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栖霞岭南麓有一座闻名世界的岳王庙，分为墓园、忠烈祠、启忠祠三部分。墓园坐西向东，园内就是著名的岳王坟，墓碑上刻着“宋岳鄂王墓”。墓前一对望柱上刻有一副对联：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
墓阙下有四个铁铸人像，反剪双手，面墓而跪，即陷害岳飞的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人。跪像背后墓阙上有楹云：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在中国历史上，“秦桧害死岳飞”早有“定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一致认为，岳飞之死，秦桧罪不容赦。
然而，让人们脑洞大开的是，“老谋子”张艺谋导演的2023新春贺岁片《满江红》的宣传海报上赫然写着“悬疑管够，笑到最后”。剧情的最后确实有些荒诞不经，抗金爱国名将的壮词《满江红》，居然由谋害岳飞的大奸臣秦桧领诵，全军复诵，而且剧中的这个秦桧不是“真秦桧”，而是“假秦桧”——秦桧的替身。
影片的这个结局寓庄于谐，观后颇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但是，当一些观众冷静思索这一情节的寓意之后，不禁发出质疑：这是有为跪在岳飞墓前数百年的秦桧“洗白”吗？
替秦桧“洗白”这桩费力不讨好的买卖，张艺谋绝不是始作俑者。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些学者为秦桧写过“翻案”文章，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明朝，有一位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书法家也写过一首词替秦桧抱不平。这位书法家就是名震中国书法史的文征明。
巧合的是，文征明这首词的词牌就是《满江红》，与如今老谋子导演的贺岁片同名。只不过由于文征明的书法成就太大了，掩盖了他这首《满江红》的知名度，以致于当今很少人知道他还写过这样一首词。
且看文征明的《满江红》如何评说岳飞之死和秦桧之责。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誇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这首《满江红》一本题作《题宋高宗赐岳武穆手诏石刻》。明武宗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文征明四十四岁时，杭州岳飞墓前摆设了秦桧等人的铁铸跪像，把杀害岳飞的罪责都推在奸臣秦桧身上。当时，从地下发掘出一块刻石，上刻宋高宗赵构褒奖岳飞的手敕。
文征明因睹“宋高宗赐岳武穆手诏石刻”，而对岳飞功高而受戮的悲惨遭遇产生强烈的感忿，并敏锐地从宋高宗赵构对待岳飞前倚后酷的截然不同态度中发现问题，于是借词寄慨，发表自己精辟的观点、独特的见解。
这首《满江红》的上阕，词人以悲恨的语气描述岳飞在南宋王朝的遭遇与被诬冤害的结局。词人先抓住高宗赵构对岳飞态度的反复变化进行指责：“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最后控诉这种态度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最无辜”，“风波狱”。而中间劈空加入“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的议论，表达了对封建帝王寡恩少情的愤怒、对岳飞功高身死的激愤。文征明正是从这些令人痛惜不已的历史事实中，总结出“功成身合死”这一封建社会中残酷的政治规律，并用 “事去言难赎”的指控，将宋高宗赵构置于千古罪人的行列。
这首词的思想性和独到见解集中表现于下阕。在下阕，文征明以锋利辛辣的语言，剥去了宋高宗的皇帝伪装，揭露出他卑劣阴险的灵魂。“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怜，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几句，层层深入，气势逼人，聊聊数语，活画出宋高宗赵构为维护个人权势而置国家民族利益和人伦道德、父子亲情于不顾的丑恶嘴脸。紧接着，文征明以“千古休誇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两句，奉劝世人不要再无谓地指责南渡之错，而应该看到偏安江南本来就是宋高宗不可告人的秘密和别有企图的本意；更应该看到正因为如此，赵构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力主恢复中原、迎回二帝的岳飞狠下毒手。如此鞭辟入里的词句，投枪般地击中了主和投降派头子赵构的要害！
数百年来，由于封建愚忠思想的局限，人们仅仅从忠奸之辨出发，把奸相秦桧当作杀害岳飞的凶手，而宋高宗赵构似乎只是一个受秦桧蒙蔽的愚人。针对这种迂腐的传统认识，文征明在全词结尾用“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数语，分明揭示在皇权面前卑微称臣的秦桧，之所以出死力推行主和投降路线、残酷杀害护国大将岳飞，只不过是逢迎了宋高宗赵构的心意罢了，真正杀害岳飞的元凶正是宋高宗其人！
通读《二十四史》、历史造诣渊博深厚的开国领袖毛主席，也赞同文征明《满江红》中要表达的观点，认为主和与杀害岳飞的主要责任不在秦桧。
冒广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曾列名“公车上书”。1957年6月，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冒广生、冒舒湮父子。当冒广生介绍儿子冒舒湮抗战初期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以秦桧影射汪精卫时，毛主席注视着冒舒湮说：
“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征明有首词，可以读一读。”
岳飞遭冤杀，《宋史》有关纪传只罪责秦桧，杂剧和小说《说岳全传》也说秦桧、王氏和张俊等人是凶手。毛主席摒弃传统史说，而认同文征明《满江红》中的精辟观点：“千古休誇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岳飞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的捍卫者，理应是宋高宗赵构的爱将，但吊诡的是秦桧杀害岳飞执行得正是宋高宗的旨意，其原因何在？这就需要做一点分析。
须知，赵构之所以能做皇帝，是因为完颜兀术掳走了他的父皇宋徽宗和皇兄宋钦宗。而宋钦宗是大宋法定的皇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正是完颜兀术给赵构创造了登上皇帝的宝座的千载良机，否则只是康王的赵构决轮不上当皇帝。因此，在宋钦宗并未死亡又未被废黜的情况下，赵构当上南宋皇帝其实并不符合封建社会的法统，最多只能称为摄政王，是“代皇帝”。
对自己皇位的不稳，赵构是非常明白的。这样一来，赵构应该有二怕：一怕完颜兀术杀进临安推翻他，二怕父兄返京赶他下台。因此，要坐稳皇位，赵构就必须争取两全其美：既能打败完颜兀术，又能阻止父兄返京，于是南宋必须求和而不是求胜。如果岳飞能完成这一任务，无疑就是赵构的大恩人。但如果岳飞抗命，既要打败完颜兀术，更要救回老皇帝，那无疑就是赵构的大仇人。如果正统合法的老皇帝回京，赵构不仅要丢掉皇位，还一定会沦为阶下囚甚至丢掉性命。试想，一旦老皇帝了解赵构的真实意图，岂能容他？
然而，岳飞打出的政治旗号是“直捣黄龙，迎二圣还朝”。“直捣黄龙”赵构高兴，但“迎二圣还朝”则犯了赵构的大忌！但是，包括赵构在内，谁又能对“迎二圣还朝”提出异议呢，更不用说公开反对了。
况且，岳飞率领的军队号称“岳家军”，而不是叫“赵家军”“宋家军”，你说宋高宗赵构心中不膈应那是假的。岳飞几次北伐取得大胜之后，因功勋太大，难免有震主之嫌，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而且在岳家军已有十万兵马，占全国兵力四分之一的情形下，他还多次要求增添兵力，赵构总是予以拒绝，说宁可缩小防区，也不能添兵，显然是为防止岳飞“尾大不掉”。
再有，岳飞大概是出于忠心，当面建议赵构早立皇储。这时赵构独子已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赵构时年才三十来岁，内心仍抱有生育希望。岳飞偏于此时建议立皇储，在赵构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自己的难言之隐，故大为不满，说：“武将不能干预朝政！”并认为岳飞有异志。“武将不能干预朝政”，这是宋朝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来立下的铁规，岳飞触犯了这个底线，又一次犯了大忌，不能不引起了宋高宗的猜疑和忌惮。
这一系列因素交互作用，让宋高宗赵构认为，只有除掉岳飞才能保住自己的皇位，于是杀机顿生，而秦桧只不过充当了他构陷诛杀岳飞的工具罢了！
岳飞为何死，谁是杀岳飞的主谋，南宋朝野应该是洞若观火。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是骂奸臣不骂皇帝，或者更确切地说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共同的需要，也为了杜绝可能的含沙射影，是决不允许骂皇帝的。因此，秦桧自然就首当其冲，成为千夫所指的大奸臣。
直到垂暮之年，毛主席依然坚持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幕后主谋的观点。1975年5月，毛主席在谈论《宋史》时又说：
“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当然，宋高宗赵构是否杀害岳飞的主谋，尚待如今的历史学家们进一步考证和“争鸣”。但是，即使认定宋高宗是主谋，也不能把秦桧的罪责“洗”的一干二净。如果宋高宗是主谋，秦桧无疑是帮凶；如果宋高宗是策划者，秦桧无疑是杀害岳飞的执行者。虽有责任主次之分，但岳飞之死，秦桧是脱不开干系的，即使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只不过，我有一个荒诞不经的建议，就是将杭州西湖边岳飞庙前跪在秦桧身边的一同向岳飞谢罪的秦桧的老婆王氏的铁像，换成宋高宗赵构的铁铸像，因为赵构躲在幕后“操盘”谋害忠良的罪恶勾当，手段之阴险毒辣，实在像一个阴柔刻毒的妇人，而不像一个以江山社稷为重的正大光明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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