是幸免了。
赵修之败，高肇也许发挥了顺水推舟的作用，但肯定不是主谋。那时他入洛不足两年，刚刚过了刘姥姥初入大观园的适应期，应该还不至于冒险出击。但长远地看，赵修之死对于高肇来说有一个重大利好，那就是改变了后宫的力量平衡。于皇后的地位，固然与她的伯父于烈多次立功有关，也与赵修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现在于烈、赵修双双死去，虽然她父亲于劲继为领军，毕竟没有于烈那样的功劳地位，这一变化为宣武帝后宫后来的一系列的新发展准备了条件。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变化，发生在赵修死后，就是《北史·后妃传》所记宣武皇后高氏以贵嫔身份进入皇宫。据“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 ，这位宣武皇后高氏就是高英，是高肇亡兄高偃的女儿。墓志说她“世宗景明四年纳为夫人，正始五年拜为皇后”。这些变化的进一步发展，是本书下一节的主题，这里且按下不表。
听说赵修被司法主官们刻意整死，宣武帝是不高兴的。他把主持案件核查的元绍叫来，发了一通火，元绍一番狡辩，最后不了了之。宣武帝不多追究，很可能是因为，这时原来赵修的那个座位，已经有人坐着了。这个人就是茹皓。茹皓在宣武帝即位之初就已进入亲信核心圈，但被赵修看出他的潜力，把他排挤出去。景明三年初冬，赵修在邺城告别宣武帝回乡葬父时，本在兖州阳平郡担任太守的茹皓跑来邺城朝见皇帝，就此留下，替代了赵修的角色。茹皓从景明三年底重归权力中心到正始元年（504）五月被赐死，享受权宠最多也就一年半，比赵修时间还短。《魏书》和《北史》记茹皓事，零碎混乱，大致上把茹皓之败归为高肇嫉妒，且主要是为了搞倒北海王元详。其实搞倒元详的一大动力可能来自于氏家族。《魏书·于忠传》记元详痛恨于氏，曾以死威胁于忠。后来元颢入洛，杀于劲之子于晖，应该是为其父元详报仇，见《魏书·外戚传》。
前面提到，当时和后世都存在把宣武帝的问题推给高肇的倾向，茹皓事也一样。高肇把从妹嫁给茹皓，显然是为了在内廷结一个盟友。但茹皓与元详走得太近，引起宣武帝警惕。对高肇来说，勾结茹皓的元详与他另一个从妹的不伦之恋，也会激发他极大的敌意，使他乐于协助宣武帝除掉元详和茹皓集团。这次权斗比赵修那一次更危险，牵涉更广，不过归根结底也只是狐狼之争而已，这里就不啰唆讲述了。
赵修也罢，茹皓也罢，似乎都没有把高肇视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各自在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不一定是竞争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高肇的个人素质和风格还是很不一样，他没有如赵修、茹皓那样在极短时间内八面树敌，在长达十三四年的时间里从没有引发宣武帝的疑忌和疏远。
现在我们随着高肇的目光，越过权斗，把注意力转向宣武帝的后宫。因为，正是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把我们的主人公慈庆/王钟儿再次卷入历史旋涡的中心。
⊙ 《魏书》卷一一二上《灵征志上》，第3169—3170页。原文作十一月，从校勘记应作十二月，见第3184页。
⊙ “汉之五侯”指汉成帝同一天封五个舅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侯，时在河平二年六月乙亥（前27年7月17日）。
⊙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七南史三“恩倖传条”，方诗铭、周殿杰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05页。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40——141页。
22
皇子不昌
高英入宫在景明四年（503），是赵修死后宣武帝后宫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对也许只有十三四岁的高英来说，一个非常利好的条件，就是她在宫里并非那么孤单，因为她的大姑母也被宣武帝任命为内侍中，可以自由出入宫禁。
高照容的大姐，也是高肇兄弟的大姐，在宣武帝亲政后，以皇姨身份被接到洛阳（住在延寿里）。这位我们不知其名的高家长姊，据墓志死于正光四年十一月十九日（523年12月11日），享年七十一岁（可见她比王钟儿/慈庆小十四岁）。高氏墓志志题“魏故持节征虏将军营州刺史长岑侯韩使君贿夫人高氏墓铭”，据此知其夫是韩贿，应与随同高飏归魏的“乡人韩内”有关。墓志说：“在生不幸，韩侯夙殒。子幼茕然，房宇寥寂。”铭辞也说：“侯已夙逝，子续幼孤。”可见韩贿死时，儿子还非常幼小，大概因为有这个儿子，高氏后来一直寡居。墓志云：“至景明三年，宣武皇帝以夫人皇姨之重，兼韵动河月，遂赐汤沐邑，封辽东郡君。”这一年高氏刚刚五十岁，她的儿子应早已成人。
墓志接着说：“又以椒幄任要，宜须翼辅，授内侍中，用委宫掖。”墓志没有说明高氏担任内侍中的时间，如果并非与封辽东郡君同时，那么很可能与高英入宫有关。也就是说，存在这种可能，宣武帝纳舅女为嫔时，高家安排大姑母做了女侍中，当然是为了照顾还相当年幼的高英。另一方面，宣武帝也乐于在后宫看到自己信得过的人影响力上升，这才叫“用委宫掖”。可想而知，与宣武帝一直保持联系的老尼慈庆，也会与高氏关系亲密，或至少是彼此熟悉，因为不仅有历史的原因，还有现实的关联。墓志文字显示高氏信佛，如“夫人以无生永逸，有陋将危，志腾苦海，舟梁彼岸，故裁谢浮虚，敬仰方直”，等等。
不过高英入宫时，内宫权势都在于皇后之手。虽然赵修败死，于皇后之父于劲仍担任禁军统帅领军将军，深得宣武帝信任，正如《魏书·源怀传》所说“时后父于劲势倾朝野”。据《北史·后妃传》，于皇后入宫在宣武帝亲政后，因左右（即赵修）向宣武帝宣扬于氏“有容德”，宣武帝“乃迎入为贵人”，“甚见宠爱”。据《魏书·世宗纪》，于氏立为皇后在景明二年九月己亥（501年10月5日）。这一年于氏十四岁。《北史·后妃传》对她的描述是“静默宽容，性不妒忌”。不过《北史·孝文六王传》之《京兆王愉传》，却讲述了一个有关这位于皇后另一面的故事。
据《京兆王愉传》，宣武帝在亲政之初，跟几个弟弟相当亲密（“留爱诸弟”），元愉等“常出入宫掖，晨昏寝处，若家人焉”。也许是于皇后的主意，宣武帝为元愉娶于皇后的妹妹做王妃。怎奈这一结合全无光彩，于妃婚后“不见礼答”。元愉似乎是那种用情专一的人，而他早在娶于妃之前，已经心有所属。孝文帝末年，他担任徐州刺史时，有天夜里在彭城（今江苏徐州）街巷听到曼妙动人的歌唱，循声觅人，原来是一位姓杨的女子（虽然史未明言，可能暗示她是一个歌伎），来自东郡。元愉“悦之”，娶以为妾，“遂被宠嬖”。那时对皇子婚事的要求已越来越严格，不仅正妻须由皇家安排，就算娶妾，也须出自士族家庭。杨氏出身寒贱，连做妾的资格都没有。深陷爱情的元愉卸任回京时，把杨氏带回洛阳，要给她改变身份。他找到出自名族赵郡李氏的李恃显，把杨氏送到李家，请他收杨氏为养女，由此给她改姓为李氏。经过这么一番洗白，元愉从李恃显家正正规规地迎娶杨氏/李氏回到京兆王府。二人非常恩爱，杨氏/李氏很快为元愉生下一个王子，取名宝月。
这位杨氏/李氏的墓志已经出土，志题“魏故临洮王妃杨氏墓志铭”，是正光四年长子元宝月为她制作的。 从墓志文字看，元宝月恢复了母亲的杨姓，却不敢面对她的东郡籍贯，而把她说成弘农杨氏。墓志称：“妃讳奥妃，字婉瀴，恒农华阴人也。”墓志追溯杨奥妃的先祖至于东汉杨震，且称其父祖皆为官员，当然都是不可信的。 下面我们尊重元宝月的立场，称呼她时使用她本来的姓和名，即杨氏奥妃，而不用《北史》的“李氏”。据墓志，杨奥妃“少而机悟，长而温敏，幽闲表德，宽裕在躬”。墓志说她十八岁嫁给元愉：“年十有八，百两云归。”杨奥妃十八岁，在太和二十二年 ，这是她和元愉在彭城初识的时间，不是宣武帝即位后上演的从李恃显家假出嫁的时间。因此可以肯定，杨奥妃入京兆王府，比于皇后的妹妹于妃至少要早三年。于妃嫁给元愉时，杨奥妃要么已经生了元宝月，要么正怀着他。
于妃把杨奥妃专宠、自己不见元愉礼答的情况报告给皇后姐姐，于皇后当然要替妹妹出头。于是她把杨奥妃叫进宫，“毁击之”，就是很重地打了一顿，可能还造成了毁容。然后，于皇后强行给杨奥妃剃发，让她出家为尼，却不许她出宫，而拘禁在宫内的尼寺，很可能就是慈庆在的那所内寺。事在景明三年，元宝月出生不久，于皇后让于妃把元宝月养为己子。元愉当然不敢去找于皇后要人，但这样也不可能使于妃在元愉面前增加吸引力。过了一年多，也就是到了景明四年，赵修垮台之后，宫内形势多少有了一些变化。于皇后的父亲于劲一方面忧心于皇后久不诞育，另一方面要调整赵修死后的宫内权力布局，也就是要拉拢高肇兄弟，于是上表宣武帝，“劝广嫔御”，即多立妃嫔，以广皇嗣。很可能，高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入宫为夫人的。同时，于劲勒令于皇后释放杨奥妃。
杨奥妃回到京兆王府，与元愉相聚，“旧爱更甚”，不久为元愉生了次子元宝辉。元愉共有四子一女，全都是杨奥妃所生，可见元愉专情之至。永平元年（508）八月元愉在冀州谋反称帝，《北史》称原因之一是“又以幸妾屡被顿辱，内外离抑”，指的就是于皇后“毁击”杨奥妃并强令她出家之事，虽然那时于皇后已死，元愉显然把这笔账记在他的皇帝哥哥头上了。元愉在冀州的州治信都城（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立坛称帝，立杨奥妃为皇后，算是大大地出了一口气——这口恶气他已憋了整整十年。不过元愉只做了一个月皇帝，信都城就被攻破，不久元愉和杨奥妃及所有孩子都被押解回京，元愉本人不明不白地死于野王（今河南沁阳）。《北史》说押解途中，元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杨奥妃）手，尽其私情”。
元愉死后，其四子虽被赦宥，但绝了属籍，不算元姓宗室了，无处容身。杨奥妃怀有身孕，依照宣武帝的意思要处极刑（“屠割”）。据《魏书·崔光传》，崔光当时任中书令，职当草拟诏书，他犹豫很久，最后上奏云：“伏闻当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乱，诚合此罪。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且臣寻诸旧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
崔光接着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劝说宣武帝，那就是这么做可能不利于宣武帝诞育皇嗣。那时宣武帝的两个皇子都已夭折，宣武帝自己已二十六七岁，崔光提这个算是戳中了他的心事。崔光说：“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识，知无不言，乞停李狱，以俟育孕。”宣武帝同意等杨奥妃完成生育再行刑。一年多以后的永平二年（509）十一月，杨奥妃的女儿元明月应该快一岁大了（“一女遗育，甫及将年”），杨奥妃被处死，年方二十九岁。
元宝月与三弟一妹，在极端窘境下又过了六七年，到宣武帝死后，才得恢复属籍，投靠叔父清河王元怿。元宝月墓志称“年十有四，为清河文献王所摄养”，是指恢复皇家宗室身份之后的事。《北史》记胡太后追封元愉为临洮王，“宝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这里的“母”，就是杨奥妃。元宝月为杨奥妃所造墓志，以及一年后元宝月死后家人（很可能是他妻子或弟弟）为他所造墓志，完全看不到于妃的痕迹，只认杨奥妃为元愉的正妃。可以说，元愉的后人完美地表达了他一直坚持的立场。甚至当元愉的第三子元宝炬被宇文泰选作孝武帝的继任者（是为西魏文帝），于大统元年正月戊申（535年2月18日）即位时，他仍然“追尊皇考为文景皇帝，皇妣杨氏为皇后”。 元愉哪里想得到，在他死去近三十年之后，他心爱的杨奥妃终于获得了合法的皇后称号。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我们先回到景明四年，当于皇后把杨奥妃还给元愉，并支持其父上表“劝广嫔御” 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两年后，于皇后就怀孕了。《魏书·世宗纪》：“正始三年春正月丁卯（506年2月9日）朔，皇子生，大赦天下。”这是宣武帝第一个孩子，而他已经二十三岁了。正旦得子，当然是大喜事，所以要大赦天下。到三月戊子（506年5月1日），正式为皇子制名，“名皇子曰昌”。
十九岁的于皇后诞育皇嗣，理论上应该是巩固了她在后宫的至尊地位。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大大不然。失去了赵修这种亲信左右的日常照顾，后宫权势的复杂性弥漫开来。这时取代赵修原来地位的茹皓，已娶高肇的从妹，成为高氏的盟友。而于皇后的父亲于劲，这时可能已离开领军将军的关键岗位，前往中山（今河北定州）担任定州刺史了。于劲的离开，改变了内宫的权力结构。对于皇后来说，这是灾难的开始。诞育皇子没有给她带来好运，可能正相反，让她成了更紧迫的目标。于皇后的主要敌人，是已入宫三年的高英。
这时高英十六七岁，正是花样年华，以宣武帝亲表妹的身份，更得宫里宫外诸多人物的支持，有实力挑战皇后的权威。虽然具体时间不明，大概在正始二年至永平元年（505—508）间，也就是在于皇后生元昌前后，高英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夭折了。后来高英再次怀孕，生了一个女儿，即后来的建德公主。《北史·后妃传》：“宣武皇后高氏……宣武纳为贵嫔，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按这个叙事时间表，建德公主生在高英做皇后之前，当然这是错误的。后来胡太后逼高英出家为尼，自己抚养建德公主，“恒置左右，抚爱之”，时在延昌四年（515）。那时建德公主“始五六岁”，那么她应该出生于永平三年或四年。《魏书·萧宝夤传》：“（萧宝夤）长子烈，复尚肃宗妹建德公主。”称建德公主为孝明帝之妹，可见她一定出生在永平三年三月之后，而那时高英做皇后已经两年多了。
《北史·后妃传》：“宣武顺皇后于氏……生皇子昌，三岁夭没。其后暴崩，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议归咎于高夫人。”这里的叙事次序是错误的，于皇后其实死在其子元昌之前。据《魏书·世宗纪》，正始四年十月丁卯（507年12月1日）“皇后于氏崩”，永平元年三月戊子（508年4月20日）“皇子昌薨”。于皇后死时二十岁（按现代的算法是十九岁），元昌死时三岁（按现代的算法还不到两岁）。从北朝史书的写法来看，母子二人的死背后都有高肇的影子。《北史·外戚传》：“时顺皇后暴崩，世议言肇为之。皇子昌薨，佥谓王显失于医疗，承肇意旨。”
高肇及其家族（或家庭）也许有力量在洛阳宫内完成这两宗谋杀，但要完全瞒过宣武帝，难度是巨大的。说到底，“宫禁事秘”，就如当年废太子元恂被逼外逃，以至于被废被杀，那么大的事，连孝文帝都完全蒙在鼓里。不过，说元昌之死是王显故意耽误了治疗，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毕竟于皇后已死，幼小的皇子是可以由高英母养的（如子贵母死时代那种做法），不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更何况此时宣武帝仅有这一个子嗣，无论如何是极为珍贵的。很可能史书的这种写法，和北魏后期上层社会对高肇的那种全面否定的舆论一样，更多代表了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未必与具体事实相关。
无论高肇是不是应该为于皇后和元昌之死负责，如史书所明示暗示的那样，毫无疑问的是，高肇一家从中获益了。据《魏书·世宗纪》，永平元年七月甲午（508年8月24日），在皇子元昌死亡四个月后，“以夫人高氏为皇后”。这时宣武帝已满二十六岁，膝下萧然，无儿无女。这一定加剧了他的不安全感，使他对诸弟（特别是长弟京兆王元愉）乃至叔父彭城王元勰更放心不下。他在强烈不安全感之下所表露的态度以及做法，更逼迫元愉在高英做皇后一个月之后反于冀州，进一步强化了宣武帝的疑惧。崔光奏言“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正是宣武帝最大的心事、最深的烦愁。
然而，在生育子嗣问题上，皇帝与皇后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对于皇帝来说，后妃中谁生皇子都是好的。对于皇后来说，如果其他女性在她之前生了皇子，她就会面临几乎难以应付的长远挑战。高英应该意识到自己处在后妃间的一场竞赛之中，比的是谁先生皇子。要保证自己从竞赛中胜出，高英就不得不尽力阻止宣武帝接触别的嫔妃。《北史·后妃传》：
宣武高后悍忌，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余年，皇子全育者，唯明帝而已。
所谓“在洛二十余年”，包括了宣武朝十六年和孝文帝迁都后的六年。自把大冯接到洛阳，孝文帝就很难再接触其他后妃（当然包括废黜之前的皇后小冯），所谓“后宫接御，多见阻遏”，因而孝文帝从二十七八岁以后就再未生子。《北史·后妃传》：“孝文时言于近臣，称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魏书·天象志》：“时高后席宠凶悍，虽人主犹畏之，莫敢动摇，故世宗胤嗣几绝。”
不过，如果相信宣武帝时众多嫔御“不蒙侍接”仅仅是因为高英“悍忌”“席宠凶悍”，那就没有看到高英以及她背后的高肇也怀着某种不安全感。和之前常氏、冯氏一样，他们知道要确保家族的荣华富贵，仅有当今皇上的亲宠是不够的，还得保障下一代皇帝会延续并更新这一亲宠，而最可靠，甚至可以说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保证高英为宣武帝诞育长子。
可是尽管高英霸着宣武帝，她也没能再生出一个皇子，只在几年后生了一个皇女。如果由于她的“悍忌”，所有妃嫔都“至帝崩不蒙侍接”，那么宣武帝就连一个皇子也不会有了。好在总有个别的例外。
⊙ 杨奥妃墓志收藏于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墓志拓版及录文，见《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卷），文物出版社，2016年。又请参看殷宪《北魏临洮王妃杨氏墓志考述》，收入殷宪《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34——453页。
⊙ 杨奥妃墓志:“汉太尉震之裔，晋太保骏之□世孙。祖伯念，安南秦州安邑子。考深德，兰陵太守。”据此，杨奥妃的祖父杨伯念，是安南将军（将军号）、秦州刺史（官职）、安邑子（封爵）﹔父亲杨深德，官兰陵太守。如果杨奥妃当真出于这样的家庭，元愉是不需要委托李恃显为她改姓的。
⊙ 杨奥妃墓志:“以永平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于第，春秋廿有九。”据此知道杨奥妃生于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十八岁是太和二十二年（498）。
⊙ 《北史》卷一九《孝文六王传》之《京兆王愉传》称元愉死时只有二十一岁，据此当生于太和十二年（488）。那么元愉初遇杨奥妃时，至多才十一岁，似于情理不恰。又据《北史》卷一九《孝文六王传》之《清河王怿传》，元怿死于正光元年（520），年三十四，则其生年当在太和十一年（487）。元愉是元怿之兄，生年必不晚于元怿，知《北史》记其年岁必误。元愉出镇彭城时应已十二岁，次年遇到十八岁的杨奥妃时，他不会小于十三岁。
⊙ 元宝月墓志:“以正光五年龙集甲辰五月廿五日遘疾薨于第，春秋廿有三。”知元宝月生于景明三年（502）。元宝月墓志录文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232-234页。
⊙ 杨奥妃墓志:“王既遇祸，幽居别室。”知杨奥妃带着四子一女回洛阳后是被关押在某处的。元宝月墓志:“七龄丧考，八岁妣薨.......昆季婴蒙，止于宗正。”可见他们八年多时间一直在宗正所属的某处机构，大概处于半软禁、半控制的状态。杨奥妃墓志说她“以永平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于第”，这个“第”当然只是监狱的委婉说法，不是真的指家宅。
⊙ 《北史》卷五《魏本纪五》，第175页。
⊙ 《北史·后妃传》称于皇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可能就是基于她支持于劲“劝广嫔御”。
⊙ 于劲生卒年不祥，在他之后为领军的，今所知只有元珍，元珍之后是于忠。元珍为领军，应该在永平元年底之后。而于劲离职，可能在正始二、三年间。我猜想，有可能在正始三年皇子元昌出生之后。虽然见不到任何证据，有理由设想，于皇后既生皇子，于劲继续居中为禁军统帅就难免带来疑忌。所以，不管有没有高肇、茹皓或其他亲信的推动，宣武帝本人一定有足够的理由让于劲离开领军职位。不过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于劲离职后谁继任领军。
23
胡嫔充华
景明四年（503）高英入宫，与于劲上表“劝广嫔御”是否有关，尚不可知。但于劲上表得宣武帝同意诏可之后，必有一番选女。宣武帝嫔妃墓志今存者三人，有王肃之女王普贤、司马悦之女司马显姿和李续宝之女李氏。 三人都未生育。李氏墓志不载年龄，只说葬于孝昌二年（526），大概亦卒于此年。王普贤死于延昌二年四月廿二日（513年6月10日），年二十七，则其生年在太和十一年（487）。司马显姿死于正光元年十二月十九日（521年1月12日），年三十，则其生年当在太和十五年（491）。只有司马显姿墓志明确说：“正始初，敕遣长秋，纳为贵华。”正始元年（504）司马显姿十四岁，被选入宫，应该跟于劲上表“劝广嫔御”有直接关系。这一年王普贤十九岁，不能肯定她是不是更早入宫。
问题是，一批符合条件的美女选入后宫，并不意味他们有机会蒙宣武帝“侍接”。除后来的孝明帝以外，今可考知的宣武帝子女一共三人，其中于皇后生一子，高英生一子一女，两个皇子都早早夭折。于皇后与高英，各有特殊家庭背景，权势弥漫于宫墙内外，没有人能阻止她们得到宣武帝的侍接。但她们（特别是高英）有足够的能力把宣武帝与其他后宫嫔妃隔离开，其结果就是除了她们二人所生，宣武帝再无其他子女，孝明帝成了唯一的例外。
而这个例外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相当一批人辛勤策划、周密安排的结果。
孝明帝的生母是武始伯胡国珍的女儿。《北史·外戚传》：“（胡国珍）女以选入掖庭，生明帝，即灵太后也。”胡氏（灵太后）可能就是在于劲“劝广嫔御”之后选入掖庭的女子之一。《北史·后妃传》叙胡氏得幸于宣武帝，是因为她出家为尼的姑母在宫中讲道时“讽左右称后有姿行”，“帝闻之，乃召入掖庭，为充华世妇”。 按这个叙事，胡氏被选入宫，还是因为她姑母找关系打通了关节，宣武帝才特地召她入宫。据《北史·后妃传》，胡氏的生母是胡国珍的前妻皇甫氏，胡氏出生后有京兆山北县善卜相者告诉胡国珍“贤女有大贵之表”云云，可见胡氏出生于长安。但《北史·外戚传》说皇甫氏景明三年（502）死于洛阳，而且还说“前世诸胡多在洛葬”，可见胡国珍家族在孝文迁都后也从长安搬到了洛阳。《北史·后妃传》说胡氏对姑母“幼相依托”，大概指初入洛阳时期。
大概在母亲去世不久，胡氏就通过“选女”的程序入宫，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入宫时间应该和司马显姿一样在正始元年。从正始元年到她生育皇子的永平三年（510），中间有六七年时间。无论她被选入宫是不是靠了姑母，但实际情况可能是，胡氏和众多选入掖庭的女子们一样，虽早早入宫，但“不蒙侍接”，见不到皇帝。胡氏的幸运在于，她的姑母以比丘尼身份在内宫讲道，结交了一批在皇帝身边说得上话、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很多人属于史书所谓的“恩倖”）。
后宫的文化需求是多样的，比如，后宫上层女性甚至需要经史方面的教师或指导者，当然这些教师或指导者通常应该是女性。据《魏书·李彪传》，李彪有个女儿，“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李彪惊异于这个女儿的才分，私下悄悄对家人说：“此（女）当兴我家，卿曹容得其力。”李彪死于宣武帝亲政的景明二年（501），宣武帝在他死后听说了这个博学多才的女儿，“召为婕妤，以礼迎引”，请到宫里担任诸妹公主的文化课教师。李婕妤主要的教学内容，是读书写字，所读的书主要是经史，即传文所谓“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不仅公主们，后妃宫官都是她的学生，传文称“后宫咸师宗之”。后来嫁给高猛的宣武帝同母妹元瑛，应该就曾跟着李婕妤读过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李婕妤和宣武帝一样虔心信佛，好读经论。宣武帝死后，李婕妤出家，“通习经义”，成为一个对佛学有较深理解的比丘尼，常常登坛讲道，为洛阳僧伽所敬重，所谓“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
胡氏（灵太后）的姑母“入讲禁中”，是为了满足宫中信佛的需求。对我们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这位比丘尼姑母的墓志2000年春在河南洛阳孟津县（今孟津区）平乐镇朱仓村出土，首题“魏故比丘尼统法师释僧芝墓志铭”，知她的法号为僧芝。 根据墓志，僧芝死于孝明帝熙平元年正月十九日（516年3月7日），春秋七十五，则其生年当在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或稍早。据《北史·外戚传》，胡国珍死于神龟元年四月十二日（518年5月7日），年八十，则其生年当在太武帝太延五年（439）或稍早。可见僧芝比她哥哥胡国珍小三岁，两人都出生在其父胡渊自赫连夏入魏之后。胡氏虽为安定大姓，可能很早就定居长安了。墓志说僧芝“道识发于生知，神情出于天性，洗耶（邪）素里，习教玄门”，十七岁（文成帝太安五年或稍早）出家，二十岁已学有所成。又记僧芝与北魏皇室发生联系，始于冯太后对她“倾服徽猷，钦崇风旨，爰命驿车，应时征辟”，把她接到平城。僧芝到平城的时间，应该在孝文帝中期之前，僧芝三十至四十岁之时。
墓志首题称僧芝为比丘尼统，但志文不言其事，疑她实际并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是死后追赠的。她长期服务于皇家，冯太后和孝文帝都很看重她。墓志说冯太后征她前往平城，“及至京都，敬以殊礼”，孝文帝对她“倾诚待遇，事绝常伦”。到宣武帝时期，她年资更高，礼遇也愈加隆重。墓志：“世宗宣武皇帝信心三宝，弥加弥（疑为“珍”字误写）宠，引内闱掖，导训六宫。”如果僧芝是到了宣武帝时才在掖庭“导训六宫”，那么她之前在平城和初迁洛阳时，即便也常在掖庭走动，但地位并不突出，不似墓志所说的那样得到冯太后和孝文帝的特别礼遇。宣武帝信佛深笃，后宫风气想必更甚，需要有一定佛学修养的专业人士讲道说法，所以僧芝获得机会担任这个角色。
宣武帝亲政时，僧芝已差不多六十岁，在平城和洛阳的上层女性间走动将近三十年。如她这样有机会到后宫走动的女尼应该并不少，但从僧芝墓志称小冯、高英以及王肃的前妻谢氏等，“以法师道冠宇宙，德兼造物，故捐舍华俗，服膺法门，皆为法师弟子”来看，似乎这些地位很高的女性一开始都是在僧芝门下出家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僧芝在洛阳宫的女尼中一定享有很高声望。墓志说僧芝的弟子包括小冯、高英“逮诸夫嫔廿许人”，几乎包含了所有“六宫”妃嫔中愿意出家为尼者。那么，毫无疑问的是，王钟儿/慈庆一定是认识她的，甚至可能就是以她为师而出家的。前节所说元愉的爱妾杨奥妃被于皇后强制出家，闭于内宫长达一年多，那么很可能僧芝也曾参与其事。
简而言之，僧芝这样一个老尼，在北魏皇宫活动时间久，认识重要人物多，人脉既广，阅历又富，能量甚大，却不太引人注意。无论僧芝的侄女胡氏（灵太后）是先以选入宫，还是因僧芝托人说情入宫，她入宫时，僧芝已经在宫里颇有影响。《北史·后妃传》：“（胡）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僧芝被征至平城时，胡氏还没有出生，而胡家一直住在长安。后来搬家到洛阳，可能在孝文帝迁都之后不久。所谓“幼相依托”，应该是指胡氏之母皇甫氏去世之后。正始初入宫时，她应该只有十四五岁。僧芝“讽左右称后有姿行”，就是请那些能在宣武帝身边说得上话的“左右”，向皇上推荐胡氏。当高英“悍忌”“宫人希得进御”之时，即便宣武帝动心，也需要掖庭相关人员配合，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有僧芝的人脉，才会有那么多关键人物协助安排。很可能，老尼慈庆也是帮了大忙的。
即便有人帮忙，胡氏获得的进御机会也不会太多。从孝明帝的出生时间（永平三年三月丙戌，即510年4月8日），可以推测受孕在永平二年五六月间。那么她确认怀孕，很可能在永平二年八九月间。这一确认当然立即成为后宫大事。再过两三个月，对子嗣问题忧惧极深的宣武帝推出了一项新法规。《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十有一月甲申（509年12月7日），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宣武帝下诏禁止屠宰繁殖期的雌性牛羊猪马等牲畜，并把这一禁令放进法律条文中，表面上看似乎跟宣武帝信佛有关，因为在发布这个诏书五天之后，“己丑（12月12日），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宣武帝讲的《维摩诘经》，当然是鸠摩罗什译本。此经“是公认的中国中古时代流行最为深入广泛的佛教经典之一”。 胡适说：“《维摩经》为大乘佛典中的一部最有文学趣味的小说，鸠摩罗什的译笔又十分畅达，所以这部书渐渐成为中古时代最流行、最有势力的书。” 宣武帝登坛讲《维摩诘经》，反映了那时佛经讲论的风气。如果不了解此时正是胡氏妊娠进入第五六个月，可能会把宣武帝的禁屠受孕牲畜单纯与他信佛讲经联系起来，而难以察觉他精神深处的忧惧与恐慌。
宣武帝的紧张没有停留在干着急上，他还采取了比“禁屠杀含孕”更切实的行动。《北史·后妃传》：“先是，宣武频丧皇子，自以年长，深加慎护。”大概从确认胡氏怀孕那一刻起，宣武帝就要为她建立一个“深加慎护”的团队，把她与掖庭日常体系隔离开来。这个团队既要防止后宫其他人（包括高皇后）伤害她，也要防止她自己伤害胎儿。《北史·后妃传》里的一段话，揭示了受孕妃嫔自我伤害的确是存在的：
而椒庭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唯后每称：“夫人等言，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不辞。
胡氏为皇家大计慷慨无私，说出那么大义凛然的话，当然都是她后来当了太后追述的。事实上她怀孕后立即被一个特殊团队所看护，一举一动不再自由，就算她想怎么样也是做不到的。有意思的是这段话提到子贵母死的旧制，反映了平城时代这一反人性的制度在洛阳宫里并没有被遗忘，六宫妃嫔“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不愿生太子”当然只是一个愿望，但如果比别人先怀孕，又无法预知男女，那怎么办呢？胡氏怀孕后，“同列”，就是其他充华夫人，“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如何“为诸计”？当然是想办法终止妊娠，即流产。这种做法在平城时代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那么宫廷管理者应该也会发展出一套应对措施。
可以说，子贵母死旧制的阴影固然存在，后宫妃嫔自我残害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但具体到胡氏，她怀孕之后应该迅速被保护起来了。对于前来保护她的团队而言，要防范的对象是很多的，其中包括孕妇自己。
那么，宣武帝精心组成的这个团队，由哪些人组成呢？过去读史者大概能够猜到，其中一定有御医王显。现在有了王钟儿/慈庆墓志，我们知道还有老尼慈庆。墓志载慈庆死后孝明帝的手诏云：“并复东华兆建之日，朕躬诞育之初，每被恩敕，委付侍守。”可见慈庆参加这个特殊团队，是宣武帝亲自安排的，专意委托她来“侍守”。常景所撰墓志称“保卫圣躬于载诞之日”，这种“保卫”，当然不会只在“载诞之日”，必定包括出生前后很长一段时间。
问题是，永平二年夏胡氏怀上孝明帝时，慈庆已经七十一岁，就算身体康健，也不再能承担一般保母的工作。为什么宣武帝还要找她呢？首先，当然是因为信任。其次，不是要让她干体力活儿，而是要利用她近三十年前与王显共事的经历和资历。第三，也许是更重要的，她不是现有内宫体制下的一员。孝明帝出生后，宣武帝把他“养于别宫，皇后（高英）及充华（胡氏）皆莫得而抚视焉”。由此来看，宣武帝既不信任悍忌的高皇后，也不信任皇子的生母胡氏，而要把皇子与她们完全隔离开来。这么做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必须使用他完全信任，也只对他忠诚的人，第二则是要建立一个在内宫工作，却是内宫体制之外的团队。
前一个条件，他找到了两个人担任团队领袖，就是照顾过他自己和他母亲高照容，并且多年来一直和他保持亲密联系的王显和王钟儿/慈庆。后一个条件，那就需要已经获得体制外身份的慈庆帮他在体制外另外找人。《北史·后妃传》记宣武帝组建团队，“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所谓“皆取良家宜子者”，就是摆脱内宫已有的体系，去宫墙外另觅合适人选。所谓“乳保”，包括乳娘和保母。所谓“宜子者”，就是养育孩子经验较多者。除了乳娘稍稍年轻些，生育过较多孩子的女性自然不会太年轻。这些乳保做的事虽然重要，但她们的身份毕竟低贱，为史书所轻忽，后世亦无从了解。不过十分幸运的是，今天我们可以读到其中一个所留下的墓志。这就是杜法真墓志。
杜法真墓志没有志题，第一句就说“傅母宫大监杜法真者，黄如人也”。黄如地名不见于北朝，可能是误写。杜法真的宫职“傅母、宫大监”，傅母是她在宫内的工作，宫大监可能是死后追赠的。墓志说杜法真晚年“隐疏下邦，养身洛阳”，且“殒于洛阳”，死后“儿息涕恋，攀车结慕”，可见她的家人都在洛阳，并非罪犯家庭。据墓志，杜法真死于正光五年十月三日（524年11月14日），年六十六，则其生年当在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墓志说杜法真“年有五十，奉身紫掖”，可见她是到了五十岁才入宫，而她五十岁，恰好就是永平二年（509），即胡氏怀孕之年。墓志称杜法真“何（荷）知遇于先朝，被顾问于今上”，强调她跟两代皇帝宣武帝（先朝）和孝明帝（今上）都有相当特别的关系。
老尼慈庆在永平二年秋紧急建立了一支由宫外良人组成的乳保团队，杜法真就是其中一员。“法真”之名，显示她出自信佛家庭，她本人很可能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慈庆能够找到她，也许与她信佛有关。当然这不是说慈庆以前就认识她。但杜法真信佛，应该会参加某个邑义（或称法义）。慈庆虽在宫内出家，却因比丘尼身份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入禁中，可以想象，她在宫外的社会生活，主要与各种信徒社团组织有关。宣武帝请她，可能正是看中了她的这一特点。而她寻觅团队成员，一定会依赖她在洛阳的社会关系，其中当然包括各种邑义组织。
杜法真墓志说她在孝明帝即位后“历任虽清，非其愿也，遂隐疏下邦，养身洛阳”，意思是杜法真本可以在宫内享清福（会给她很不错的职位），但她不愿意留在宫里，于是出宫回到她在洛阳的家里，和家人一起生活。可见慈庆建立的这个团队，入宫时固然都要转变身份成为宫女，但这个身份是有条件的，因为她们本来是良人，不是奚官奴。完成抚育孝明帝的任务后（获得报酬和奖励之后），她们都可以选择回到自己原有的生活中。
《魏书·肃宗纪》：“永平三年三月丙戌（510年4月8日），帝生于宣光殿之东北，有光照于庭中。”宣光殿在洛阳宫永巷以北，与永巷以南的显阳殿分别是禁中南北两大主殿，理论上皇后住宣光殿，皇帝住显阳殿。所谓“宣光殿之东北”，语义含混，不知道是指宣光殿周垣内东北角的一所房子，还是指周垣之外西游园的某所房子。这种含混不清，或许意味着胡氏生子的处所本来就是一个秘密，只有皇帝特许的极少数人知道。
如果孝明帝出生的地方已经有点神秘，那么他出生之后，立即被转移到一个更加神秘的地方。《北史·后妃传》说孝明帝出生后，由宣武帝亲自安排“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皆莫得而抚视焉”。史书不言养于哪一个“别宫”，看来是秘而不宣的，这个地方只向皇帝特许的人开放。皇后高英贵为后宫之主，充华胡氏亲为皇子生母，都被禁止访问这所后宫中的“别宫”。那里只有慈庆的团队，正为大魏的未来服勤劬劳。
皇子出生时，宣武帝已经二十八岁，即位刚满一纪（十二年），即《魏书·世宗纪》载宣武帝十月丙申诏书所谓“乘乾御历，年周一纪”。这一年六月丁卯（510年7月18日），“名皇子曰诩”，元诩就是宣武帝唯一的子嗣。喜得皇子，促使宣武帝以行善的方式来纪念自己做皇帝年满一纪。十月丙申（510年12月14日），宣武帝发布诏书，决定建一所慈善医院，“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另外还从卷帙浩繁的医书中摘抄条目，编写成简单易学的医书，分发到各地，“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
《魏书·术艺传》记王显受宣武帝之命“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与前引诏书所说应该是同一件事。这时王显一身多职，特别是担任监察百官的御史中尉，位高权重，同时继续负责皇帝的医护。元诩出生后，王显又必须负责元诩的健康医护。虽说他“忧国如家”，工作卖力，毕竟时间有限。可以想象，实际上日常负责元诩抚育的，就是慈庆那个团队。
两年半之后，按那时的算法，元诩已年满三岁，可以立为太子了。《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冬十月乙亥（512年11月12日），立皇子诩为皇太子。”二十天之后的十一月丙申（512年12月3日），宣武帝再下诏：“朕运承天休，统御宸宇，太子体藉灵明，肇建宫华，明两既孚，三善方洽，宜泽均率壤，荣泛庶胤。其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量给粟帛。”《魏书·天象志》总结为：“立皇太子，赐为父后者爵，旌孝友之家。”大概就在这一年前后，皇后高英生了一个女儿，是为建德公主。对宣武帝来说，这都是令他愁眉稍展的好消息。
东宫肇建，就要配一套东宫官。东宫官分两种，一种是名誉性的，一种是实质性的。地位隆崇的三师三少是前者，太子詹事、太子中庶子是后者。元澄为太子太保，郭祚为太子少师，崔光为太子少傅，甄琛为太子少保，都是名誉性的。东宫官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太子詹事，宣武帝把这个职位给了王显。太子中庶子中，裴延儁、裴谭、高贞、王绍，要么是名门，要么是贵戚，另外还有一个侯刚，却是宣武朝最著名的皇家大厨，是绝对的亲信左右。而且，宣武帝还让侯刚担任了在禁军统帅中排名第三的右卫将军。看得出宣武帝安排太子官属十分讲究，实权都在自己最亲信的“左右”“恩倖”手里。《魏书·术艺传》记王显云：“东宫既建，以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东宫，显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医药。”
成为皇太子的元诩仍然是个幼儿，仍需要慈庆组建的傅母团队的抚育。据《魏书·杨播传》附《杨昱传》，当延昌三年（514）杨昱担任东宫官太子詹事丞时，看到皇太子总是由乳母、保母抱着各处行走，东宫官反而全不知情，亦不能干预：“于时肃宗在怀抱之中，至于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宫僚闻知。”杨昱向宣武帝建议以后太子出入（“出入”指离开东宫入禁中见宣武帝）应该凭皇帝的“手敕”，让东宫官都知情，值班的宫僚应该陪同。宣武帝于是下诏：“自今已后，若非朕手敕，勿令儿辄出。宫臣在直者，从至万岁门。”
不过到了延昌三年，皇太子元诩还不到五岁，老尼慈庆却已经七十六岁了。很可能她仍在东宫操劳。慈庆墓志赞扬她：“虽劬劳密勿，未尝懈其心；力衰年暮，莫敢辞其事。寔亦直道之所依归，慈诚之所感结也。”恐怕不全是套话。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99—100页，第162—163页，第241—242页。
⊙ “充华世妇”《魏书·皇后传》误为“承华世妇”。
⊙ 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0页。对僧芝墓志的研究，请参王珊《北魏僧芝墓志考释》，载《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 陆扬:《论〈维摩诘经〉和净土思想在中国中古社会之关系》，载《人间净土与现代社会——第三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论文集》，中华佛学研究所，1998年。
⊙ 胡适:《海外读书杂记》，《胡适文存》三集卷四，《胡适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4页。标点与原书不同。
⊙ 《北史·后妃传》说“子贵而其母必死”的平城旧制，“孝文终革其失”，似乎认为这个制度是由孝文帝废除的。也许孝文帝生前与作为太子的元恪谈到过这一点，但完全没有史料依据。我们只能说，宣武帝体会到孝文帝的态度，而且他自己深受这一旧制的伤害，是他主动决定不再理会这一制度的。但这一点可能他并没有公开讨论过，因此该制度的阴影依旧飘浮于洛阳宫。
⊙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202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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