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齿》到《命案》，回到香港本土创作语境后，郑保瑞的癫狂劲儿越来越生猛。
尤其是在《命案》出现之后，再回看《智齿》，我们几乎可以确认，这才是郑宝瑞作为一个个导演，真正想要表达和拍摄的故事。
命运，就是在绝望的夹缝中寻找阳光
“尽是癫狂，尽皆过火”作为一句被用来形容香港电影气质的名言，原本出自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波德维尔此语，放在港片最火热的八九十年代，既意味着香港电影癫狂、极致、敢想敢拍的影片风格，也概括了那个时代港片整体上无比热闹的创作生态。
不过，放在今天银河映像的某些电影上，这句话虽然仍能说得通，但似乎个中意味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命案》的癫狂过火不再是那种“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式的癫狂过火，而是一种在绝望中撕心裂肺般呐喊的癫狂。《智齿》和《命案》，都指向了同一个母题，就是个体在面对无法抗衡的天意与命运时的无可奈何感和渺小感。
在两部影片中，犯罪分子或者说杀人凶手都不是最重要的呈现对象，林家栋两次扮演的角色，无论身份是警察还是命理大师，其行为目的都不在于要厘清犯罪的动机与原因，不求一定要为受害者寻找公平，而是想要努力为生者寻找新的结果、新的命运，摆脱这种被凶手、被恶鬼缠身的纠结命理。
《命案》中，男主角少东是一个从小就疯疯癫癫，与常人喜好不同的男孩。因为小时候玩刀，少东失手导致了姐姐毁容，从此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眼中钉、怪胎、报应。
于是，当他作为一名外卖员意外撞破一件真正的凶杀案后，众人自然而然也就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个煞星才是真正的凶手。唯独林家栋饰演的命理大师不信，通过命理推算，命理大师坚信自己可以帮助少东改变原本崎岖晦暗的命格，帮助他重新生活。
癫狂、分不清谁是清醒的，谁要拯救谁，是这部影片最想要呈现出来的一种错乱的任务状态。
命理大师、少东和警察，作为本片最主要的三个主角，各自有着自己的执着：
少东想要摆脱自己对于杀戮和血液的喜好，命理大师想要依靠给人更改命理来为自己积福，摆脱成为精神病患者的家族宿命，而警察，自从看到少东小时候虐猫之后，就坚信这个孩子未来一定会是个祸患，所以抓捕少东就成了警察心头的执念，哪怕少东并没有犯罪，警察也想要努力地说服自己和周围人，少东未来必然有犯罪的可能。
由于这份执念，这三个主人公在影片中大部分时候呈现出来的状态都是有点疯疯癫癫的，无论是所思所想，还是所作所为，都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畴。
至于那个真正的杀人犯，在本片中被塑造为一个相对标签化和符号化的人物，他对妓女们有着一种偏执和变态的虐杀心理，不惜以一切代价享受虐杀这些妓女的过程。
显然，塑造这么一个极恶的人物时，导演的目的更多是想提醒观众该人物身上的符号意味——与三个主人公相比，杀人犯既是他们的未来，一个真正因为癫狂和精神错乱而坠入深渊的恶魔，同时也是一个打破一切平衡的意外因素。
正是因为这层意外的降临，原本看似和谐，但实则已经剑拔弩张的一切才会土崩瓦解，人际关系愈发恶劣，警察和少东之间的猜忌更加深重，少东和命理大师的癫狂症更加剧烈……
自我认同，即是自我救赎
这种人物的疯癫状态也成为了《命案》这部电影在叙事上最烧脑的地方，它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观众对于理性和逻辑的笃定信念。
而要想更好地理解这种疯癫，其实可以从影片中那些配角入手——那些处于崩溃边缘，即将被逼疯的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少东的姐姐——一个因为弟弟的疾病而从小就被毁容，导致对弟弟产生PTSD的女子。在命理大师想要为少东改心，劝少东改掉自身怪癖的一场戏里，姐姐和命理大师之间的对话揭示了本片的最关键主题。
姐姐认为，少东是这个家的祸害，他将来总会犯下大错，总会伤害更多人。所以她不愿意，也不敢再信任少东了，她放弃了努力，希望命理大师不要再信任少东，趁早让弟弟犯罪入狱，一家人才能安心。
姐姐的态度其实正是影片中大部分普通人对命运、对癫狂者、对意外灾难的态度——平静地生活着本已不易，谁都没办法再冷静地应对突然降临地意外了，而对待意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自我逃避，放弃信任，无情得斩断一切阻碍自我生存的羁绊。
影片想要讲述的就是，作为主角的三个癫狂者并未真正坠入深渊，他们仍然在努力的活着。三个癫狂者与与杀手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虽然执着、癫狂，但本心并未变坏，并未坠入谷底。
在这种因为癫狂而产生的彼此纠缠与救赎中，三人都实现了最终的自我认同，所以与其说《命案》最后一场天台戏是一场集体的拯救，不如说这是一场集体的自我认同——通过认同他者的方式完成的自我认同。
少东、命理大师和警察都从对方的执念和癫狂里看到了自己的执念，也都被别人指出了自己内心潜意识里不可告人的秘密——
警察内心深处想要通过抓到乐文行凶的证据，来证明自己作为警察的能力，但他不想承认自己的偏执与自卑。
命理大师则不想要承认自己会疯，会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会怀有杀戮的欲望。
至于少东，他最终终于敢于承认，他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接受命运给予自己的一切，哪怕对血腥和暴力抱有某种生理性的快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能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恶人。
所以《命案》的结局并不是简单地坏人变好了，不是怪小孩变成乖小孩了，而是个体完成了自我认同，直面自我内心真正的恐惧与执着。
港片必须过度癫狂吗
美术设计上的霓虹灯质感和阴郁逼仄的气氛是本片的另一大看点，与前作《智齿》相比，《命案》在整个的故事类型和影片内容上是更倾向于人物而轻场景的。
因此，和《智齿》中出现的大量具体地标相比，《命案》的很多场景设计和美术设计都更加抽象化、风格化。尤其是命理大师给少东建造的那间能改变风水格局、更改命理的房间，更是癫狂到了极致。
在摄影上，《命案》全片都不断地将人物置于逼仄、压抑的空间之下来审视，而到了那间写满了佛经，用经文和铁门将人共同束缚住的逼仄房间，这种压抑感终于被烘托到了极致。
和影片前半段作为主要故事空间的妓女居住地相对应，两间斗室在美术设计和摄影层面就已经充分地暗示了郑保瑞想要传达的真正主题：人被欲望与自我囚禁。
如果说妓女屋中杂乱的陈设和粉红的昏暗灯光，是对引人堕落的欲望的暗示，而“佛经监狱”则更悲观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哪怕你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哪怕你已经能正视自我的命运处境，有想要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决心，或许也并不意味着你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就一定有能力对抗天命。
在这几处主要的封闭空间之外，影片中的很多外景画面，也被设计得充满未知与危险。警察也好，乐文也好，不止一次地被导演置于逼仄、狭长、前路漆黑、不知终点的街道空间中。
哪怕是烈日之下的天台，在本片中也被极其风格化的处理为黑白色调，太阳是黑的、是阴冷的，阳光在本片中几乎是被当做地狱鬼火一般的元素来拍摄和处理的，你从中看不出一丝暖意，只能感受到阳光即将灼烧一切，毁灭一切的绝望感。
但《命案》似乎同时也抛出了近两年来港片创作的某种困境，那就是这种越来越趋于猎奇、夸张和癫狂的作品，是否能够真的为港片带来某种影像风格上的新生命力。
不止是郑保瑞的前作《智齿》，还包括去年的《正义回廊》《神探大战》，甚至是黄子华的《毒舌律师》，似乎都开始越来越追求影片题材和故事上的极致化、猎奇化和传奇化。
流浪汉无差别杀人、儿子杀父母，父亲杀女儿等等极致性暴力戏码在这两年的香港本土电影中似乎已经成了最行之有效的情绪发泄口之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观众将在这部影片中因为体会阴影与阳光之间的极致切换而获得快感。
在这种癫狂化的叙事模板背后，真正为观众提供快感的二元对立价值观，其实是一种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巨大怀疑——时而是怀疑自己命若蝼蚁，时而确认我命由我不由天。《命案》描述的那种在命运的夹缝中，努力寻求那一丝微光的情绪性主题尤其明显，包括邱礼涛的《拆弹专家2》，其实也是在表达类似的情绪性主题。
好在这股在港片中弥散已久的压抑主题和严肃思考，到了《命案》这儿，似乎终于表露出了一点乐观积极的表达倾向。
三个人在天台上的自我和解，传达出的其实是对银河映像一直以来的宿命论主题的一种新解法——无论多崎岖、多坎坷、多与众不同，自己的命终究可以由自己来选择。比起命运本身而言，选择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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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妖
编辑：海妖
责任编辑：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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