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已超4亿人”遭群嘲：折射了怎样的民生状况？

即便如此，网友依然不买这个“中等收入”的账：

大家纷纷吐槽道：“年收入10万，每月房贷六七千，一年就得去掉七八万了吧，还剩两三万，其他开销花花都不够吧，这也算中等收入？”“光说收入怎么不说支出呢，入不敷出算不算中等收入”“所以年入10万，年出12万，属于负资产”……

为什么从统计上得到的数字到了现实中却被众多网友群嘲呢？

保镖哥认为，我们有必要从“中等收入”的特征、定义和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普遍状态做一对比了。

一般来说，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1、在全社会处于中等水平的收入，既不属于贫困人口，也不属于富裕人口；

2、稳定的就业，有一定的职业技能和发展空间；

3、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条件，有自己的住房或租房；

4、充分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享受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

5、一定数量的家庭储蓄和适度的财产收入，有一定的抵御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6、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关消费，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等消费能力和意愿。

而目前中国符合这种“定义”和“特征”的“中等收入”人口多吗？

首先，我们看看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情况。由2022年6月至2023年4月，中国统计局、发改委公布的这两个数字可见，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似乎都在5.5%至5.2%之间徘徊，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波动幅度则大得多，尽管青年人因为工作经验不足，且有父辈、母辈的供养，故失业率较高。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显示，预计2022年全球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4.9%，其中欧洲和中亚地区为16.4%，亚太地区为14.9%，北美地区最低为8.3%。但是中国作为2015年后即进入劳动力紧缺国家的行列后，还有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青年失业率依然不是正常现象。

这背后说明的恰恰是中国职业待遇对学历更高、知识更广、视野更开阔的青年人很难讲有“吸引力”，许多人宁愿主动失业，在家考研、考编都不愿意下厂——教育成本和就业收入、体验太不成比例。

其次，我们再看看中国的社会福利普及情况。

我们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历年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数据为例，新千年里，中国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有了很大提升，从2012年的30427万人上升到2021年的102871万人，参保率接近70%。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更是从2012年的53641万人上升到2021年的136297万人，参保率超过90%。然而，职场人士关心的失业、生育、工伤三大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率却不尽人意。

还是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历年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数据，2012年来，“三险”参与者仅占就业人口（2021年为74652万人）的30%出头，其中，生育险更是仅占就业人口的31.95%。这个生育险并非只有女职工可以享受，根据《社会保险条例》，男职工一样要参与生育险。那么，以参保人数最少的生育险为例，中国就业人口中，能够交齐“三险”的仅占31.95%。如果再算上住房公积金缴存率，那么到2021年，中国仅有22.02%的职工能够享有法定的住房公积金。换句话说，就是起码的“五险一金”，中国职工到了2021年也仅有22.02%，不到4分之1者可以交全。

这样的福利水平显然是不能让人们放心享受生活的。

第三，我们再看看中国人的收入结构。

将2000年以来中国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共列一图，我们可以发现：

这20年里，中国是人均GDP上了天，可中国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几乎贴着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几乎根本存不下钱，而且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的“缺口”还越拉越大。同时，在现实中，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很多，且在2010年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下滑，这里自然也反映了中国住房、汽车等价格高企，居民不敢花钱，只能节衣缩食的尴尬状况。

可以说，是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构、社团这些机构消费的社会消费品“撑起”了中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而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其实从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人均GDP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由上图可知，中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最终消费）占人均GDP比重从2014的40.32%跌至了2022年的36.34%，几乎是历史最低水平。而且就是和发展阶段接近的俄罗斯、巴西、波兰、越南相比，中国人的人均最终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也是低了一大截。

另一方面，如果将消费加上投资的角度综合考虑，中国人“入不敷出”的局面就更为突出了。将2000年以来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共列一图可得——

中国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年至2022年之间远快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而且绝对值更是在远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之上，到2022年，中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已达41055.43元，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6883元，可以说，中国人全部可支配收入拿去填“固定资产投资”的坑，都是不够的。

鉴于中国统计局将购房支出计算在“固定资产投资”而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我们完全可以从2000年至2022年的房价走势中验证为什么进入2020年代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8年房价起飞后迅速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并且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长期（2008-14年）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30个百分点以上。

正是因为中国人面临高房价、高物价，还有大量缺乏正向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浪费，故以人均投资加消费总额计算，中国人的当期社会盈余也是长期为负的——

截至2022年末，中国人均累计社会积累余额（当期人均盈余储备额）已降至-152607.38元！

此外，我们再将人均社会融资规模、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03年至2022年的年度增幅共列一图还可得——

在这里保镖哥必须介绍一下，人均社会融资规模的意思。

简单点说，就是中国人一年开小店、炒股票、办公司、投资期货、买债券、购基金、建信托等投资的总和除以当年人口数的结果，在收款端统计，便是“人均社会融资规模”，也就是每个中国人花在这些直接投资项目上的钱。

将人均GDP、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在2002年至2022年的复合增长率减去中国人均社会融资规模复合增长率，可知中国人均社会融资对这几项指标的贡献率分别是-2.52%、-3.52%、-3.06%和-3.84%。

换句话说，就是过去20年里，中国人的投资金额平均每年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是-2.52%，由于挤出效应，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贡献率是-3.06%，对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贡献率是-3.52%/年，对人均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是-3.84%/年。

可见，中国在过去20年里“算总账”的结果就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平摊到每个人头上都是负数。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了，中国投资这样低效，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又在哪里呢？

保镖哥必须说，恰恰是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为中国贡献了就业和真金白银的财富。

我们以2018年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中占工业从业总人口占68%的“规模以上（年销售额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情况为例，可知，2017年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额与合同出口总额的相关性达0.93以上，而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性仅为0.90，可见中国工业企业大部分利润都来自对外出口，是中国人廉价、长时间且辛劳的工作，补贴了全世界的消费者。

与上述观点互为印证的是，根据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月18日举行的《2022年四季度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22年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容纳的就业人口达3.46亿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8%。

与之对应的还有中国人的年工作时长，中国人均工作时长为每周47.9小时（2021，中国统计局），“996”、“007”屡见不鲜，工作时间长、消费体验少、人均单位时间产值低，疲劳程度却极高，生活体验之“恐怖”自不待言。

最后，也是不得不提的一点是中国人的育儿成本。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发布的《生育成本报告》，中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这意味着，在中国把一个孩子抚养到成年所花的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育儿成本仅次于韩国，位居世界第二。

事实上，最能衡量育儿成本相对水平的，应该是育儿成本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这是夫妻可以完全支配的、直接用于育儿支出的全口径收入来源，各国也与GDP一样，按季、按年公布，获取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也并不存在超过GDP的难度。

如果将育儿成本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超越韩国成为世界上育儿成本最高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育儿成本的差距，也在继续扩大。

也正是因为育儿成本高企，回报孩子的却是“与天地人斗”的卷，还有福利的缺失，投资的低效，生育率近年来大幅下滑，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

目前，中国的平均生育率是 1.06。上海只有0.70-0.80，东北的生育率也非常低，如黑龙江和上海差不多，2020年在0.7左右。生育率高的地区则主要集中在贵州和广西等地，在2左右。但是这个数字只是接近世代更替水平。

更关键的是，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抚养比迅速上升，宏观社会负担正在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上升！

根据2015至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中国长者人口数量持续攀升，带动社会总抚养比上升，2015年，中国长者抚养比为14.38%，总抚养比为36.99%，而到了2021年，中国长者抚养比已经高达20.8%，而总抚养比亦上升至46.4%，也就是说，整个中国社会差不多是2.3个人养活1个人，社会负担之大，可想而知。还有多少余钱可供人们消费？

更不得不提的是，由于教育、就业、生活各项成本上升、收益（包括潜在收益）下降，体验度下滑，从另一个范畴也开始挤压创造财富的部门的利润，故企业也更求“短平快”赚钱，不仅对于16至24岁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不友好，对于“大龄人士”也是动不动搞起了“35岁现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其实是严重低估的！

正如2018年以来，被视作“就业”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外卖小哥增长率并没有因基数增大而下降，相反，在2022年里以18.41%增幅一举创下2020年来的新高，从一个侧面就说明了有“五险一金”的“正规”就业岗位急剧萎缩的尴尬。

可以说，抚幼、养老、低效投资、高额公共产品价格还有低收入水平共同透支了中国人的消费潜力，而劳动力再生产能力不足，更是已经导致了各类外资企业因难以开发在地市场而纷纷离开，那么，建立在发展机会日趋窄逼、大范围入不敷出，且缺乏基本福利保障的“中等收入”又价值几何呢？

参考资料：

1、中国育儿成本是世界第二高，是真的吗？（火星宏观：2023年5月2日）

2、滴滴司机爆满！外卖骑手爆满！地摊爆满！中国人搞钱欲望太强了（东亚财评：2023年5月31日）

3、低生育率时代，谁应该承担女性的生育成本？（聂日明：2023年4月23日）

4、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4亿人，标准曝光，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你达到了么？（金融界：2023年6月6日）

5、“扶不起的CPI”：预示中国进入偿债周期（世界风情画：2023年4月11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