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如今到了一代人落寞的时刻。
根据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国内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8632万人，他们现在仍在打工，十年后，他们都将迈入60岁，达到眼下标准的“退休年龄”。
一代人的落寞，伴随着一代人的崛起。
但新一代“农民工”的日子，并不算太好过。
最新的青年失业率已经高达20%以上，青年人的就业艰难，早已经难以用数据反映出来。从宏观层面来看，老一代“农民工”的退休，标志着新一代打工人的崛起，一代人退出舞台，一代人重新加入进来。
但那些已经或准备退出舞台的农民工，他们的养老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购买社保，由于用工方式的单一和松散，农民工这一群体几乎注定会成为养老体系下缺失的一环。
当然，农民工的养老金也并非完全没有。许多农民工都买有农村专属的养老金，退休后每个月大概在100多元，这个钱以今天的生活成本作为对比，其实并不多。
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全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为3896元/月，而全国居民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为1332元/月。
显然，在作为统计养老金数据方面，可能并没有把每个月100多元退休金的传统“农村就业人员”统计入内。
第一代农民工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特征，他们生于1970年之前，在80年代市场开放初期至90年代进入城市打工，他们背井离乡，共同构筑了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像。
第一代农民工背井离乡，远离农村来到城市打工，大多都是为了解决家庭生计问题，赚钱养家糊口，因此也被称之为“生计型农民工”。
这些农民工渴望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收入来让后代摆脱靠劳动谋生的生活，但在整个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工的后代，或因为家庭因素、或因为教育缺失、最终还是变成了农民工。
2010年上映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张昌华夫妇奔波于城乡之间，为了女儿好好读书，但女儿最终还是无法改变命运，退学成为了第二代农民工的故事。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2022年全国共2亿9562万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有8632万人，占比接近30%。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系副教授仇凤仙调查发现，第一代农民工近四成集中在建筑工地，还有的在做餐厅服务员、保安、保洁、个体户，在工作做技术工人的则占18.9%。
仇凤仙长期关注第一代农民工，她自2015年起就重点关注国内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问题，在与200多名农民工访谈，发放了2500份问卷后，她撰写的《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今年6月出版。
仇凤仙认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最大特征，是个体生命历程完整经历了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
第一代农民工的经历与国内融入市场化的历程几乎同步，也恰逢国内城市发展最快的30年，在这30年时间里，农民工们经历巨变，他们的收入、城市的生活成本，同步增长，但他们的主动选择权，却从未多过。
这些农民工处于被动之中，无法连续、稳定地工作，在城乡之间来回摇摆，而影响这些农民工最深的，莫过于这几个历史事件。
1958年出台的户籍制，将人口分为城市和乡村两个管理区域，农民被户籍捆绑，不能到城市工作，引入市场机制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农民也逐渐可以进城务工、经商。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这也带来了城市的管理和秩序问题，为了缓解这些问题，一些城市也一度出台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措施。
1992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开，农民种地的收入和外出打工的收入越来越不成正比，此时城市的大门也开始陆续被打开，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这导致了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农村人口出现进城大潮。
到了9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革导致下岗潮，为了保障下岗人员的再就业，一些城市再次限制单位招用农民工。
而这也被仇凤仙精准地概括为：“一旦城市有风吹草动，农民工就马上回家；城市感冒，农民工先吃药。”
农民工，这一词汇的根本还是农民二字，在工业化进程的现代社会下，我们的骨子里可能依然流淌着农业社会的观念、精神乃至内核。
这数亿的农民工，无疑为国内的城市化进程和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付出了热血和体力，让城市高楼林立，让公共设施越来越完善，让高架桥和高速公路通往全国。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老去，他们的养老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首先是健康问题，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高强度、高风险、高污染、低收入的“三高一低”工作，职业病和伤病随着打工的年限而不断累积。
不仅如此，不少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体还过分自信；根据调研，有61.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身体健康”，63.4%的农民工在务工地城市看病零次，58.5%的农民工则选择“能忍则忍”。
在农民工过分自信的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显然不能倒下，也不愿倒下。
很多农民工都担心自己的医疗健康问题所引发的“因病返贫”，尽管他们可能已经较为贫困。大部分的农民工都不会因为小伤痛回家，怕花路费、耽误赚钱；在大城市进医院更是心里慌，担心高昂的医药费。
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由于是属地化报销和管理，与户籍挂钩，这就导致并不适用于流动性高的农民工群体。
除了医疗问题之外，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也迫切值得我们关注。
这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存款。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本就微薄，他们省吃俭用，其中存下来的大部分收入，都被用于子女的教育、房子和彩礼，这让他们本就不多的存款被彻底掏空。
根据仇凤仙自己的调查，15.2%的第一代农民工没有存过一分钱，存款在5万元以下的农民工则占比高达55.2%。
由于存款不足，这就引发了何时退休的问题。
在仇凤仙问卷里“何时停止工作”的问题，60.7%的农民工回答，干到干不动为止，还有76.1%的农民工说60岁不回家休息。
虽然其中有超过六成的农民工都参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由于普遍缴费比例不高，最后实际能够拿到手的，也就一百多元，对比今天的生活成本，杯水车薪。
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不少农民工都渴望进入薪资更高的建筑工地打工，但2019年起建筑业对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则把60岁以上的农民工拒之门外。
除此之外，农民工的养老问题也很难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
第一代农民工出生于1970年之后，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由于严苛的“计划生育”限制，不少农民工被迫只能生育一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农民工比比皆是，这也就导致了，独生子女的收入决定了能否帮扶父母的养老。
以今天的国内年轻人的普遍收入来看，要靠“养儿防老”，目前依然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在老去之后，更多的依然需要靠自己，甚至还要继续打工来补贴儿女。
过去的教育成本不高，但碍于限制，农民工无法生育多个，今天的生育放开了，但高昂的养育成本，又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一个时代的发展变迁，似乎从来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农民工的更多无奈。
客观来说，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本来就较低，因此他们也就更在意维护自己那为数不多的权益，但在这条路上，漫长且艰辛。
《南方周末》2009年就曾报道过重庆万州14名矽肺工人的维护权益之路，其中有七人也就是一半都在维护权益的路上相继死去。
《人民日报》2016年也曾写过农民工异地务工报销难，几乎从不做体检的问题。《工人日报》2022年3月也曾发文，探讨建筑工地“清退令”对超龄农民工的影响。
《工人日报》刊文提出的第一代农民工的两种出路：就地转型岗位，或者返乡就业参与乡村振兴。
但问题在于，农村真的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吗？
如果农村真的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且收入还不错的话，农民工还会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务工吗？
胡锡进的一句话我反倒是比较认可，他说：“唯一的办法我认为是继续推动经济较快增长，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公平正义的调试，决没有第二条路。”
是的，解决就业的唯一出路，就是增长，创造就业，而不是换个路继续走，到头来可能还是走不通。
第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不足，以及养老问题的存款、子女养老等问题的薄弱，这些困境我们都可以被称之为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认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渴望下一代出人头地，能够实现阶层跃升。
但社会的经济增长和调试，往往不是以大多数人的阶层跃升而结束的，它所能够带来的，往往是大多数人比过去更好的生活，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可能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
今天，当我们提到“共同富裕”，自然也不能忽视这个特殊的群体。
第一代农民工抱着追求更好生活的憧憬，投身于时代洪流，他们大多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四处飘荡，居无定所，很多人最终还是没能迈上更高的阶层，甚至也包括他们的子女。
如今，这个日渐老去的群体，正在迫切需要改变。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