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泰勒（英语：Edward Teller，原匈牙利名为Teller Ede，1908年1月15日－2003年9月9日），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但他本人并不喜欢此称号。图/江才健
导读：
2003年9月以95高龄去世的泰勒（Edward Teller）是二十世纪物理科学发展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更为人熟知的，是在美国氢弹计划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泰勒不喜欢，还是有人称呼他为美国的“氢弹之父”。
二十世纪初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犹太裔社群，因缘际会诞生了许多后来的著名物理学家，泰勒正是其中之一。他在科学上众多的创见，他对自由与和平的坚强信念，使得泰勒不止成为一个杰出物理学家，更一度在美国的核武器发展上，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人物，也有遗憾，20世纪50年代他出席美国国会对“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的忠诚问题听证会，令其余生都耿耿于怀。
撰文 | 江才健
我由泰勒史丹福（编者注：又译为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家中出来的那天，旧金山湾区是一个酷热的暑天，炙烈的阳光照射泰勒住屋一边白色的墙面，十分亮眼。我一面开车离去，耳旁似乎还听到泰勒的笑声，心想应该再回来看看这个老人。
四年多来，我没有机会再回去看泰勒。去年（编者注：指二零零三年）九月初，泰勒以九五高龄去世，我并不感到意外，也不觉憾然。泰勒活出了他的风格，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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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界中的传奇
在二十世纪的物理科学中泰勒是“独树一帜”的一个传奇。在科学上，他有许多的创见，但是却以在美国氢弹设计方面的贡献，享誉于世。在政治方面，泰勒一度拥有科学家少见的巨大影响力，虽然他的信念是使得科学成为一种维持世界和平的吓阻力量，但是一般却视他为一个沉醉核武的战争贩子，这也是他一生的憾事。
1908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泰勒，后来虽然由欧洲流亡到美国，但是他说自己最深刻的记忆，一直是童年生长的布达佩斯依傍的多瑙河和跨越河上的许多桥梁，特别是举世闻名的链桥。
年轻时代的泰勒，写诗也喜欢户外健行，是一个活跃的年轻人。一天他由布达佩斯（编者注：原文在2004年发表后，作者经核查布达佩斯应为慕尼黑）的电车上跳下，不慎摔倒，被电车碾断了脚。他经过手术，后来终生要穿着一只义足行走。泰勒记得在住院期间，曾经和一个男孩同住一间病房，男孩的父亲是来自中国的国民党官员，泰勒由男孩的口中知道了蒋介石和孙中山。
泰勒九十五年的一生，经历的不止是欧洲的两次大战，法西斯政权的兴亡，也是物理科学辉煌发展的一个年代。泰勒其生稍晚，没有赶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玻尔、海森堡、薛丁格（编者注：即Erwin Schrödinger，又译作薛定谔）开创量子力学深刻思维风云际会的科学革命，泰勒与他同一时代的物理学家费米、盖莫（编者注：即Murray Gell-Mann，又译为盖尔曼）、贝特和朗道等人，却成功地将这些物理学宇宙的新思维，应用于实际的问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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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氢弹之父“
正如泰勒对自己的评价，他是问题解决者，而非深刻思想家。但是他以及同他一样的许多问题解决者，却使得科学思维展现出改变世界历史命运的惊人力量。二次大战期间，物理学家将原子分裂的新知识，应用于原子弹的发展，进而决定战争胜负，改变历史进程，重塑世界的命运，这也是物理科学在战后成就其辉煌地位的关键因素。
在这个改变历史的作为中，泰勒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和另一位物理学家齐拉（编者注：即Leo Szilard，又译为西拉德）一同去面见并说服了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同意在给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字，而促成了美国原子弹计划的开始。后来泰勒参与美国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不但是计划中的要角，之后更成为解决氢弹设计中最关键问题的核心人物。泰勒也因此得到了“氢弹之父”的称号。
战后，泰勒和费米以及玛丽亚·梅耶等一大批物理学家，都到了芝加哥大学，使得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成为40、50年代美国的一个科学中心。1946年由中国到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碰到了泰勒。泰勒不但成为杨振宁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他的一些科学风格，也使杨振宁对于科学研究有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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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直觉的物理思维
泰勒给杨振宁最大的震撼，是对于科学问题大胆的猜测。杨振宁曾经说过，泰勒对物理问题经常会有许多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大多数不大成熟，有许多也是错的，但是泰勒不怕犯错，而且只要你指出他的错误，他就会很快地改过来。杨振宁还说，泰勒在科学上的主意之多，到了一个程度，有的时候一个研究生第二个礼拜去找他，他已经不记得上礼拜给这个研究生的题目是什么了。
泰勒这种非常强调直觉的物理思维，给了杨振宁全新的视野。在这以前，杨振宁总以为，物理应该是书上一篇篇、一页页的知识，是先有一个定理，然后有一个证明的演进方式。泰勒的想法比较强调直觉，有时候他直觉的想法也不全是对的，一些直觉的结果也不能够证明。杨振宁以为，这种办法却有一个好处，就是触角伸得非常之远，往往在远没有看清楚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抓住了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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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好战分子
泰勒一生最大的悲剧，也是他自己引为平生大憾之事，是50年代他出席了美国国会对“美国原子弹之父”欧本海默（编者注：即奥本海默）的忠诚问题听证会。在美国的那个白色恐怖时代，反共旗帜高悬，欧本海默由于不为华府的多位政界人士所喜，加上反对美国继原子弹之后发展氢弹的计划，因此早年在欧洲和美国与许多左倾思想朋友交游的历史，就被挖掘出来，认为他在安全上有虞，不能再与闻美国的国防事务。
泰勒和欧本海默认识多年，也在柏克莱和进行原子弹计划的洛斯阿洛摩斯实验室共事。泰勒说，在听证会前，虽然一些物理学家力劝他不要去，但是他还是在对欧本海默忠贞调查的听证会上发言，说他不能了解欧本海默的一些作为，对欧本海默的忠诚有所保留。
后来欧本海默被定罪，解除与闻美国国防科学的一切权利，使欧本海默晚年备受心灵的摧折。因为这个缘故，泰勒在物理科学界的许多老友都和他断交绝谊，甚至在公开场合也对泰勒视而不见，令泰勒十分痛苦。
二次大战之后，泰勒除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也做过后来成立进行核武器研究的劳伦斯利渥摩实验室主任，然后他转到史丹福大学，在美国国防科学上，是一言九鼎的教父人物。80年代，右派思想的雷根（编者注：即Ronald Wilson Reagan，又译为里根）主政，泰勒成为雷根重要的科学顾问，当时美国飞弹防御方面所谓的“星战计划”，泰勒正是主要的设计者。
泰勒的这些作为，坐实了他右翼保守的好战形象，使他在所谓自由派的学界人士中，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做过艾森豪总统国家科学顾问的诺贝尔奖得主拉比甚至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泰勒，会更好。60年代美国著名的导演库伯力克还拍了一部电影《奇爱博士》，描绘一个沉醉于核武战争的科学家，一般认为影射的就是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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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和平来自强大的吓阻力量
泰勒主张发展氢弹和核武，源自于他相信强大的吓阻力量是和平的不二保障。他一直谨记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教训，认为学界人士应该关注护卫自由之事。他大力参与国防事务，相信以吓阻保障和平的信念，可以在军事冒进和自由妥协的两个极端中带来平衡。
泰勒曾经多次到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艾瑞契科学中心，出席关注世界核武发展的和平会议，也以雷根总统科学顾问的身份，签署艾瑞契声明，力促各国政府减少国防研究的秘密化，以化解疑惧，减缓军备竞赛。
我和泰勒的头一次见面谈话，就是在西西里岛的艾瑞契科学中心。那一回泰勒再度去参加关注核武发展的会议，是会场中最受瞩目也是热烈发言的参与者，从核武发展到能源开发和艾滋病问题，泰勒都能认真思考并且提出他的看法。
我还记得会议期间的一天午后，旧式大教堂改成的大会堂中，冗长会议和夏天暑气都令人沉沉欲睡。年过八旬的泰勒在大会堂中不时地发言，和他同去结褵逾半世纪的老伴蜜西，坐在大会堂的后面，困得撑不住，让人看到他们伴侣关系的深厚感情。
九一年的那次会议间，曾和泰勒谈话，问他冷战对峙之局在90年终结之后，他还支持发展“星战计划”吗？头发花白，拄着一根长长拐杖的泰勒，听完我的发问，闭目思索一阵，然后张开眼睛说：“冷战并没有结束，他们也没有停止制造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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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嘲是来自火星的移民
我再一次和泰勒见面谈话，就是在他史丹福大学附近的家中，那一次谈话是为着我写杨振宁传的计划，四年前泰勒已经是九一高龄，我和杨振宁谈起来，他本来劝我不要去打搅泰勒，还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他和他的老师泰勒虽然一直保持良好的情谊，不过并不时常联络。有一次，泰勒有事找杨振宁，正巧杨未在，后杨振宁回电，在电话中听到泰勒说话思维清晰，便说很高兴泰勒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向思想快捷的泰勒马上回说，“还是一样有匈牙利口音”。
泰勒的匈牙利口音确实很重，我九九年到他家里和他谈话，由于他前些年还中风一次，语音更是浑浊沉重，难以辨听。我在他匈牙利的口音中挣扎着和他谈论起一些科学上的事，起初十分地吃力，一直到我们谈起一个著名的匈牙利物理学家威格勒（编者注：即Eugene Paul Wigner，又译作维格纳）。我问泰勒为什么匈牙利会出这么多杰出的科学家，除他和诺贝尔奖得主威格勒，还有空气重力学大师冯卡门、电脑科学先驱冯·诺伊曼等人。
泰勒不疾不徐地说，他们并非来自匈牙利，而是由火星来的移民，本来想假装成美国人，只因为有很重的口音，只好说是匈牙利人。我看着他，两个人哈哈大笑，从那以后，他的匈牙利口音似乎比较容易听懂了。
那个时候的泰勒，虽然行动已经大不方便，不过还是深刻地思考许多问题。他当时和一位合作者刚向英国的《自然杂志》投寄了一篇论文，讨论利用卫星科技预测气象的问题，他还和我谈起老子的《道德经》，说起来也颇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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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本海默听证会之事耿耿于怀
在谈话当中，泰勒耿耿于怀的，还是他当年到国会欧本海默听证会上作证的事。他说他只是去说出自己相信的事，并没有攻讦欧本海默，国会的听证记录可以证明他所言不虚。不过他还是为自己去听证会感到懊恼，一再说自己是“一个蠢蛋”。
对于“氢弹之父”的称号，泰勒并不喜欢，而最令我吃惊的是，当我问起一般认为在氢弹设计中和他一样有贡献的一个科学家乌伦（S. Ulam），泰勒说乌伦是一个“冒牌货”（fake）。
两年以后，泰勒出版了厚达五百多页的回忆录，相当诚实地交代了他的一生经历。书后面的附录正是他在欧本海默听证会上的问答记录。我十分同意泰勒回忆录上的一段话一段话：
“我们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我们会故意地删略一些记忆，也会放大另外一些记忆。”
他在回忆录的书扉上写道：“这本书是献给我的四个匈牙利裔美国友人：冯卡门、齐拉、威格勒和冯·诺伊曼，他们都已经去世。”
“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法西斯政权在欧洲兴起时来到美国。”
“在二十世纪的技术发展中，他们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开玩笑的讲法中，他们被称作火星人。”
“把我归类于他们之中，是对我最欢愉的赞赏。”
和泰勒谈话的经验，使我更加同意泰勒的学生杨振宁说的，泰勒是中国人所说的，“一个讲义气的人”，他对人诚恳，乐于助人。
记得那天离开泰勒家以前，曾经借用了他们的厕所。我走过一个房间，看到蜜西坐在房中轮椅上，似乎已经痴呆。泰勒在回忆录上说，蜜西是第二年的六月去世，结束和他七十六年的夫妻之缘。
四年来，我一直记得那天离开泰勒家以前，泰勒呼唤给他们帮忙的那位女士名字的声音，“夏洛！夏洛！”那声音是那么地鲜明，就像泰勒给我留下的印象。
作者简介：
江才健，资深科学记者，著有《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
版权声明：
原文于2004年2月15日首发于《联合报》，《赛先生》获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有删节与修订。
制版编辑 | 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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