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F同行者·广州利康中心
编者按：
幸福美满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但对精神障碍患者来说，经营好家庭面临着诸多挑战，为了帮助特殊的他们，广州利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原广州利康家属资源中心，简称“广州利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专访 | 守护大“厦”将倾的隐身孩子 ）。
本期，墨尔本莫纳什大学在读博士生陈玲玲与广州利康团队成员、“让爱回家”项目参与者高文文深度对话，带我们走进这些家庭，了解他们的家庭成长故事。
陈玲玲是国际COPMI（精神障碍家庭子女）研究团队成员，研究方向是精神障碍父母的养育经历。她从硕士期间就一直关注家庭心理学、父母养育与儿童发展方面的相关研究，曾多年从事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教育相关工作。通过对23位精神障碍患者父母进行深度访谈采集的大量数据，她对父亲和母亲的经历及其异同分别做了系统性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她看见父母们在患病期间参与养育的苦与乐，并探讨了疾病、复元和养育孩子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也发现了家庭对于患病父母所提供的育儿支持质量参差不已，且家庭内部互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尤其当拓展家庭（尤其是孩子的祖父母）提供支持时，家庭内部的动力变得更为复杂，可能会对父母的病情带来消极影响。这些研究发现，在高文文对精神障碍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具体社会工作实践中，也都有相似存在。
陈玲玲： 项目的家庭干预介入评估依据是什么？
高文文：我们会根据严重程度，强度、持续性和频度，划成低、中、高三个级别，来界定这个家庭的内部互动问题和问题程度是什么样的；在哪些维度上，会相对来说比较需要去干预。
比如说，孩子在面对康复者发病期会感到不安、恐惧，但是支持网络更多是关注康复者，没有人会关注这个很孤独、不安的孩子。比如，有攻击性地回应儿童的需要，“如果你不听话，然后就把你丢掉”，或者是有这种恐吓、贬低等等情况。再比如，剥夺权利，给孩子很多要求，不让孩子跟同龄人一起玩，将孩子隔离起来，甚至不让孩子去上学。
还有的，家庭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或者一些互动习惯，也会传递给这个孩子。比如说，一个核心家庭，康复者和另一半，还有孩子在一起的家庭组成。往往康复者会留下来照顾孩子，但其实照顾不了、约束不了孩子。
孩子四年级以后，会去评判父母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会要求父母也是一个正常、合格、优秀的父母，他会去比较别人的父母。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去挑战父母的权威，康复者因此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跟挑战。再比如，会有一些家庭，孩子可能过往受多个家庭成员的约束或者压迫，“你一定要很乖，不要去影响康复者”，后来这个孩子会觉得，“我自己也需要被人照顾”。所以，有些孩子可能就会同样地用言语去贬低、辱骂他的康复者父亲或母亲，甚至会有一些伤害攻击行为。
我们去跟服务对象交流我们的观察，明确社工可能要去做的一些事项。有些家庭是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情况，或者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当他们知道孩子是有这些不良感受时，是会愿意反思的。当然，有一些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去改变的，我们可以先不做，先去做那些可以改变的板块。在过程中，再慢慢去影响、改变他们。有时候他们说是不改变，但一旦这个问题被看见了，就已经被重视到了，就会慢慢地改变。
陈玲玲： 服务对象家庭想要加入这个服务，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照料者，他们想要处理或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高文文： 在我们接触的服务对象家庭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照顾者，一半是以康复者为主，一半是以祖父母为主。
以康复者是主要照料者的，主诉问题是：康复者跟孩子之间无法互动，比如孩子比较强势、难管教，康复者遭到很多挑战，让他觉得顶不住；另一个就是孩子不理他，他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提要求去约束孩子的一些行为。有些家庭，可能还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康复者表现出不接纳，导致康复者在单独面对孩子时，孩子会模仿家庭其他成员的一些行为，会对康复者进行攻击，其他家人为了孩子，会说让康复者“出去”，亲子互动完全没有，甚或对立，对康复者形成消极影响和情感伤害。
还有一些是，康复者对孩子过度要求，孩子各方面都挺好，也很优秀，很照顾康复者，但是康复者对孩子要求特别高。比如会希望孩子学习好，要表现更好、更乖，还要会解决亲密关系问题，就是希望孩子各方面都要特别好。康复者是非主要照顾者的，主诉就是希望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
陈玲玲： 那这些家庭最初进入项目的动机是什么？会希望社工介入吗？
高文文：大部分就是说他们真的是有无力感，“我真的是搞不定了”，或者“我跟社工的关系也不错”，跟社工已经有了几年的信任关系沉淀，他就愿意接纳社工进去。在实践经验中，我们的切入视角，最后就没有直接去讲家庭互动问题，没有去讲孩子情绪或者学习问题，以及康复者或其他照顾者对孩子的影响问题。我们更多的，一开始是从孩子学习问题的视角去切入，因为看到很多照顾者也还是很排斥，特别是祖父母照顾者，我们就说可以去找资源帮您的孩子辅导作业，像这样的一个视角进去，然后再开始做其他的系统工作。
陈玲玲： 那我们的具体干预执行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高文文： 我们主要以整合式的视角开展个案管理家庭式干预，辅以亲子活动等团体形式干预。
在家庭干预预设服务时，在每个个案中配两名工作人员，一个主要负责人，一个协助人员。精神障碍家庭一般比较复杂，家庭内部会有争夺资源的情况存在。如果只有一个社工，他跟康复者比较亲近的时候，未成年子女可能就会很在意；或者说（社工）跟主要照顾者很亲近的时候，康复者就会很在意。所以，我们一般会有两个同事去跟这个家庭建立关系。进入到家庭里面，跟家庭互动，再通过我们的一个观察和反馈，让家庭成员看到一些情况的存在，慢慢开展整个家庭干预。
为改善家庭关系互动，我们也会组织团队活动进行干预。比如，创造一些机会让康复者跟他的子女能够一起参加活动，让他们在活动过程中去密切关系，去发现对方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有一个康复者她在没参加我们活动之前，会经常打她的女儿。因为她在家要带孩子，老公不在家。女儿其实已经很乖，但是她控制不了自己，一旦情绪不好就会想骂，如果还不解气就会打。
我们当时有一个绘本治疗，请了一个治疗师，就在绘本的分享过程中，让孩子跟家长参与进来。孩子会有一些联想和分享，就让她跟母亲做一个互动，再去共同创作、完成一些作品。这个过程中，孩子会去解读一些东西，母亲去倾听。后来，她就不再去打女儿，会用一些更好的方式跟孩子互动。随后，我们约定了每个月跟进一次的频率，定期去总结服务，看看是否有一些我们还没有关注到的、很紧急的情况要处理。当然，我们也会链接一些外在资源，比如英语兴趣班，广州图书馆活动等，让家庭知道我们不仅仅是玩，也可以学一些东西，会吸引他们来参加，家庭也比较认可这些资源，会愿意让孩子参与进来。
陈玲玲： 刚刚您有提到家庭内部会有资源争夺，这个主要是指什么？
高文文： 这是一个内部的资源分配问题。整个家庭的资源就那么多，谁可以用这个资源，其实会有一些倾斜。
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更多家庭资源放在孩子身上。康复者其实也会存在被忽略、被心理虐待，不是只有孩子会存在这些情况。很多人会认为，他（康复者）只要不去影响到别人就可以了，所以就不让他发挥作用。那康复者就处于一个被安排的地位，更多家庭资源就会放在孩子身上。这个孩子他会有更多资源跟权力，可以去批判他的父亲或母亲，去指责他（康复者父亲或母亲），甚至可以影响到家庭其他成员对康复者的一些态度。
比如说，这个孩子去玩一个游戏，是祖父母不允许的，但是因为他的康复者父亲也会做这件事情，他就会说，“我爸爸也在做”。康复者因此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这个家庭的祖父母就会对康复者说，“你不要在家”、“你出去吧”。有的家庭就是第二种情况，另一种极端——康复者占用了很多资源。这个家庭都很在意康复者的一些感受和需要，很多资源是给康复者了。孩子就会被要求很懂事，要服从家里一些安排，这样子他（指成人照顾者）会更容易去照顾康复者。那这个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就是被忽略的。
另外，社工进入这个家庭，家庭成员也会跟社工的关系，有一个争夺。如果这个家庭是核心家庭，孩子被过度要求、被剥夺权利，社工介入后跟康复者走得很近，其实孩子的感受是很不好的，他会不太希望、不太喜欢社工跟他的父母很亲近。另一方就是照顾者，主要照料者是祖父母的。比如，祖父母很溺爱这个孩子，他什么都帮孩子做。我们希望照顾者能够去改变时，照顾者就不想改变了。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拥有这个家庭的绝对操控权，当你一个外人进来说，他是不对的，甚至你要促进他反思，这个家庭中孩子的自我照顾能力、独立能力，甚至社交存在的问题，可能跟他都有关系，他会非常难受，就会拒绝。这些各种各样的内部争夺情况，会导致服务进展受到一定影响。
陈玲玲： 干预效果好的家庭，一般是会在哪些方面有改善？
高文文： 比较好的案例，在我们服务周期，主要干预效果呈现在个体本人、个体社会互动、家庭（亲子）关系互动、孩子社会支持系统等方面。
精神病人是普遍没有发病、比较稳定的，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指征。精神病人他们参加社区活动，与人社交频率提升了，可以很常态化地去跟其他人建立关系、有一些日常活动，甚至已经就业、社会功能恢复，也是比较明显的效果。还有，康复者在家庭内部，可以更好照顾孩子。比如说，不再给孩子更多压力，可以跟孩子一起做家务，或者是跟孩子和自己的亲友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好的接触体验后，他们亲子关系就有所改善。原来会有辱骂父母、打父母的这种情况，就会减少，有一个情况改善。对于实际照顾者，年龄比较大的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我们从中的干预服务，可以帮助其卸下一些负担，能够有一个喘息空间。他们的状况有所改善，有一些放松、愉悦的感觉后，会更愿意给一些空间，让这个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去参加活动，去小区跟别的小孩一起玩儿。
对于这个家庭的（未成年）孩子来说，通过社工服务跟孩子一起做一些游戏，孩子会更加感受到有人理解他、陪伴他，他能够去表达更多，对家庭、对自己，甚至对父母或者家人，自己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和理解，我们同时也会更清楚这个家庭中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从社会支持层面来说，在服务实践中，我们会觉得孩子应该在学校有更多的一些参与度。所以，我们也会在学校系统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跟孩子老师或者同学有一定互动。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本身有点社交恐惧，或者他有些不太好的社交体验，不太敢跟其他孩子一起玩。通过我们跟孩子所在学校的班主任交流，老师就会让这个孩子参加一些比较适合他的活动。孩子可以在学校得到更多的一些支持，他的社交情况就会有比较大的改善。
寄语
让孩子学会适应和承担，包括应对学习压力和社会压力，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种成长。当我们的社会大环境更包容、支持系统更完善时，人们对精神障碍家庭可能就会不太抗拒，也更能理解他们背后的需求。
CAFF花园愿你我同行，让每个家庭都成长一座生机勃勃的花园！
延伸阅读
链接：
专访 | 守护大“厦”将倾的隐身孩子
CAFF同行者·恩施义工协会
【CAFF花园出品】
撰稿 | 李景
访谈 | 李景 陈玲玲 赵玫
版面 | 张思凡
初审 | 陈玲玲 赵玫
终审 | 管丽丽 陈芸
CAFF是谁？
CAFF(Care for Family)花园项目始于2018年4月，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师于欣、马弘、管丽丽联合发起，是国内首个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提供服务的公益项目。CAFF接轨国际师资，与国内10个试点地区携手合作，依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慈善基金会等公益伙伴，汇聚社会和专业力量共同开展志愿服务。
宗旨丨伴成长，待花开。
使命丨提供有循证依据的公益服务，关爱有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
愿景丨打破精神疾病的代际传递，使每一个家庭都能成为陪伴孩子成长的花园。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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