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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与读书

因为遇见,所以不同!

2022年岁末,我收到了碧晓寄来的《紫雪》。这是一本记录自己生活轨迹、见闻和思考的文化笔记,其中半数文章与海外生活有关。作者写道:“我恰巧是一棵离不开树的藤蔓,树的高度也许决定了我能走多远。但这并不妨碍我用心走过每片土地······”

作者曾在印度生活过,巧的是,我本人也在印度生活多年。只是当作者来到加尔各答时,我已经从印度新德里转往英国伦敦。作者写道:“在印度,我们和小动物的缘分真是前所未有,那种人与自然祥和的相处之道,与我内心深处的悲天悯人也是极其合拍的。人与自然如此和谐,天人合一的环境让身心很容易得到自然的滋养和彻底放松。”

如今出国已成了寻常事,很多人将自己在海外的心路历程写作游记。我在2006年曾出版印度文化游记《行走在大神中间》,当时此类书籍尚未成气候。仅仅过去了12年,当我的《英国风物记》进入图书市场时,此类图书已经争奇斗艳,琳琅满目。

碧晓的《紫雪》由外研社出版,让我多了几分亲切。我的《印度文化产业》一书,也是出自外研社。外研社还出版过泰戈尔的双语诗集。我与碧晓都膜拜诗圣泰戈尔。在《紫雪》中,作者写道:“因为喜爱泰戈尔那灵动诗句里的大爱和生命的美妙、死亡之旅的神秘,而热爱他的一切作品,也仿佛再度结缘泰戈尔的子孙后人,常常被那片土地上的热情感染着,大家都笑我痴迷于印度文化太深。”

《紫雪》包含着很多知识,这些知识渗透在生活中。可见作者平时喜欢读书。读书与旅游相辅相成。读书是心灵的旅行,旅行也是一种阅读。钱钟书先生对读书与旅行的关系有一番评论:“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

一次长途域外旅行,一段旅居海外,往往会伴有惊喜或挫败感,同时会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学习,来拓宽自己的视野,认识到万物的本来面目。胡适先生在1923年11月曾说,“真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为怀疑所毁;而能被怀疑所毁的东西,决不会真有价值。”

中外笔记文札历史悠久。比较起来,欧洲人的游记更细致,带有强烈的思想性,一直伴随着欧洲社会的进步。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前43年3月20日—17年)在希腊、西西里岛等处漫游了三年。他把自己的浪漫遭遇和见闻写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情诗集》和《变形记》等名篇。仅仅通过阅读这类作品,我们便可以认识到当时社会的状况。

进入18世纪后,英国贵族子弟兴起了去欧洲大陆的“壮游”(Grand Tour)。这种传统延续到了今天。1926年,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1905—1941)从牛津毕业后,便前往希腊研究拜占庭艺术。由于他与浪漫派诗人乔治•拜伦同姓,故受到了希腊人的热情款待。罗伯特•拜伦考察了希腊的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壁画,最后来到了阿陀斯山(Athos),那里是“世上唯一禁止女性涉足的地方”。他在山上居住了5个月,回到英国后,他出版了三部游记,描绘了教堂建筑艺术,记录了修士们的生活场景。他在《驿站》一书中写道:“圣山阿陀斯,时光永驻的心灵驿站”。

1929年,罗伯特•拜伦作为《每日快报》特约记者前往印度报道。两年后他出版了《印度散记》(An Essay on India)。他于1935年11月抵达北京,并在北京完成了游记《去往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其丰富信息和体验式叙述,让他赢得了1937年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奖。在这部获奖作品中,作者有细腻观察,还研究了各种现象背后的历史和宗教元素。罗伯特•拜伦说,“我旅行,既为获取知识,也为完善自身。”

欧洲人游记和生活笔记,不仅有细腻的观察和描述,还特别注重心理感受。这种叙述方式,源自中世纪的欧洲经院哲学。由于上帝看不见摸不着,经学家们只好运用逻辑推理和辩证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复杂的思维训练,熏染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文人的写作方式——往往对一个现象,进行复杂考证和论述。

时不我与,来日无多。站在历史遗址旁,审视世事变迁,每个人都会获得一种新境界。那时候,科学家卡尔•萨根的一句话会让人感触颇深:“在广袤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中,能与你共享同一颗行星和同一段时光,是我莫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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