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23年第8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吴雪菡老师授权发布！
《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考述
吴雪菡
摘 要：《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是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缺书、缺卷访求目录。目前可见到的版本有两种：除了通行的铅印本，还有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山大本、铅印本《待访目》存在差异，分别反映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在不同阶段的补抄情况。山大本是在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之间编写的，而铅印本是袁嘉谷在宣统年间修订的。《待访目》反映了丁氏“光绪补抄”的历史细节，也体现了民国年间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对文化事业的推动。
关键词：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 文澜阁 丁丙 补抄
光绪二十年（1894），《文澜阁四库全书》丁氏“光绪补抄”完结，书册入阁尊藏。南三阁中，仅文澜阁书恢复全帙，“光绪补抄”居功甚伟。但“光绪补抄”的具体细节，已随当事人之物化而模糊。此前学界论及“光绪补抄”，多参据《文澜阁志》《丁君松生家传》《先考松生府君年谱》。新发现的材料，见张廷银《晚清藏书家丁丙致袁昶手札》[1]、赵天一《丁丙致陈豪手札释读》[2]。而《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实则亦为反映“光绪补抄”的重要史料。
据笔者调查，《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除了通行的铅印本，还有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二者文本存在差异，且性质、作者向来不明。那么铅印本、山大本有何关系？分别反映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在什么时期的缺书、缺卷情况？能够体现丁氏“光绪补抄”的哪些历史细节？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证。
1.《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的基本情况
《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简称“《待访目》”），不著撰人。其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题“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属于缺书目录。各条目著录书名、卷数、朝代、作者，如“《周易新讲义》十卷，宋耿南仲撰”；第二部分题“文澜阁恭藏四库全书阙卷待访钞补目”，属于缺卷目录。各条目著录书名、卷数、缺卷、朝代、作者，如“《大易粹言》七十五卷。缺卷一至四十五，五十二至末。宋方闻一编”。结合书名、内容来看，《待访目》是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之时编写的缺书、缺卷访求目录。凡入《待访目》的缺书、缺卷条目，说明编目之时在文澜阁中尚缺，未被补抄。
目前可见到的《待访目》版本有二种①：
一是，铅印本。半叶十三行。细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此本较为常见，国家图书馆（索书号：目320.5/809）、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典藏号：1880）皆有藏本。有2016年中华书局《四库全书目录资料三种》据国图藏本影印本，《前言》云“清佚名编”。
一是，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抄本（简称“山大本”）。索书号：012.8/311-3。半叶八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蓝格。此本《千目庐鬻书简目》著录：“《文澜阁四库待访目》。2。抄。”[3]《千目庐鬻书简目》是1955年千目庐部分藏书售归山东大学图书馆时编写的对账书目，可见山大本《待访目》为张鉴祥之旧藏。有202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山东大学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影印本，《提要》云“袁嘉谷编”，不确（详见下文）。
对校来看，铅印本、山大本存在差异。铅印本著录之153种，包括缺书95种、缺卷58种；而山大本著录之171种，包括缺书114种、缺卷57种。二本著录之缺书、缺卷互有出入（详见下文）。
2.铅印本、山大本《待访目》的性质
咸丰十一年（1861），《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战火中阁圮书散，虽得丁申、丁丙兄弟奋力抢救，所存亦仅四分之一。为使《文澜阁四库全书》恢复往昔盛况，禆益江南文教，先后发起三次大规模的补抄：清“光绪补抄”，民国“乙卯（1915）补抄”、“癸亥（1923）补抄”。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全帙。
考铅印本、山大本《待访目》称清代为“国朝”，凡遇《日讲诗经解义》《钦定音韵述微》等御制书皆抬头，当是清代编成的，与“光绪补抄”有关。“光绪补抄”由丁丙、丁申兄弟于光绪八年发起，其间尽发其家八千卷楼藏书，同时广泛向全国著名的藏书家借书作为底本。据俞樾《丁君松生家传》，“光绪补抄”先后抄写了千余种书。大致恢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面貌，也为后续补抄奠定了基础。“丁氏护书”亦成为文献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关于“光绪补抄”，由于史料缺乏，学界目前多据《文澜阁志》《丁君松生家传》《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发论，对具体细节知之甚少②。查明《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的性质，有裨于“光绪补抄”的研究；而欲查明《待访目》的性质，先要厘清铅印本、山大本《待访目》著录之缺书、缺卷的补抄情况。钱恂是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其编写的《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简称“《壬子目》”）著录民国元年（1912）《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保存实况，可据以了解“光绪补抄”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状态。凡《壬子目》云“缺”者，表明民国元年的文澜阁中并无此书；而《壬子目》不云“缺”者，一般说明此书已有存本。
为直观起见，兹将铅印本、山大本《待访目》与《壬子目》相比照，参见表1。凡《壬子目》云“缺”者，以“×”标识；《壬子目》不云“缺”者，不做标识。铅印本仅录书名；山大本因较为稀见，故引录全文。为使表面简明，仅详列二本相异各条目，二本相同各条目从略。
表1 铅印本、山大本《待访目》与《壬子目》对照表
据上表可知，铅印本、山大本条目互有出入，具体情况如下：
(1) 铅印本、山大本相同者148种，包括缺书95种、缺卷53种。其中146种（缺书93种、缺卷53种）《壬子目》云“缺”；其余2种（缺书2种），即《日讲诗经解义》《春秋例要》，《壬子目》不云“缺”。
(2) 铅印本（较山大本）多出者5种，皆为缺卷。即《止山集》《临皋文集》《古文集成前集》《两宋名贤小集》《竹庄诗话》，《壬子目》皆云“缺”。
(3) 山大本（较铅印本）多出者23种，包括缺书19种，缺卷4种。其中20种（缺书16种，缺卷4种），即《读易日钞》《春秋四传质》《石鼓论语问答》《四书管窥》《孙毅庵奏议》《忠贞录》《百官箴》《明臣谥汇考》《历代通略》《道德经注 阴符经注》《文庄集》《寒松阁集》《畦乐诗集》《静学文集》《皇甫少元外集》《高宗纯皇帝御制文余集》《芸庵类稿》《养吾斋集》《青城山人集》《小山类稿》，《壬子目》不云“缺”；其余3种（缺书3种），即《周易辨录》《湖山集》《立斋遗文》，《壬子目》云“缺”。
据此，可讨论铅印本、山大本《待访目》的性质。
2.1 铅印本《待访目》的性质
铅印本《待访目》著录的缺书、缺卷153种，除了《日讲诗经解义》《春秋例要》2种，其余151种《壬子目》皆云“缺”，说明这些书在民国元年的文澜阁中不存。且《壬子目》中《日讲诗经解义》《春秋例要》不云“缺”，也是有原因的。《日讲诗经解义》属于“空匣书”，在文渊阁、文津阁中皆有目而无书，《壬子目》认为“阁中本无是书，可不必访” [4]625，故不言“缺”；至于《春秋例要》，《壬子目》云：“《总目》于《例要》一卷刖出专列，今补抄本附入《经解》。”[4]56可见《春秋例要》并非缺书，而是已有补抄本，只是附在《春秋经解》后，容易被忽略。编入《待访目》实因编目人之失检。
由此可见，铅印本《待访目》著录的缺书、缺卷，除了已有补抄本而误收的《春秋例要》，余者在民国元年的文澜阁中仍缺，当反映了“光绪补抄”完全结束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缺书、缺卷情态。此外，铅印本较山大本多出之5种皆为缺卷，又附于全书最末，极有可能是在后来的核查过程中发现并增补的。可见铅印本《待访目》是在“光绪补抄”收尾后，经人谨慎校定，而后排印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考察相关史料，在“光绪补抄”完成之后，乙卯补抄开始之前，确实还有人关注过《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③，他就是宣统元年（1909）至三年出任浙江提学使的袁嘉谷。袁嘉谷，字树五，号澍圃。云南石屏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袁嘉谷于宣统二年上《改行宫为图书馆疏》：“查《四库全书目录》，再三校勘，仅缺九十余部”[5]。可见袁嘉谷对“光绪补抄”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做过细致的校定，并得出了“仅缺九十余部”的结论，这与铅印本《待访目》著录的缺书95种相合。据时人的记叙，袁嘉谷确实校定、刊行过《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待访目录。周庆云《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弁言》云：“袁提学嘉谷辑《阁目待访》，然后知四库缺漏尚多。”[6]322周延年《文澜缺简补抄完成爰作颂言以志盛举》云：“石屏袁公，学海砥柱。阁本缺简，刊目待补。”[6]326袁嘉谷校定、刊行的“阁目待访”，正是对“光绪补抄”的总结，与铅印本《待访目》的情况相合。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钱恂的《壬子目》征引过“丁氏待访目”。《壬子目》云：“阁书补抄后，丁氏将求之未得，欲抄无从之书，列其目曰‘待访’。” [4]625对比来看，《壬子目》征引之“丁氏待访目”，与铅印本完全一致，实为袁嘉谷校定之《待访目》，并非丁氏《待访目》之原貌。
2.2 山大本《待访目》的性质
山大本《待访目》著录的缺书、缺卷171种，其中149种《壬子目》云“缺”，说明未见于民国元年的文澜阁。此外，尚有《壬子目》不云“缺”的22种。除了上文辨析过的，同样出现在铅印本中的《日讲诗经解义》《春秋例要》2种外，其余20种当在“光绪补抄”中恢复了全帙。
值得注意的是，这20种书全部包括在山大本（较铅印本）多出的23种书中。而其余3种山大本（较铅印本）多出的书，即《周易辨录》《湖山集》《立斋遗文》，亦有可能曾经“光绪补抄”，只是由于收藏、管理不当，至《壬子目》编写时再次缺佚。据《壬子目》著录：《周易辨录》四卷，卷一、二为丁氏补抄，缺卷三、四[4]18；《湖山集》十卷，卷五至十为丁氏补抄，缺卷一至四[4]368；《立斋遗文》五卷，全缺[4]447。《壬子目》于《周易辨录》《湖山集》下注“殆补抄后所重缺”。《立斋遗文》虽全缺，亦有可能于“光绪补抄”后重佚。类似的情况出现过，如《宋稗类钞》的“光绪补抄”本在借出后迟迟未还，直到民国三年才寻回，故《壬子目》著录为“缺”[4]633。
可见铅印本、山大本反映的是《文澜阁四库全书》在不同阶段的补抄情况，山大本反映的是前期，铅印本反映的是后期。因此山大本的缺书、缺卷，部分经过补抄，到铅印本时已不缺。山大本中至少有20种书在后来得到补抄。
综上所述，铅印本《待访目》著录的缺书、缺卷，一般未经“光绪补抄”，反映的是《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光绪补抄”整体完成后的状态，是经过袁嘉谷仔细校订而形成的。而山大本《待访目》中已有部分条目被访得、补抄，说明山大本是“光绪补抄”尚未完全结束时形成的，反映了“光绪补抄”进行过程中的缺书、缺卷情况。
3.《待访目》的启示
铅印本、山大本《待访目》填补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目录系统的空白。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中，“乙卯补抄”有章箴《文澜阁目补》登记，“癸亥补抄”有周庆云《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登记，唯独丁氏“光绪补抄”缺乏直接的登记目录。铅印本、山大本《待访目》恰是反映“光绪补抄”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其价值不容小觑。
3.1 补充丁氏“光绪补抄”的历史细节
丁氏“光绪补抄”自光绪八年（1882）五月设局东城讲舍起，至光绪二十年装潢入阁尊藏讫，前后历经十三年[7]405-424。王同，“光绪补抄”的主事者，其《文澜阁补书记》云：“计自壬午讫戊子，凡七年，实支钱五万一千六百缗有奇。除所收藏原全书三百三十一种外，其残编恭配者八百九十一种，补抄者二千一百七十四种，合订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九册……其余求而未得之书，别刊访目，随得随补……自戊子至今，计又补三十八种矣。其所未得者，九十余种。” [8]67据此，以戊子（光绪十四年）为界，可将丁氏“光绪补抄”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光绪八年（壬午）至十四年（戊子），为主要阶段，总计补抄缺书2174种、缺卷891种④。第二阶段，即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为查漏补缺阶段，主要任务是搜访、补抄之前没能找到底本的书。王同说“别刊访目，随得随补”，可见在完成大部分的补抄任务后，曾将暂时找不到底本的书编成“访目”，刊刻上板。光绪十四年后的补抄工作正是围绕“访目”展开的，每得一书，便抄一书。
王同《文澜阁补书记》提到光绪十四年后“又补三十八种”，之前不清楚这“三十八种书”具体是哪几种，如今通过比勘《壬子目》与铅印本、山大本《待访目》，至少可以确定山大本《待访目》较铅印本《待访目》多出的《读易日钞》《春秋四传质》《石鼓论语问答》《四书管窥》《孙毅庵奏议》《忠贞录》《百官箴》《明臣谥汇考》《历代通略》《道德经注 阴符经注》《文庄集》《寒松阁集》《畦乐诗集》《静学文集》《皇甫少元外集》《高宗纯皇帝御制文余集》《芸庵类稿》《养吾斋集》《青城山人集》《小山类稿》20种书是光绪十四年后补抄的。
山大本《待访目》为“光绪补抄”过程中形成的“访目”提供了生动实物。山大本中包括20种之后补抄的书，而光绪十四年后共补抄书38种。可见山大本《待访目》并非丁氏最初（光绪十四年）编刊的待访目录，而是在最初编刊的待访目录的基础上，删去已访得、已补抄的十几种书之后形成的。我们可以推测，每当发现一书底本，完成缮写，就在待访目录上删去该条目。《待访目》是随着补抄工作的不断推进而随时修正的，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多个文本，山大本就是其中之一。丁氏最初编刊的待访目录虽已不传，仍可据山大本《待访目》窥其大略。
3.2 体现民国年间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
以光绪十四年为界，可将丁氏“光绪补抄”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七年抄写了二千多种书，后六年仅抄写了几十种书。后期工作的停滞，当与底本搜求的难易程度有关。丁氏藏书宏富，坐拥嘉惠堂、八千卷楼、善本书室，“缥缃图籍甲一省”[7]366。天平天国战乱后，丁氏又广泛收集图书，“以阁目为本，以附存为翼，节衣缩食，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补，积二十年，聚八万卷”[9]。补抄阁书之时，丁氏“悉出其八千卷楼珍藏之副本，倩人恭缮”[8]66，还从天一阁、振绮堂、寿松堂等处借来底本。尽管如此，《四库全书》汇聚了《永乐大典》所收、内府所藏、民间所宝的各种珍本，仅凭民间的力量来集齐所有的底本并不容易。因此丁氏列目待访的书，基本都是这种难寻之书。
例如《待访目》中有宋员兴宗《辨言》《九华集》，检《四库全书总目》：“《辨言》及《九华集》岁久散佚，近始从《永乐大典》采摭成帙。”[10]知《辨言》《九华集》辑自《永乐大典》，民间久无传本，辑出后亦无刻本，自然难以搜寻。丁丙云：“若非遵奉经理，断不知此中如是艰苦。”[8]39唯有亲历者方能深识其中艰辛。但在民国年间，历经乙卯补抄、癸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很快便恢复了全帙，这离不开公共图书馆的开放，尤其是京师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浙江图书馆藏善本的使用。例如癸亥补抄，“先就图书馆所有之本抄之，继至北京借文津阁本抄其缺者、补其漏者，并详校之。阅两年之久，抄书四千四百九十七卷，都二千四十六册。”[6]322民国年间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此为一佳例。
4.余论
据目前了解，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书目主要有钱恂《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章箴《文澜阁目补》、周庆云《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书目录》《补抄丁氏旧抄文澜阁四库各卷、页、字、行缺数目录》、杨立诚《文澜阁目索引》、《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录《文澜阁四库全书版况一览表》，以及本文讨论的铅印本、山大本《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此外，尚有南京图书馆收藏的《钦定四库全书恭收存目》（有201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影印本），并未引起学界关注。《钦定四库全书恭收存目》包括三种目录，皆与“光绪补抄”相关。一为丁氏拟补抄书目，题记云：“以上通共七百五十二部拟补抄。”二为光绪十一年补抄书目，题记云：“善堂绅士今将光绪十一年春至本年冬止，配钞齐全共五届，先后恭缴文澜阁谨藏。书籍计五百种，造具清册，呈送察核。”三为阁书原本目录，题记云：“以上通共三百三十六部，皆全部。”此目有裨于丁氏“光绪补抄”的深入研究，谨识于此，以备有志者探讨。
南京图藏《钦定四库全书恭收存目》、山大本《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铅印本《文澜阁恭钞四库全书待访目》、《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四种目录，共同构成了反映丁氏“光绪补抄”的目录体系，是研究丁氏“光绪补抄”的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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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据梁子涵《中国历代书目总录》（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排印本），尚有梁氏慕真轩藏抄本，惜未得见。
②“光绪补抄”的相关研究，主要有：赵冰心、裘樟松《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本之价值》（《图书与情报》2000年第1期，第62-64页），顾志兴《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三次补抄》（《世纪》2010年第4期，第46-50页），童正伦《丁氏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述评》（《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1年第4期，第66-70页），吴育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钞及价值》（《晋图学刊》2013年第1期，第75-79页）。
③方树梅《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云：“石屏袁树五任浙江提学使时，亦命人补抄。”（《历代日记丛钞》第193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提到袁嘉谷曾命人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聊备一说。
④俞樾《丁君松生家传》云：“历七年之久，得三千三百九十六种。”（《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年，第7-8期，第97-90页）当为补抄全缺之书、缺卷之书，搜集阁书原本种数之和。
【作者简介】
吴雪菡，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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