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元之死：被母女共生绞杀，还是心比天高后的绝望？
杨元元的死似乎是毫无征兆的。
自杀前一个月，她正在积极向上海海事大学递交申请，希望能与母亲同住一间寝室。
自杀前一天，她还在和同学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饰演朱丽叶的杨元元和同学约好明天见。第二天，2009年11月26日，杨元元被发现挂在仅一米高的宿舍水池前，以半蹲姿势自缢身亡。
得知女儿死讯，母亲望瑞玲完全无法接受。她与亲友多次质问学校，认为校方的消极态度导致杨元元错过黄金抢救时间。而上海海事大学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是多年与女儿共生的望瑞玲掐断了杨元元生的希望。
孰是孰非，请往下看。
（杨元元单人照）
1979年，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杨元元带着父母深深的期待出生。父亲给她取名人民币简称的“元”，寓意着长大可以飞黄腾达，“挣大钱”。
彼时杨元元一家都带着蓬勃生机。大学毕业的父亲在军工厂里做工程师，母亲望瑞玲则是被厂里送去上海学习后回来当车间的技术工人。
1985年，一场变故让这个家支离破碎。杨元元父亲因黄疸型肝病去世。从此望瑞玲只能靠自己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养活两个孩子。她做过车工，后来工厂改制后又去当门卫。生活虽然困苦，但她从未有过让孩子放弃学业的想法。在央视记者采访她时，她说：“只要他们两个学习好，我可以放弃一切。”
因为读书一直是望瑞玲心中的“救命稻草”。
1953年，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出生在湖北宜昌市。幼年丧母的她刚读完初中，就因时代原因到枝江下乡。学业被中断后，她始终对“读书”这件事耿耿于怀。在望瑞玲看来，有文化等于“有能力”，多读书，就能离开这个小镇回到城里。
26岁时，望瑞玲与杨元元父亲，一个分配到枝江404厂当工程师的大学生相识相恋。虽然她未曾和外界袒露自己与丈夫的感情如何，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杨元元父母二人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杨元元父亲去世后，家境再次跌落谷底的望瑞玲对孩子们再三强调，“一定要认真学习，才能走出枝江，做个体面人。”从6岁开始，杨元元姐弟俩就常听到母亲说，“你们爸爸是大学生，是工程师，以后你们也要像你们爸爸那样。”母亲还曾告诉他们，你们长大了一定要去大城市，弟弟去北京，姐姐去上海。
（望瑞玲年轻时）
之后，读书这件事就扎根在姐弟俩心里。他们觉得母亲倾其所有付出，应当用最好的成绩和最懂事的态度来回报她。在母亲的教育下，他们觉得只要足够会读书，就能让全家过上好生活。
姐姐杨元元更是把“给母亲减轻负担”这件事看作自己的责任。在杨顺顺的回忆中，失去父亲后，是“家里两个女人撑起一片天”。有好吃的，杨元元先留给弟弟和妈妈吃。无论在外遇到什么事，她都不会带回家说。
或许是从小的逆境让杨元元性格特别要强，她始终保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即使是中学的好朋友取代她考取年级第一，她也会非常失落，然后更加努力学习超越对方。
而她唯一柔软的一面，都留给了母亲。因为母亲毫无保留地付出，杨元元几乎所有事都依着母亲的想法做，也不允许外人对母亲有所置喙。
因此，杨元元一生几次面临重要选择的关卡，都由母亲做主。
第一次是高考。那时杨元元的梦想是考大连海事大学，她想学海商法做律师。但受到了母亲的反对，母亲认为湖北到大连距离太远，车费太贵，不值得，她希望女儿去武大学经济学，毕业就能找个高薪工作。
杨元元也求过母亲让她圆梦，但望瑞玲再次反对后，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的杨元元还是在高考志愿上填了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
她相信母亲的选择。
在此后的经历中，杨元元的世界观不断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她发现高考不是旅程的终点，自己不过是翻过一座山之后到了更高的山峰前。
因为家里毫无积蓄，杨元元从大一开始就为学费、生活费奋斗。那时杨元元每年固定支出上千元的学费和住宿费，无法一次性拿出这笔钱的杨元元申请了助学贷款，靠兼职和奖学金生活并还贷。
为了拿到武大1000元的一等奖学金，杨元元四年一直保持着好成绩。每节课必坐第一排听讲，放学后就端着书本看。
除了学习之外，她还需要身兼数职，打工挣生活费。杨元元在学校食堂工作，一个月能拿200元的补助。除此之外家教、零工......只要是大学生能做的工作她都试过。
只是这些收入加在一起，依旧不够补上杨元元经济上的窟窿。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吗？她想过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决定继续按照母亲期待的方式走下去。如果现状没有改变，那一定是不够努力。
（在武大的杨元元）
然而，被钱压在头顶的乌云始终无法散开，杨元元的性格也逐渐变得沉郁。大一时，她还积极争取入党，做团支部书记，到了大二、大三后，杨元元的同学们对她的记忆都越来越模糊，因为她已经没有参加社交活动的时间。
当然，这些经历她都不会和母亲提及。和许多年轻人都“报喜不报忧”的态度一样，她只告诉母亲自己取得了什么成绩。在望瑞玲眼里看来，女儿性格开朗，能力极强。
2001年，在弟弟杨顺顺考上武汉大学环境科学系后，母亲望瑞玲工作的404厂突然计划搬迁到宜昌市区，职工住房不再是免费分配，而是需要拿3万5千元内购。毫无积蓄的望瑞玲拿不出钱买房，又不愿在当地租房。等厂搬迁完毕，不愿去宜昌的她就会失业。
这时，望瑞玲开始向女儿杨元元寻求解决办法。
最后杨元元告诉母亲，“你是我妈妈，我要感谢你培育我这么多年。要是没有你，那也不会有我。你到武大来和我一起住吧。”
望瑞玲办好内部退休手续，来到了大三女儿的宿舍，和她挤在一张90厘米宽的单人床上。
白天杨元元和室友都去上课时，望瑞玲就在寝室里做些做小吃或接织毛衣之类的零工。有空闲的时候，她也会去女儿勤工俭学的食堂帮忙一起打扫卫生。等晚上学生陆续回寝室时，她就端着小吃和在外批发来的圆珠笔等小商品在寝室门口卖。
每天晚上九点半杨元元从图书馆回来后，也会帮着母亲一起在楼下摆摊。依靠这些小生意，望瑞玲一天能赚个十来块钱，这个钱大部分都给杨元元姐弟俩当生活费。
虽然杨元元室友未对望瑞玲来寝室借住一事抱怨，但宿管老师还是在查寝时发现了带着母亲同住寝室的事实。出于同情，学校让望瑞玲去学生宿舍楼上的空置杂物房居住，“你们两个人怎么挤得下一张床啊。”
就此，杨元元和母亲望瑞玲开启了长达8年的共生生活。
（杨元元（右）与母亲合照）
2002年，杨元元即将毕业。她先是准备保研，保研失败后开始找工作。
起初，她的目标是找金融行业的高薪工作，但她没有成功。
（有说法称，杨元元因没有还清近4000元的助学贷款，毕业时无法拿到双证，影响了她找工作。但后文提到她还有几种工作选择。）
双重打击之下，不愿在就业市场将就的杨元元决心考研。她想考北大的自费法学硕士转行做律师，“有了含金量更高的学历应该就不会被拒绝了”，可能她当时这么想着。
但考虑到杨元元临时决定考试，还没认真复习，且北大的自费硕士一年学费3万，她们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母亲望瑞玲劝杨元元放弃，她同意了。
望瑞玲说女儿当时还有5条路可以选 。
第一条是回湖北枝江当公务员。因为她是重本毕业，属于高知人才，可以直接回乡分配工作。这是当时她所拿到的工作机会中最稳定的一个。
去还是不去？最终，望瑞玲和杨元元都不想回去，“老乡说干嘛要到枝江当公务员？我们这些人好不容易从山沟考到城市来，在武汉扫马路也不要回去。”
第二条是去广西当公务员，杨元元和母亲都对这个地点不满意，“太穷，太远”。
因为报考了研究生，杨元元收到西北大学发来的面试通知。当时她已经买好火车票准备去西安，临上车前望瑞玲劝住了女儿。路途遥远，她害怕女儿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被骗。
最后两个选择是去广西青州港经贸公司当文员，以及浙江义乌某工厂当会计。这两个工作在母女二人商量后都选择放弃，因为她们觉得不太靠谱。
在多番纠结中，2002年校招季结束了。杨元元最终选择了去2002年8月入职武汉现代英语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母亲望瑞玲和她住在一起，每天去夜市摆摊补贴家用。
从这一年开始，杨元元的生活和大多数同学走向了不同岔道。她做过培训班老师，当过泰康保险的客户代表，收入始终没有突破千元。因为工作不算体面，她和所有同学几乎断联。杨元元曾向表妹表示，她希望自己奋斗出成绩的时候再和同学见面，这样比较“有面子”。
2005年，杨元元为了证明自己，攒了一小笔钱后没有还助学贷款，而是准备“拼一把”。她和同学成立了一个名叫《花语》的无证杂志社，还办了“小记者培训班”。但她很快和合伙人产生分歧，加上不熟悉市场需求，入不敷出，公司很快散伙。
之后杨元元没有再入职其他公司，每天和母亲一起在武汉摆摊，有时也去做做家教。没有工作的时候，她就继续看书准备继续考研。
当年留校读研的同学曾劝过杨元元先就业再慢慢考虑未来，但杨元元拒绝了对方，她表示，“现在我收入和其他做白领的人拿到的也差不多”。
她还是做着凭努力一飞冲天的梦。
时间转到2007年，这一年杨元元刚刚攒下3640元还清助学贷款，拿回双证。
毕业已经5年，她攻读硕博学位的大学同学已经毕业，更多同学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金融业找到工作，纷纷买车买房。她还有考到华东师大的高中同学也已经在上海扎根。
这些消息传到杨元元这里，让她更加封闭，生活像苦行僧一样。她不化妆，不谈恋爱，也不交朋友，一切需要金钱支出的活动都被她排除在需求之外。
除了看书，杨元元每天只和母亲交流。考研失败她就第二年继续报考，只求上岸。杨元元内心的痛苦母亲并未感知到，在望瑞玲眼里，女儿依旧是开朗的、愿意和她分享生活的孝顺孩子。
为了让母亲放宽心，杨元元还告诉母亲，和她一起生活很幸福，“两个人分开是痛苦，在一起就是快乐。”
2009年4月26日，四战考研的杨元元终于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的公费研究生。收到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她抱着母亲望瑞玲喜极而泣，嘴里呢喃着，“我们的好日子快来了。”
即将离开武汉时，关于母亲的去向，杨元元与弟弟进行了一次讨论。
有说法是杨元元希望自己一个人在上海闯闯，杨顺顺也想把母亲接到北京，当时他正在北大攻读博士，有一定收入可以保证母亲生活，但望瑞玲拒绝了儿子的提议。另一说法是杨顺顺当时博士津贴很少，他也刚还完本科的助学贷款，“如果母亲跟着他的话是活不下去的”。
总之商量的最后结果是望瑞玲继续跟着女儿去上海，临行前母女俩一直期待着在上海的生活。因为望瑞玲有70年代去上海的经历，她对这个国际大都市充满好感。杨元元则认为上海海事大学会像武大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对她们提供经济或住房帮助。到时候自己可以继续勤工俭学，母亲也能打点零工，生活就不再紧巴巴的了。
2009年9月12日，杨元元带着母亲去学校报到。时隔7年回到校园，一切和杨元元熟悉的学校生活迥异。
和同学的年龄差让她发现了彼此之间的代沟。她不愿与他人沟通，也不想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因为无论聚餐还是篮球赛，都是浪费钱又浪费时间的事。于是在外人眼里，杨元元是一个内向的，平时只和母亲呆在一起的古怪女生。
9月16日，杨元元手写了一份2000字的长信给辅导员吴志毅，恳请学校提供一个单独的宿舍给自己和母亲居住。她在信里写道，“这么多年来，我的背后是母亲一贯的坚持，是她教会我乐观宽容，是她和我相依相守，四处漂泊。恳请院领导能够体谅我家的特殊情况，在多余的学生寝室为我的母亲安排一个位置，让一位辛苦一生的老人感到慰藉。”直到望瑞玲被通知搬离前，这封申请都没有被学校回复。于是辅导员告诉杨元母女，“那你们就先在这里（寝室）住。”
（杨元元的申请信）
当时与杨元元同寝室的室友没有向学校告发她的行为，只一个月后搬到另一间寝室居住。据望瑞玲接受采访时称，室友并非对女儿的行为有意见，“我们相处很好的，是她觉得我们这样（同睡一张床）太辛苦，主动找还有空位的寝室搬出去，让我们可以住得宽敞点。”
但杨元元室友搬寝室的动作惊动了宿舍管理员，她向校方报告了杨元元母女的行为。10月22日晚，杨元元接到辅导员来电。对方表示学校某书记明确通知，不能让“校外人士”住在学校里。
为了让母亲留在身边，杨元元再次向学校递交申请书。这次学校直接驳回。校方说可以帮她们寻找便宜的校外住房，但寝室是只提供给学生居住的，不能影响他人生活。
在杨元元与学校谈判期间，望瑞玲没有搬出去住，她们还期待着学校最终能松口。但11月21日，校方派宿管阿姨直接上门赶人，要求望瑞玲在早上8点前搬出宿舍。他们告诉杨元元母女学校体育老师有间在校外空置的两居室，一个月租金450元，需要半年付一次房租。
考虑到她们的经济问题，校方还给杨元元提供了一个学校网站助理编辑的岗位，从12月份开始上岗，每个月补贴320元。
杨元元母女接受了学校的安排。等她们开始打包准备搬家时才发现，21日那天是周六，老师已经在上海市区的家里，23号才回崇明岛给她们钥匙。
当天，无处可去的望瑞玲住进学校附近的招待所，一晚一百的价格让她心痛不已。第二天退房后，望瑞玲选择在学校电影院门口枯坐一晚，她让杨元元赶紧回寝室，不要和自己吃苦。那天是上海2009年最冷的一天，外面地面已经结了一层薄冰。
11月23日一早，出门接母亲的杨元元看到母亲在外露宿，急得眼泪都快出来。她后悔自己没让母亲再去招待所住一晚，“这么大年纪还要跟着我在外面流浪.……”
等到了出租屋，杨元元的自责更是到达顶峰。虽然房子面积不小，但整个房没有装修，没有通煤气，除了客厅中间摆的一张桌子外没有任何家具。毫无准备的两母女那天只能靠搬去的两床被子在水泥地上打地铺过夜。
杨元元在短信中告诉弟弟不要担心，和母亲搬到了“海景房”。实际上那一晚她几乎没有睡着，和母亲聊了许多，关于身边同学的好前程，关于自己对学校生活的不满，关于对自己的失望。
“那些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在上海都混得比我好。”
“我根本不想参加学校的活动，很浪费时间。但现在班里还要排练话剧作业，真的蛮烦。”
说到最后，杨元元哭着向母亲说对不起，“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什么都没改变。”
（称自己可以为子女付出所有的望瑞玲）
之后两天，杨元元多次和母亲望瑞玲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
她后悔自己大学时没有报考师范专业，“这样早就能在上海教书，收入很高了”。她还和母亲聊起自己曾经辅导过的学生，一个15岁自杀的孩子，分析为什么这个学生会选择这么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
每每说到最后，她都会向母亲道歉，觉得自己都30岁了，还没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我不该来这个学校读书，真的非常后悔。”
看见女儿罕见地表现出负面情绪，望瑞玲没有反应过来。她以为这还是母女谈心环节，实际上这是杨元元最后的悲鸣。
11月24日晚，在冰冷的地面睡了两天的杨元元突然从被窝中爬起来。她环顾四周破败的房间，告诉母亲自己还是要去和学校申请，让两人住回寝室，“这样不行，没有暖气没有热水怎么过？”第二天，杨元元告诉母亲今天要和同学排练话剧到很晚，晚上就在寝室住了。她还让母亲回来洗个热水澡，“这样回去好睡一点”。这次回到寝室的望瑞玲被宿管发现了。
在她的描述中，宿管骂她是“乡下老太婆”，告诉她“你再这样，你女儿拿不到毕业证”。这番话望瑞玲也告诉了女儿。
11月26日早上7点，照惯例在海事大学食堂等女儿一起吃饭的望瑞玲一直没有看到女儿身影。她开始有些慌了，拜托宿管和宿舍楼的同学查看女儿的情况。
早上8点半，学校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带着工具破开杨元元宿舍洗手间的门。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杨元元背朝洗手池，脖子上套着两条毛巾系成的绳索，绳索另一边挂在洗手池的水管上。她静静地半蹲在地上，好像已经失去呼吸。
众人立刻冲上去解毛巾绳，会人工呼吸的同学上前给杨元元进行抢救。上午9点5分，等校方联系的120急救人员赶到时，杨元元已经身体发硬，瞳孔放大。9点15分，她在南汇区中心医院被医生宣布死亡。
杨元元死后，望瑞玲没有跟着女儿去医院。她一边哭一边和围观的同学说，“你们不要太内向了，元元就是因为内向才这样。”
出于对社会影响的考虑，校方最初封锁了杨元元去世的消息，他们一直私下和杨元元家属进行沟通。
事发后，杨元元母亲、表妹、外婆、舅舅、姑姑、弟弟及弟弟女友7名亲属齐聚上海海事大学，向校方讨要说法。对于校方的态度，杨元元家属非常愤怒，他们认为是校方咄咄逼人的态度让杨元元走向绝路。
在杨元元弟弟及母亲接受的多次采访中，他们都提到学校工作人员对贫困学生的歧视和漠视。望瑞玲回忆，11月21日被宿管驱赶的时候，对方叫她们“乡下人”，高呼“没钱就不应该读书”。杨元元被法学院副书记李希平叫去谈话时，书记直接告诉她，如果你坚持这样（让母亲留在宿舍），那你就别读了，也别想拿毕业证了。
那时杨元元就受了很大刺激，听到母亲问她为什么不反驳对方，她哭着说，“我是公费读书，如果我反驳了，以后还读不读书了？”
“如果见我没钱就不让我读书了，这个社会怎么是这样的啊？”
杨顺顺也坚持母亲的看法，觉得是学校各处隐性歧视让生性坚强的姐姐崩溃了，“作为儿女听到别人辱骂你父母，还威胁你不能毕业。她当时应该是有一种失落感，也有被歧视的感觉。”
然而，杨元元家属的申诉很快被校方一一反驳。
“他们都是瞎编的，我根本没说过这些话”，李希平解释道，“不允许家属和校外人员与学生同住，是为了其他同学的安全和正常生活便利考虑。安排空宿舍住很简单，但学校这么多贫困生，如果他们看到这个口子开了，他们的家属都要来住，那学校正常的管理和生活秩序就被打乱了。”
当时上海海事大学还有一些匿名学生也认为杨家人对学校的控诉是没有道理的，“宿管高阿姨人很善良，很热情，不可能说出这种话。”“学校也有其他因病、因贫困准备休学回家的同学。当时人都到火车站了，学校都去车站把人带回来资助治病。”
更有一个语气激进的校友发帖，直指杨元元是被她病态共生的妈妈逼死的。是她母亲不愿斩断和女儿之间的脐带，控制她的生活，才让不堪重负的杨元元被压垮。杨元元死后，家属还想向校方讨要35万抚恤金。其中5万用于杨元元的葬礼，另30万给杨家做买房钱。
他还提出了一个疑问，“明明有两个孩子，为什么母亲不跟着儿子过？为什么杨元元在努力打工的时候，杨顺顺可以谈恋爱，安心在北大做学术？”
毕业后杨顺顺的经济情况算不上好，直到姐姐去世前一年，他才还完过去的助学贷款。
读研读博期间，他除了每月100元生活费外再没要过母亲的钱。他曾给家里打了3000元积蓄作生活费，还给姐姐买了一台6000元的电脑，因为她考研和工作需要。
杨元元不知道得是，其实弟弟已经准备明年把母亲接到北京。他觉得姐姐辛苦这么多年，也需要休息一下。他还准备带上母亲和姐姐一起去海南玩一趟，“这是我准备给她们的惊喜”。
“如果说我真的对不起姐姐，只能说我后悔没有和她聊聊更深刻的话题。或许我们谈过以后，就可以开导开导她，而不是让她一个人结束生命。”
另一边被称作“吸血鬼”的望瑞玲也解释，当初选择和女儿同住，是她认为自己与儿子是异性，一起住不方便。她不愿回老家枝江，是觉得老家已经没人了，就算摆摊卖小吃也没生意。和女儿一起住，是女儿心甘情愿的。
女儿从不会在她面前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她只会让母亲感觉自己是可靠的。她还告诉母亲不用回老家，她喜欢和母亲住在一起。
望瑞玲从未察觉到女儿已经快要崩溃了，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了解女儿的。但杨元元表妹直言，她妈妈是最不懂她的人。
杨元元喜欢看《红楼梦》，在和表妹通信时，她以晴雯自比，“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因为承担着母亲的期望，杨元元一直给自己压力，逼迫自己上进，“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但8年来现实的重重打击，让杨元元开始怀疑自己。
她也和表妹讨论过彼此喜欢的名言，她最喜欢的是海明威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因此她自强，清高，总是拒绝别人的帮忙，希望自己能处理这些问题。工作不顺心，她不会和母亲说；生活有不方便的地方，她也不会说。
后来忍受成了一种习惯。多年互相依靠，让这对母女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亲情，更像是一种精神牵绊。
毕业多年，杨元元和母亲一直共用一个手机。她的通讯录里除了工作伙伴和学生，只有两三个大学时的同学。她一直收缩自己社交圈，呆在只有母亲在的安全区内，因为“母亲不会笑话她的落魄”。
但相对的，这种牵绊最后就会成为束缚自己的绳索。杨元元把选择权交给母亲，母亲成为了她的眼睛。母亲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她就只能看到那里。病态的节俭同样如此。
其实，到了2009年，杨家早比1985年那个丧父的夏天境况好太多。杨家两姐弟都已经还完贷款，还有一定积蓄。弟弟即将博士毕业，她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跨专业考研成功。母亲的退休金也从215元涨到900元。在杨元元去世前，她和母亲的共同账户上已经有一万元存款。
杨顺顺曾在杨元元面前唱过一首歌，听完后她对弟弟说，你这个歌词好像现在的我啊，“梦想太高，实际太低。梦想向东，实际向西。”
12月15日，杨元元的葬礼在上海举行。校方没有道歉，仅给予杨元元家属16万慰问金，一切纷争在之后逐渐归于平静。
有记者问过望瑞玲，女儿走后她想过怎么生活吗？她回答道，现在先一个人过吧，儿子也没有房子，等他工作后肯定就跟他一起了。
之后望瑞玲多次来上海为女儿讨说法，屡屡无果后渐无消息。
来源：房间内的粉色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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