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尔罗斯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内涵丰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相互碰撞、渗透、融合而形成。其中，农耕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多元性和民族性。笔者就其源流与形成进行了浅近分析和初步探究。
本文所言郭尔罗斯农耕文化的概念简单而明确。农耕即耕种土地，也泛指种植业。农耕文化的广义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农耕生产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农耕方式传承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的总体体系。文中所指郭尔罗斯仅为松嫩流域（重点是前郭尔罗斯）特定区域，不包括历史上郭尔罗斯部迁徙定居前的其他地域。
一 郭尔罗斯农耕文化的初期源流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距今七、八千年以前 ，黄河流域已种植粟，长江中、下游已种植稻，松嫩流域的农耕出现相对略晚，但同属中华文明之源。
东北地区古代农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主要是：在距今7000年前至春秋时期，原始农业开始产生和发展；战国中叶至秦汉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在东北传播，传统农业开始逐渐兴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证明，东北最早的四个系列民族是东胡、夫余、肃慎和汉族，主要分布区域分别是西部、中部、北部和南部，以渔猎、游牧、农耕等不同或兼有的方式生存和发展。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进而不断演变和发展。
遗迹考古表明，位于东北腹地的郭尔罗斯境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以“青山头人”为代表的古人在此狩猎、捕鱼和采集，世代生息繁衍。春秋、秦汉时期，郭尔罗斯地是秽貊、夫余、东胡、鲜卑故地。前郭尔罗斯境内的红石砬子、浩特忙遗址(东、西两处)等多处考古发现“汉书文化”遗存，证明这里历史悠久，后为古夫余属地，且夫余族已经定居，从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发展到了更进一步的原始农业。
隋唐时期，郭尔罗斯地东、西分别属于女真和契丹。出土的大量铁器中有很多农耕生产工具。表明女真和契丹人的生产方式是畜牧、农耕和狩猎并存698年，唐朝册封这里的女真为粟末靺鞨，称渤海”。郭尔罗斯属渤海国夫余府。此后，在中原王朝的影响下，粟末靺鞨开始在适宜耕种的松花江流域种植粟、麦、稞、麻等作物。种植业的发展使其率先跨入了阶级社会，迅速封建化。《新唐书•渤海传》的详实记载和出土的铧、铲、镰等文物为证，渤海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铁器和推广牛耕，耕作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农业的主导地位得以巩固。同时，加强了与中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了较快的变化。至926年被契丹攻灭，渤海国共存世229年。这一时期是郭尔罗斯地区农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并孕育了具有农耕色彩的靺鞨文化。可以说，靺鞨文化是这里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凝结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标志着郭尔罗斯地区农耕文化的雏形开始孕育。
二 郭尔罗斯农耕文化的初步形成
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辽。辽朝征服蒙古高原各部，灭亡渤海国。960年，中原建立了北宋王朝。现在的前郭尔罗斯，辽代属东京道达鲁古部，设属长春州（治所在塔虎城）。契丹人的经济生活受耕稼文明的影响较大，他们一直把发展种植业作为加强实力的重要途径。据《新五代史》记载，契丹酋长阿保机在唐末时就“率汉人耕种……汉人安之，不复思归”。辽占领燕云十六州以后，国家的经济重心更向种植业上面转移。纵观辽史，农业经济在初期处于辅助地位、中期是农牧并举、后期已经位居主导。在辽的中、后期，辽河、松花江两个流域的种植区得到了较好发展，位于松辽平原农区与蒙古草原游牧的过渡地带的郭尔罗斯境内，传统的农业生产持续发展，与其相适应的农耕文化开始起步发展，与游牧文化开始初步融合。
辽朝后期，以黑水靺鞨为主体的女真部兴起，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初一，首领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1125年，金与北宋结盟灭辽，1127年又灭北宋。金初，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为半农半猎，宋使对东北种植区的描述为“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嫁殆遍，地宜穄黍”。金朝始行牛头地制，即依牛具授田征税，后实行计口授田，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经济。目前，前郭尔罗斯境内考古发现的辽金遗址多达15处，且文物众多。其中，东三家子、吉拉吐等地出土的几件铁犁、铧范（紫铜质）都是保存完好的金代遗物，证明这里当时已经系统接受了中原的先进技术。平凤乡发现的大榆树遗址，是辽代早期沿用至金代的居住址，曾出土网坠、铁铧、兽骨等各种遗物，说明当时人们是半农半渔、兼有畜牧业的定居生活。加之《新五代史》、《辽史》、《宋史》和《金史》等多部史籍的记载，表明人们已经由渔猎为主转向以农耕为主，多数地方人口开始密集、农业生产开始发展，农耕文化开始形成。
在辽、金两个朝代接连统治的三个多世纪，这里的游牧、渔猎、农耕三种生产方式并存，社会发展的主要变化是汉民开始迁入、技术不断进步、农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提高、作物品种多样，传统农业从原始粗放逐渐发展进步，并对战争、商贸、交通、手工业及土地、赋税制度和民族交流、融合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各民族的多种文化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饮食、服饰、习俗等各个方面变化较大，社会呈现出了生活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良好局面。
郭尔罗斯地区孕育已久的农耕文化，在辽金时期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不断交流、融合，以至形成了初级阶段的独立体系。
三 郭尔罗斯农耕文化的稳步发展
1206年，统一了漠北各部的蒙古首领铁木真即大汗位，建立大蒙古国 。随即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对外征服战争，势力迅速扩展到中亚、西亚、南俄等地。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合消灭了金朝。1260年，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在臣服吐蕃、消灭大理的同时，与南宋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战争，终于在1276年灭南宋。但在蒙古对金作战期间，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北方地区农田成为蒙古人的牧场。战争结束后，元朝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的良好局面，受中原农业经济和汉族文化的影响，蒙古统治者从过去的轻视农业逐步开始重视农业、发展农业。1261年，忽必烈设立劝农司，整顿农桑，1286年，《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全国。郭尔罗斯地在元代属开元路，被分封为游牧之地。在此生活的蒙古、女真、契丹、汉等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方面都是游牧主导、渔猎次之、农耕相辅。
1368年，朱元璋以应天府为京师，建立了明朝，设置辽东都司以经营辽东以及东北。蒙古族统治势力退回塞北，但仍以“北元”朝存在，并长期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游牧区经常威胁着农耕区。1409年，明朝在东北设置奴儿干都司，军队退守辽东。从此，明朝一直都将松花江流域交给了所属的东北少数民族，郭尔罗斯地属泰宁卫统辖，是农耕和游牧的过渡地带。前期主要有蒙古兀良哈部和女真、契丹等游牧的几个少数民族，嘉庆年间后，哈萨尔第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喇率部东迁，号称嫩科尔沁。其孙乌巴什分封在松嫩流域，统领郭尔罗斯部。这片草原从此称为郭尔罗斯。明朝的郭尔罗斯部延续着农牧渔及相关副业的生产传统。
元明时期的长期兵荒马乱和蒙古人游牧区的扩大，使郭尔罗斯境内的众多辽金古城、农耕村落被毁灭，原来开垦的小片农耕区仅仅是存在或发展着，有些也消失，各地的种植区难以扩大。但在沿江地带甚至西部草原上，仍有少量以农业为主或与畜牧业并重的村落出现。如：前郭尔罗斯西部的英吐屯（今查干花镇乌兰花村老英吐屯）约建于明万历年间，“英吐”系蒙古语音译，意为碾子，证明农业生产依然在发展。
总之，元明时期的农业经济起伏发展，与之相应的农耕文化受到了游牧文化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总体趋于不断融合，保持了发展态势。
四 郭尔罗斯农耕文化的迅速丰富
1615年，女真部落的努尔哈赤称帝，定国号金（史称后金）。郭尔罗斯在1624年前后归附。天聪十年（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封固穆为郭尔罗斯部辅国公。顺治五年（1648年），清朝推行“以满制蒙”的一系列制度，将郭尔罗斯以松嫩两江为界分为前、后两旗。满族统治者还对蒙地实行了封禁政策，筑“边墙”、设哨卡，禁止内地民众流入蒙地开垦。又因为蒙古伐金、北元抗明及各民族冲突的长期战乱，郭尔罗斯地的垦区已经遭受破坏，垦民流亡、人口减少，所以，茫茫原野就成了蒙古族游牧的“天堂草原”，游牧文化又一次冲击了农耕文化。但难以真正阻止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耕文化的进步。
清朝统治稳定后，郭尔罗斯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单一的牧业及少量的农业，已经不能适应发展，农业日益需要加强。而山东、河北等地的人口增多、又有旱涝灾害，赴东北的汉民增多。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时，郭尔罗斯辅国公恭格喇布坦率先开始私招流民、放荒收租，其他蒙古王公相继效仿，招民垦种事态迅速扩大。对此，兼管蒙地的吉林将军秀林于嘉庆四年（1799年）派人清查郭尔罗斯前旗，发现境内的流民已达2330户，耕地265648亩。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对此举特许。随后，朝廷禁令或松或紧，而蒙地流民“来者日众”，蒙古王公对纳民扩垦更是明禁暗放，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农耕文化进一步渗透，从此拉开了郭尔罗斯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此后的百余年至新中国成立，无论是清朝衰弱、灭亡，还是民国初建、抗日战争和伪满傀儡政权更替等各个时期，山东、直隶、河北等省区的内地流民不断涌入东北大地，后来出现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称为“闯关东”现象。从此，郭尔罗斯草原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就是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的发展。这一因素，使蒙古王公纳流民、贵族招佃户成为主流，虽有陶克陶胡等蒙民抗垦反清反日之举，但草原开垦之势日强，郭尔罗斯前旗境内从设长春厅开始（后升为府），又置德惠县、长岭县至乾安县，郭尔罗斯蒙民的游牧之地锐减。这一因素，使广袤的草原上涌现出了星罗棋布的农耕村落。前郭县现有的多数村屯都建于清末和民国时期。这一因素，更使郭尔罗斯呈现出蒙汉各族人民共同发展农业经济、交流民族文化的新局面，人们对农业的发展意识增强，思想观念更新，蒙汉民族的语言、饮食、服饰、习俗等等，不断的相合相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农耕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郭尔罗斯农耕文化萌芽于渤海时期、形成于辽金时期、发展于元明两代，丰富于清朝、民国。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到现代空前繁荣，并真正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点、浓郁的民族特色、先进的时代特征。农耕文化始终促进着前郭尔罗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笔者仅就其源流与形成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初探，其丰富的内容、深刻的内涵尚待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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