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二十七辑（凤凰出版社2023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刘明老师授权发布！
敦煌唐寫本《西京賦》注文校理
劉 明
摘要：敦煌《西京賦》殘卷是觀察抄本時代和刻本時代《文選》李善注文變異和定型的標本，以與宋本《文選》的比勘為據，注文差異主要表現在省注處理方式的不一致和增注的出現。殘卷自身存在省注體例不統一的現象，存在的省注或未省注的注文，宋本裡的明州本、北宋本和尤袤本基本予以省注；而贛州本則基本未省注，導致重複性注文的出現，而且還有獨具的個別性注文，印證出贛州本值得注意的版本特點。宋本出現的增注，或是訓詁類的注釋，或是疏通文意性質的注釋，或是補充殘卷的缺失性注釋，以及改易性的注釋，印證出殘卷之後李善注文的修訂過程，在刻本時代得以規範和定型。殘卷也揭示出宋本存在李善與薛綜注文竄入互訛的現象，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關鍵詞：《西京賦》；省注；增注；贛州本；校理
《文選》是一部跨越抄本和刻本兩個時代的文學總集，而且反映這兩個時代《文選》文字面貌的實物版本均有存世。敦煌P.2528李善注《西京賦》殘卷（如圖所示），與刻本時代諸如北宋本、明州本、尤袤本和贛州本《文選》的比勘[1]，便是考察《文選》經抄、刻轉換而產生“變異”及“定型”情況的文獻標本。唐代以降，《文選》的流傳主要是經李善和五臣作注的注本形態，蕭統所編原本《文選》逐漸退出流通領域，注文已經成為《文選》的組成部分。茲即以李善注文的詳細梳理為對象，揭示注文在抄本和刻本兩種載體形態下的“差異”，及生成該差異的軌跡。
P.2528《西京賦》殘卷起“
疊而百增”句，訖篇末，尾題“文選卷第二”，並有抄寫題記“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濟寺寫”，有西藏文音譯“文選”兩字。題記裡的“永隆年”，實際即抄寫在永隆二年（681）[2]，習稱“永隆本”，是現存最早的李善注本《文選》。該帙寫本甫一出世，即得到中國學界的高度關注，尤以殘卷與今本李善注文之關係為討論重點。最早對該殘卷進行研究的是蔣斧，他稱：“凡今本釋意之處，此皆從略，知此為崇賢初次表上之本，而今本北海補益之本也。”（《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影印本題記》）。此後的劉師培也稱該寫本“乃李注未經紊亂之本”，且稱：“所無之李注，或李邕所增，或亦他注所竄入。”（《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又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稱：“考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在顯慶三年（658）善上《文選注》後二十二年，而在善卒載初元年（689）之前九年。彼其所書是善定本否固不敢決，然可見此注為後人妄增或傳寫致誤者，多矣。”[3]自蔣斧至高步瀛，殘卷與刻本所載善注關係所持意見，即將今本溢出的未見於殘卷的善注，視為或李邕所補，或他人之注竄入。傅剛則認為：“《西京賦》並非純粹出自李善注，事實上寺僧抄寫時參照了薛綜和李善兩種注本……此卷是不能作為李善注原貌的依據來使用的。”[4]按照該意見，利用殘卷與刻本《文選》善注的比勘，作為反映今本與所謂原本善注之關係的證據是不穩妥的。
李邕所補之說未必確當[5]，實際李善在臨終之前恐怕都會修改增刪，而殘卷只反映了永隆二年之前的注本面貌，今本溢出的善注也有可能“產生”在李善卒前的注本裡。這很難於釐清，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至遲在唐末已經出現各種繁簡本的善注，此即李匡乂《資暇集》所云：“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6]今本溢出的善注，也有可能產生在李匡乂所見的諸種李善注本裡，不一定出自李善之手。李匡乂是晚唐人，晚唐時期開始出現雕版印刷技術，但尚未應用於文學典籍的刊刻，他所經見的各種李善注本又會程度不同地“遺留”在宋代刻本《文選》裡。故今本之增注，或者是襲自抄本時代，或者是刻本時代又所攙入，極為複雜。基本的事實是，今本李善注在原貌（暫以永隆本為依據）與定型（依據諸宋本）之間經過了一段被不斷“修訂”的過程。茲即以永隆本注文為底本，宋本為校本，揭櫫兩者之間的差異，為理解該“修訂”過程提供注腳。凡宋本所見溢出之注稱以“增注”，經比勘，還存在“省注”和“改注”兩種現象，其中“省注”和“增注”是《西京賦》殘卷注文校理主要處理的兩個問題。
一、省注
“省注”，顧名思義，就是凡遇相同典實的注釋，在第一次注出出典之後，第二次（及之後）從略。
據今本《文選》，李善有明確交待省注的原因，如《西都賦》“又有天祿石渠”句，“石渠”一詞是第二次出現，故李善注云：“《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閣秘書。石渠，已見上文。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所謂“石渠，已見上文”，指該詞第一次出現在《兩都賦序》“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句，李善注釋“石渠”云：“《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秘殿北，以閣秘書。”李善再次遇到“石渠”，就不再重複引《三輔故事》作注。《西京賦》殘卷也存在著省注的體例，如“於是采少君以端信，庶欒大之貞固”句（所錄《西京賦》正文依據殘卷，下同），注云（以下引注文凡“臣善曰”皆省去，省稱“殘卷善注云”）：“臣善曰：少君、欒大，已見《西都賦》。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所謂“從省”即省注，表明省注是李善注釋《文選》的固有體例，不是刻本時代所“攙入”。
殘卷裡的省注，也存在與今本（以宋本為據）不盡一致的現象。如“少君、欒大”，明州本李善注（以下簡稱“明州本注”）云：“《史記》曰：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欒大，見《西都賦》。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北宋本、尤袤本同，即此三種宋本注釋“少君”皆未省注，僅對“欒大”予以省注。贛州本則是“少君”“欒大”均未省注，云：“《史記》曰……《漢書》曰：樂成侯登上書言欒大，天子見大悅。大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該本在呂向注後以陰文形式補刻“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如圖所示）。這表明，今宋本與殘卷比較起來，在省注的處理上並不一致，存在或省或不省的現象。此即劉師培所稱的：“有各本李注從省此弗從省者，有各本李注不從省此獨從省者”（《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這是值得注意的。
同樣的情形，又如“弧旌枉矢，虹旃蜺旄”句，殘卷善注云：“《周禮》曰‘弧旌枉矢以象狐’。虹、旌已見上注。《高唐賦》曰‘蜺為旌’。”所稱的“虹、旌已見上注”，亦即省注。按“虹”字已見於該賦“亙雄虹之長梁”句，李善注云：“《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所以再次遇到“虹”字不再出注。可是今所見宋本《文選》則未省注，依然存在對“虹”字的注釋，如明州本李善注云：“《周禮》曰‘弧旌矢以象牙飾’。《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上林賦》曰‘拖蜺旌也’。”此與注“亙雄虹之長梁”句之“虹”字引《楚辭》相同，應該予以省略，北宋本、尤袤本和贛州本也未省注。這表明，《西京賦》殘卷與宋本《文選》確實存在省注不一致的情況，比如今本《文選》作省注者，而殘卷卻並未視為省注，反之亦然。茲將此兩類情形，通過殘卷與今本《文選》的明州本、北宋本、尤袤本和贛州本逐一核校，條舉如下（特殊情況以“附”的形式呈現）：
（一）永隆本未省注，而宋本或省或不省例
1.“
疊而百增”句，殘卷善注“井幹”云：“《漢書》（下殘）又曰武帝作井（下殘）。”明州本注云：“井幹已見《西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皆作省注處理（以下省稱“北宋本、尤袤本同”）。贛州本未省注（如圖所示），注云：“《漢書》曰：孝武立神明臺，又□□（此兩字原書闕失）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井幹”一詞已見於《西都賦》“攀井幹而未半”句，李善注同上引贛州本注文。
2.“前開唐中，彌望廣潒”句，殘卷善注“唐中”云：“《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唐中數十里。”明州本注云：“唐中，已見《西都賦》。《漢書》曰：五侯大治第室，連屬彌望。唐中，已見《西都賦》。”明州本予以省注，但重複出現該省注，當刪。北宋本亦重複，尤袤本不重複。贛州本未省注，注文同殘卷。按“唐中”已見於《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句，李善注同殘卷。
3.“美往昔之松橋，要羨門乎天路”句，殘卷善注云：“《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明州本注云：“松、喬，已見《西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贛州本未省注，注云：“《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相較於殘卷注文，溢出“以教神農”四字。按“松喬”已見於《西都賦》“庶松喬之群類，時遊從乎斯庭”句，李善注同上引贛州本注文。
4.“廓開九市，通阛帶阓”句，殘卷善注云：“《漢宮閣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明州本注云：“九市，已見《西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贛州本未省注，注云：“《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閣”作“闕”。按“九市”已見於《西都賦》“九市開場”句，李善注同上引贛州本注文。
5.“五都貨殖”句，殘卷善注云：“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明州本注云：“五都，已見《西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贛州本未省注，注云：“《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城郭，市長安，皆為五均。”按“五都”已見於《西都賦》“五都之貨殖”句，李善注云：“《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城都，市長安，皆為五均司市師。”核之《漢書•食貨志》云：“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殘卷注未稱《漢書》，贛州本注文有脫漏或錯訛。
6.“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句，殘卷善注云：“《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明州本注云：“女、牛，已見《西都賦》。”北宋本、尤袤本作“已見《西都賦》”，無“女、牛”二字。贛州本未省注，注云：“《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牽牛、織女已見於《西都賦》“左牽牛而右織女”句，李善注同上引贛州本注文。
7.“在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句，殘卷善注“靈囿”云：“《毛詩》曰：王在靈囿。”明州本注云：“靈囿，已見《東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贛州本未省注，注云：“《毛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靈囿”已見於《東都賦》“誼合乎靈囿”句，李善注同上引贛州本注文。
8.“屬車之簉”句，殘卷善注“屬車”云：“《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明州本注云：“屬車，已見《東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贛州本未省注，注云：“《漢雜事》曰：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此引《漢雜事》作注，與殘卷不同。“屬車”已見於《東都賦》“屬車按節”句，李善注即引《漢書音義》云：“大駕，車八十一乘，作三行。”檢贛州本，注釋此《東都賦》之“屬車”亦引《漢書音義》作注，而注釋《西京賦》“屬車之簉”句裡的“屬車”，卻又引《漢雜事》作注，即同一詞採用了不同出處的注釋，值得注意。
9.“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句，殘卷善注云：“《周禮》：虎賁，下大夫。旅賁氏，中士。《漢書》曰：長安作飛廉館。《三輔黃圖》：上林有上蘭觀。”明州本注云：“《周禮》……飛廉、上蘭已見《西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贛州本未省注，注云：“《漢書•武紀》曰：長安作飛廉館。《三輔黃圖》曰：上林有上蘭觀。”“飛廉”“上蘭”分別已見於《西都賦》“披飛廉”“歷上蘭”句，李善注同上引贛州本注文。
10.“陰戒期門”句，殘卷善注云：“《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明州本注云：“期門，已見《西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贛州本（依據國家圖書館藏編目7133一部）未省注，注文同殘卷。“期門”已見於《西都賦》“爾乃期門佽飛”句，李善注同殘卷。
11.“列爵十四，競媚取榮”句，殘卷善注云：“《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稱號凡十四等云。”明州本注云：“列爵十四，見《西都賦》也。”北宋本，尤袤本同。贛州本未省注，屬補刻，注云：“《漢書》曰：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又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稱號凡十四等云。”“列爵十四”已見於《西都賦》“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句，李善注基本同上引贛州本注文。
附一例特殊情形：“若其五縣遊麗”句，殘卷善注云：“五縣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明州本注云：“五縣謂五陵也，長陵、安陵、陽陵、武陵、平陵五陵也，已見《西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按“五陵”已見於《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句，李善注引《漢書》語云：“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據此五陵指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和平陵，而明州本、北宋本和尤袤本注釋《西京賦》“五縣”皆將“茂陵”稱為“武陵”，而與《西都賦》之注不同，或緣於此再行出注“五陵”，同時又注明見於《西都賦》。贛州本注云：“五縣謂五陵也。《漢書》曰：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五陵也。”未省注，處理方式與明州等三本也不同。
（二）永隆本省注，而宋本或省或不省例
1.“橫西洫而絕金墉”句，殘卷善注“洫”字云：“已見上文”，明州本注同殘卷，北宋本、尤袤本亦皆與之同。而贛州本未省注，注云：“《周禮》曰：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按“洫”字又見於上文“於是量經綸，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句，李善注同上引贛州本注文。
2.“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句，殘卷善注云：“波山，已見《西都賦》。”明州本作“三山，已見《西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均作省注處理。贛州本未省注，注云：“《漢書》：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按“三山”注釋已見於《西都賦》“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句，李善注云：“《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臺梁，象海中仙山。”
3.“鳥則鹔鷞鴰鴇”句，殘卷善注云：“鴰、鴇，二鳥名也。凡魚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如圖所示）明州本注云：“鴰、鴇，已見《西都賦》。凡魚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北宋本、尤袤本同，與殘卷皆作省注處理。贛州本未省注（如圖所示），注云：“《爾雅》曰：鶬，糜鴰也，鴰音括。郭璞曰：即鶬鴰也。郭璞《上林賦注》曰：鴇似雁，無後指，鴇音保。凡魚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凡魚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句作陰文狀，屬補刻。“鴰、鴇”已見於《西都賦》“鶬鴰鴇鶂”句，李善注同上引贛州本注文。
附兩例特殊情形：
附1.“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句，殘卷無善注“隧”字（如圖所示），或許屬於不標明省注的省注。明州本注云：“隧，已見《西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即以省注的方式呈現在李善注文裡。贛州本未省注，而是以李善引薛綜注“隧”字呈現（如圖所示），云：“薛綜《西京賦注》曰：隧，列肆道也，音遂。”按“隧”字已見於《西都賦》“貨別隧分”句，李善注同上引贛州本注文。殘卷李善不再出注，或正緣於已有薛綜注，而且李善注釋“隧”字本就引薛注，何須再重複。今明州本、北宋本及尤袤本《西京賦》的處理方式是，不出薛綜注裡的“隧”字注文，而是在李善注文裡注明省注，也是為了避免重出薛綜注文。此方式於體例似又不合，因為《西京賦》本即因襲薛綜注（以薛綜注為底本），故應以出薛綜注為是，而在李善注文裡注明省注。贛州本的處理方式，也是不出薛綜注，而是在李善注文裡呈現薛綜注文，亦欠穩妥。相較而言，殘卷的處理方式近乎合理，即出薛綜注，就不再在李善注文裡重注。
附2.“周觀郊遂”句，殘卷善注云：“《周禮》有六遂。”明州本注云：“郊，已見《西都賦》。《周禮》有六遂也。”北宋本、尤袤本同。此亦當屬於殘卷不標明省注的省注。贛州本未省注（屬補刻），注云：“鄭玄《周禮注》：王國百里為郊。”“郊”已見於《西都賦》“乃觀其四郊”句，李善注同上引贛州本注文。
（三）文獻學啟示
通過上述兩類“省注”之例的列舉，可以看到永隆本李善注與今本裡的明州本、北宋本和尤袤本的李善注，存在省注不一致的現象。具體而言，殘卷未省注時，明州本、北宋本和尤袤本則皆予以省注。殘卷省注，明州本、北宋本和尤袤本則基本與之保持一致，個別未省注。推斷李善注文在刻本時代呈現以規範的面貌，即嚴格遵循注文的“省注”體例，反映了刊刻之前嚴謹的文本校訂工作。永隆本作為李善尚在世時的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早期李善注版本，儘管存在省注的體例，但並未做到遵循的一致性，是李善筆下本即如此，還是永隆本抄者所為，難以斷定。如果是抄者所為，本屬省注而未省，或許有文本閱讀層面的特殊需要。不管何者所為，此種比勘以實證的方式清晰揭示出抄本與刻本兩種文本形態的差異，抄本仍有其不可避免的主觀隨意性，而致文本面貌呈現歧異，而刻本則相對整齊有序。李匡乂稱他所見數帙李善注抄本“注之贍略有異”，或許也包括此類省注不一的情形，這種差異性在刻本時代基本得到了消弭。
比勘的結果還表明，贛州本在省注的處理上與明州本、北宋本和尤袤本不同，即不管永隆本省注與否，贛州本皆未省注。再者，贛州本的注文，與殘卷及明州本等三種宋本也間有不同，不僅文字面貌略有差異，還存在用典不同的注文。這突出表現在“屬車之簉”句，贛州本“別出心裁”地引《漢雜事》作注“屬車”，是殘卷和明州本等三種宋本不存在的注文[7]。這可能意味著贛州本李善注文的底本存在不同於明州本、北宋本和尤袤本之處，是需要進一步梳理鉤稽以確定其版本性質的一個版本。《文選》學界對贛州本版本性質的認識，以日本學者斯波六郎的研究最有代表性，認為其底本是五臣李善注本，只不過顛倒了李善與五臣的順序，同時指出該本的長處是明州本省略的善注，此本詳出。贛州本的皆不省注，充分印證了該判斷的準確性，也得到了永隆本的文獻支持。如此處理的缺點也是明顯的，即注文存在一定數量的重複，贛州本的動機或許是提供閱讀的便利性。因為《文選》因李善注而卷帙較為浩繁，前後翻檢頗為不易，故採取了省注皆不省的方式。需要再重複指出的是，贛州本出現的不見於明州本等三種宋本的注文（暫未把握全本中此例的數量），該現象是進一步深化贛州本研究的重要途徑。如果不是出自校訂或刊刻者的文獻“攙入”，那就意味著贛州本的李善注底本有其特殊的來源。傅剛認為贛州本的底本“或即秀州州學本”[8]，相信此類注文的清理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其底本問題，期待《文選》學界有所關注。
二、增注
永隆本與宋本的比勘，最明顯的特徵是刻本出現了大量的增注。為了更清晰地揭示此類增注的性質，採取分類集合以分析的方式，初步分為以下四類：其一是增益的注釋屬於訓釋語詞類，有著清楚的出處，比如引自小學類典籍。其二是增益的注釋也屬於對語詞或語句的解釋說明，但未標明出處，將之視為串解或疏通文意性質的注釋。此類存在特殊的情形，就是增益注文的文字內容，起到進一步解釋說明的目的。其三是增益的注釋，屬於殘卷未出注的內容，此类增注皆有明確的出典。嚴格來說第一類情形也屬於殘卷未出注的內容，但考慮到主要是引自小學類典籍的訓詁類注釋，性質有所不同，故單獨設為一類。其四是增益的注釋，實則是薛綜注文竄入為李善注。除上述四類外，最後還附了注文有改動的例子，不屬於增注的範疇，但可以看到有些注文在刻本時代發生了明顯的改動。茲將上述四類逐一條舉如下，宋本相較於殘卷注文凡有增益的注釋性文字皆以下劃線標識，對於與殘卷注文相同者適當以省略號標識。
（一）宋本增益訓詁類注釋
1.“海若遊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句，殘卷善注云：“《楚辭》曰：驥垂兩耳，中阪蹉跎。”明州本注云：“《楚辭》曰……《廣雅》曰：蹉跎，失足也。”北宋本、尤袤本和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蹉跎”一詞的注釋。
2.“朱衣綈錦，土披朱紫”句，殘卷無善注，明州本注云：“《說文》云：綈，厚繒也。朱紫，二色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綈”字的注釋，而增益的“朱紫，二色也”五字未標明出處，又具有串解文意的性質。
3.“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句，殘卷善注云：“《周禮》曰：辨其苦良而賈之。鄭司農曰：苦讀為監也。”明州本注云：“《周禮》曰：辨其苦良而買之。鄭玄曰：苦讀為監。《蒼頡篇》曰：蚩，侮也。《廣雅》曰：眩，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鄙，邊邑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等於將殘卷未注的“蚩”“眩”和“鄙”三字逐一進行了注釋。
4.“掩長楊而聯五柞”句，殘卷無善注。明州本注云：“鄭玄《毛詩箋》曰：掩，覆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掩”字的注釋。
5.“寔俟寔儲”句，殘卷無善注。明州本注云：“《爾雅》曰：俟，待也。《說文》曰：儲，具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俟”和“儲”兩字的注釋。
6.“禁禦不若，以知神奸。螭魅蝄蜽，莫能逢旃”句，殘卷善注云：“《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昔夏鑄鼎蒙（‘象’字之訛）物，使人知神奸，人入川澤，不逢不若，螭魅魍魎，魍魎（此二字衍）莫能逢之。’杜預曰：螭，山神，獸刑。魅，怪物。魍魎，水神也。”明州本注云：“《左氏傳》曰：……莫能逢旃。杜預曰：若，順也。《說文》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水神。毛萇《詩傳》曰：旃，之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了杜預和毛萇的兩處注釋，另外檢《左傳•宣公三年》杜預注云：“若，順也”，“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知今本稱引自《說文》實則有誤。
7.“武士赫怒”句，殘卷無善注。明州本注云：“《毛詩箋》曰：赫，怒意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赫”字的注釋。
8.“威懾兕虎，莫之敢伉”句，殘卷善注云：“伉，古郎反。”明州本注云：“鄭玄《毛詩箋》曰：懾，恐懼也。伉，古郎切。”北宋本、尤袤本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懾”字的注釋。
9.“迺使中黃、育獲之儔，朱鬕籤髽，植發如竿”句，殘卷善注云：“《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秦行之優，而右搏雕虎’。《戰國策》范疽說秦王曰：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明州本注云：“《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秦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說文》曰：鬕，帶髻頭飾也。《通俗文》曰：露髻曰籤，以麻雜為髻，如今撮也。”北宋本、尤袤本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鬕”“籤”“髽”三字的注釋。
10.“揩枳落，突棘蕃”句，殘卷善注云：“《字林》曰：揩，摩也，口階反。《說文》曰：枳木似橘，居紙反。”明州本注云：“《字林》曰：揩，摩也，口階切。《說文》曰：枳木似橘，居紙切。杜預《左氏傳注》曰：藩，籬也，落亦籬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落”“蕃”兩字的注釋。
11.“懷湘娥”句，殘卷善注云：“《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湘水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明州本注云：“《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王逸曰……墮湘水中，因為湘夫人。”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文字，是對正文“懷”字的注釋。
12.“布九罭，設罜䍡”句，殘卷善注云：“《毛詩》曰：九域之魚鱒魴。《國語》裏革曰：禁置罜䍡。韋昭曰：罜䍡，小網也。”明州本注云：“《毛詩》曰……。《爾雅》曰：九罭，魚網。《國語》裏革曰……。”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九罭”一詞的注釋。
13.“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句，殘卷善注云：“《國語》曰：臧文仲聞柳下季之言。韋昭曰：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家語》：昔有婦人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桑門，沙門也。《東觀漢記》：詔楚王曰‘以助伊蒱塞桑門之盛饌’。”明州本注云：“《國語》……《家語》曰：昔有婦人召柳下惠，不往，曰‘嫗不逮門之女也’，國人不稱其亂焉。桑門，沙門也。《東觀漢記》制楚王曰……。《說文》曰：營，惑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營”字的注釋。
14.“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句，殘卷善注云：“《尚書》曰：自契至成湯八遷。”明州本注云：“《廣雅》曰：與，如也。言欲遷都洛陽，何如殷之屢遷乎？《尚書》曰：自契至成湯八遷。”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與”字的注釋，其後增益的兩句話又具有疏通文意的性質。
15.“酒車酌醴，方駕授邕”句，殘卷無善注。明州本注云：“鄭玄《儀禮注》曰：方，並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熟曰饔。”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惟北宋本“饔”作“雍”）。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方”和“邕”兩字的注釋。
16.“乾池滌藪”句，殘卷善注云：“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明州本注云：“孔安國《尚書傳》曰……。鄭玄《禮記注》曰：藪，大澤。”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藪”字的注釋。
17.“居相圮耿”句，殘卷善注云：“（《尚書》）又曰：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圮。”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圮”字的注釋。
（二）宋本增益疏通文意性質的注釋
1.“北闕甲第，當道直啟”句，殘卷善注“甲第”云：“《漢書》曰：贈霍光甲第一區。《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明州本在注文之末增益“北闕當帝城之北也”一句，等於是解釋性注釋“北闕”一詞，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
2.“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句，殘卷善注云：“《周禮》曰：司市胥師廿人，然尊其職故曰大。《漢書》曰：京兆尹，長安四市皆屬焉，與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更置三輔都尉。”明州本注文無“更置三輔都尉”六字，在“三輔”後而又增益“然市有長丞而無尉，蓋通呼長丞為尉耳”兩句話。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按“更置三輔都尉”從上文，皆出自《漢書》，是對“今也惟尉”句裡的“尉”字的注釋。而今本闕失此六字，而是以增益的文字，解釋“尉”字。
3.“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眾寡”句，殘卷善注云：“《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繕甲兵，展車馬。鄭玄《禮記注》曰：展，整也。”明州本注云：“《左氏傳》曰……整也。胔，聚肉名，不論腐敗也。”北宋本、尤袤本、贛州本皆與之同（惟北宋本、尤袤本“聚”均作“取”）。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胔”字的注釋說明。
4.“五軍六師，千里列百重”句，殘卷善注云：“《漢官儀》：漢有五營。《周禮》：天子六軍。五軍即五營也，六師即六軍也。《尚書》曰：張惶六師也。”明州本注云：“《漢官儀》：漢有五營，五軍即五營也。《周禮》：天子六軍，六師即六軍也。《尚書》……。千列，列千人也。”北宋本、尤袤本、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千列”的注釋說明。
5.“相羊五柞之館，旋憩昆明之池”句，殘卷善注云：“《楚辭》曰：聊逍遙以相羊。”明州本注云：“《楚辭》曰……。憩，息也。”北宋本、尤袤本、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憩”字的注釋說明。
6.“感河馮”句，殘卷善注云：“《莊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明州本注云：“感，動也。《莊子》曰……。”北宋本、尤袤本、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感”字的注釋說明。
7.“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句，殘卷善注云：“《西京雜記》曰：東海人黃公，少時為幻，能制虵禦虎，常佩赤金為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煞也。”明州本注云：“《西京雜記》曰：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禦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為虎所食。故云不能救也，皆偽作之也。”北宋本、尤袤本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卒不能救”的注釋說明。
8.“微行要屈”句，殘卷善注云：“又（指《漢書》）曰：武帝微行姑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明州本注云：“《漢書》曰……故曰微行。要屈，至尊同乎卑賤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依據國家圖書館藏編目7133一部）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要屈”的注釋說明。
9.“捐衰色，從嬿婉”句，殘卷善注云：“《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嬿婉，好貌也。”明州本注云：“《毛詩序》曰……嬿婉，好貌。婉，於萬切。捐，棄也。”北宋本、尤袤本同（北宋本“萬”作“見”）。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捐”字的注釋說明。贛州本亦有此三字，屬補刻。
10.“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句，殘卷注云：“《左氏傳》曰：產曰‘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音古。《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杜預曰：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禦叔妻。《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鬯，條暢也，敕亮反。”明州本注云：“《左氏傳》子產曰……又《左氏傳》曰……《七略》曰……暢，條暢也。蠱，媚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屬補刻）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進一步對正文“蠱”字進行注釋。
11.“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句，殘卷善注云：“《尚書刑德放》曰：帝者，天號也，天有五帝。皇者，煌煌也。”明州本注云：“方今，猶正今也。《尚書刑德放》曰：帝者，天號也，天有五帝。皇者，煌煌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方今”的注釋說明。
附六例特殊情形：
1.“比諸東郭，莫之能獲”句，殘卷善注云：“《戰國策》淳於髡曰：夫盧，天下之狗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也。鄭玄《禮記注》：猶比方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者，之。”明州本注云：“《戰國策》淳於髡曰：夫韓國盧，天下之駿狗也。東郭
，海內之狡兔也。環山三，騰岡五，韓盧不能及之。鄭玄《禮記注》曰：比，猶比方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之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屬於注文的內容有所增加。
2.“都邑遊俠，張趙之倫”句，殘卷善注云：“《漢書》曰：長安宿豪大滑箭張禁、酒趙放，皆通耶結黨。”明州本注云：“《漢書》曰：長安宿豪大賈箭張回、酒市趙放，皆通邪結黨。一云張子羅、趙君都，其長安大俠，具《遊俠傳》。”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一云”一段話即屬增益的重複性注釋文字，目的是提供另一種說法。但核檢《漢書•遊俠傳》，無“張子羅”之名，疑不能詳。
3.“匪唯翫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句，殘卷善注云：“《漢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家者，蓋出於稗官也。”明州本注云：“《漢書》曰：虞初者，洛陽人，明此醫術。武帝時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家者，蓋出於稗官。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屬進一步解釋說明，“黃車使者”一段話當本自《漢書•藝文志》著錄“《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下的小注，云：“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郞號黃車使者。”
4.“屬車之簉”句，殘卷善注“屬車”云：“《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明州本注云：“《古今注》曰：豹尾車，同（‘周’字之訛）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言尾者，謹也。屬車，已見《東都賦》。”北宋本、尤袤本同，即在注明“屬車”已見於前者注釋外，又引《古今注》進行了重複性注釋。
5.“吳、岳為之陁堵”句，殘卷善注云：“《漢書》曰：自華西名山七，有岳山、吳山。”明州本注云：“《漢書》曰：自華西名山七，一曰吳山。郭璞云：吳、岳，別名。”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引郭璞注，重複性注釋“吳、岳”二山。
6.“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句，殘卷善注云：“《漢書》曰：《孝元帝傳》‘婕妤有寵，乃更號曰昭儀，在婕妤上。昭儀，尊之也。’”明州本注云：“《漢書》曰：孝成帝趙皇后有娣為婕妤，絕幸為昭儀。又曰《孝元帝傳》‘婕妤有寵，乃更號曰昭儀，在婕妤上。昭儀，尊之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屬重複性注釋“昭儀”“婕妤”兩詞。
（三）宋本增益該出注而未注的缺失性注釋
1.“封畿千里，統以京尹”句，殘卷善注云：“《漢書》曰：內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明州本注云：“《毛詩》曰：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漢書》曰：內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乃是引《毛詩》注釋正文裡的“封畿千里”句。
2.“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煞。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句，殘卷善注云：“《毛詩》曰：百卉具腓也。”明州本注云：“《禮記》曰：孟秋天氣始肅，仲秋殺氣浸盛。李陵《書》曰：邊上慘烈。《毛詩》曰：百卉具腓。《禮記》曰：季秋，豺祭獸戮禽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所引《禮記》是對正文“寒風肅煞”句“肅煞”的注釋，引李陵《書》是對“冰霜慘烈”句“慘烈”的注釋。而所引最後一則《禮記》的注文，不詳針對正文何句（詞）的注釋。
3.“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句，殘卷善注云：“《周禮》曰：牧師贊焚萊。毛萇《詩傳》曰：萊，草也。賈逵《國語注》曰：槎，斫也。柞與槎同，仕雅反。”明州本注云：“《周禮》曰：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之野’。《周禮》曰……槎，邪斫也。柞與槎同，仕雅切。《左氏傳》曰：翦其荊棘。”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所引《周禮》是對“虞人掌焉”句“虞人”的注釋，引《左氏傳》是對“柞木翦棘”句“翦棘”的注釋。
4.“從容之求”句，殘卷無善注。明州本注云：“《尚書》曰：從容以和。”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
5.“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駭雷鼓”句，殘卷善注云：“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該字下有朱筆‘曲曲’二字）軍侯一人。《左氏傳》曰：行出犬雞。杜預：廿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也。《周禮》曰：五人為伍。”明州本注云：“駭作駴。《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一人。《左傳》曰……杜預云：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也。《周禮》曰……。《周禮》曰：鼓皆駭。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駭與駴同。”北宋本、尤袤本基本相同，略有異文，如《續漢書》前均有“司馬彪”三字，並無“駭作駴”三字，尤袤本作“曲有軍侯一人”。贛州本同明州本。增益的文字是對“駭雷鼓”的注釋。
6.“百禽㥄遽”句，殘卷善注云：“《羽獵賦》曰：虎貇之淩遲。”明州本注云：“《羽獵賦》：虎豹之陵遲。《白虎通》曰：禽，鳥獸之總名，為人禽制。”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禽”字的注釋。
7.“於是鳥獸單，目觀窮”句，殘卷無善注，明州本注云：“《國語》伍舉曰：若周於目觀。”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目觀”的注釋。
8.“澤虞是濫，何有春秋”句，殘卷善注云：“《國語》曰：魯宣公濫於泗流。”明州本注云：“《周禮》曰：澤虞，掌國澤之政。《國語》曰……。”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澤虞”一詞的注釋。
9.“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句，殘卷善注云：“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乙之帳，襲翠被，憑玉幾。”明州本注云：“班固《漢書贊》曰……《音義》曰：甲乙，帳名也。《左氏傳》曰：楚子翠被。杜預曰：翠羽飾被。”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甲乙”“翠被”的注釋。
10.“度曲未終，云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句，殘卷善注云：“《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臣瓚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也。”明州本注云：“班固《漢書》曰：元帝自度曲。瓚曰……。《詩》曰：雨雪霏霏。”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惟尤袤本“詩”作“毛詩”）。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霏霏”的注釋。
11.“吞刀吐火，云霧杳冥”句，殘卷善注云：“《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立興云霧。《漢官典職》曰：正旦作樂，漱水成霧。”明州本注云：“《西京雜記》曰……。《漢官典職》曰……。《楚辭》曰：杳冥兮晝晦。”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杳冥”一詞的注釋。
12.“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句，殘卷善注云：“《楚辭》曰：逞志究欲心意安。”明州本注云：“《楚辭》曰：逞志究欲，恣意安之也。《國語》曰：鑒戒而謀。賈逵曰：鑒，察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恣意”皆作“心意”）。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鑒戒”一詞的注釋。
13.“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殘卷善注云：“者，之與反。”僅有音注。明州本注云：“《孔叢子》子高謂魏王曰：君聞之於耳邪？聞之於傳邪？者，之與切。”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增益的文字，是對正文“傳聞於未聞之者”句的注釋。
（四）宋本增益的注文乃竄入的薛綜注
1.“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摰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句，殘卷善注云：“《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骹，脛也（旁邊有朱筆‘《說文》曰’三字）。《戰國策》淳於髡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明州本云：“善曰：韓盧犬，謂黑色毛也。摰，擊也。噬，齧也。緤，攣也。韝，臂衣。鷹下韝而擊，犬攣末而齧，皆謂急搏不遠而獲。善曰：《高唐賦》曰……《說文》曰……《戰國策》淳於髡曰：韓國盧者，天下之駿狗也。”尤袤本同。相較於殘卷，增益出一段李善注文（下劃線所示），而在殘卷裡此注文屬於薛綜注，印證明州本乃誤將薛注竄入李善注文。尤袤本保留了該誤。北宋本則不誤，同殘卷。
附：也存在一處殘卷為善注，而今本則視為薛綜注之例。此即“發引龢，校鳴葭”句，殘卷善注云：“杜執《葭賦》曰：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書》有淮南鼓員，謂舞人也。淮南鼓員四人。然鼓員，謂無人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此殘卷所謂善注，明州本則視為薛綜注，云：“杜摯《葭賦》曰……《漢書》曰：有淮南鼓員四人，謂舞人也。《淮南子》曰……。”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
此外，還存在“改注”的情形，即改易注文面貌。如“繚亘綿聯，四百餘里”句，殘卷善注云：“亘當為垣。”明州本注云：“今並以亘為垣。”尤袤本、贛州本同，北宋本此處殘，僅存“今”字。“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句，殘卷善注云：“《毛詩》曰：麀鹿麌麌。”明州本注云：“《毛詩》：麀鹿攸服。”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尤袤本“服”作“伏”）。《西京賦》直接襲用了《詩經》原句（出自《小雅•吉日》），故殘卷徑引《毛詩》該原句作注。今本則改為引《詩經》裡的另外一句“麀鹿攸伏”（出自《小雅•靈臺》）作注。“虹旃蜺旄”句，殘卷善注云：“《高唐賦》曰：蜺為旌。”明州本注云：“《上林賦》曰：拖蜺旌也。”北宋本、尤袤本及贛州本皆與之同。殘卷引《高唐賦》注釋“蜺”字，而今本則改為引《上林賦》作注。再如“多歷年所，二百餘朞”句，殘卷善注云：“《尚書》曰：殷禮配天，多歷年所。”明州本注文丟失“《尚書》曰”三字，北宋本同，尤袤本則保持殘卷注文之貌。
（五）文獻學啟示
永隆本與宋本的比勘，以實證的方式揭櫫出刻本呈現大量的增注，不同於省注，贛州本在增注上與明州本、北宋本和尤袤本保持一致，印證增注是刻本時代《文選》的一致現象。此類增注尚未出現在永隆本裡，但是否未出現在李善筆下難以斷定，因為從情理上講，李善在其卒前的最後一刻都有可能在修訂《文選》注。另外，是否存在抄者有意識地刪除增注呢？就是抄者為了追求簡明扼要，而將繁瑣累贅性的注釋予以刪減，於是出現宋本的增注情形[9]，實際這些增注是存在於原本李善注中的。在校理永隆本殘卷的過程裡，還確實遇到一例，似乎顯示抄者有刪減而遺留未刪淨的現象。“逞欲畋䰻”句，殘卷善注云：“《左氏傳》季梁曰：今民緌而君逞欲。音魚。”明州本注云：“《左氏傳》季良曰：今民餒而君逞欲。《廣雅》曰：逞，快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田，獵也，田與畋同。《說文》曰：䰻，捕魚也。䰻音魚。”北宋本、尤袤本、贛州本皆與之同（北宋本無“田，獵也”三字）。下劃線的部分顯然是今本《文選》的增注，但若與殘卷比對，又會發現“（䰻）音魚”應是共有的內容。只是殘卷做了刪減，殘留“音魚”兩字，問題是“音魚”之前的文字是否也有刪減呢？也就是刪減未徹底，只留下了“音魚”兩字，這種情形應該是存在的。不管何種情況，李匡乂已明確稱“注之贍略有異”，所謂“贍”者，增注應是其主要的表現內容，那麼在寫本時代就已經出現增注，或許出自李善之手，或許是流傳過程中所“攙入”，兩種情形應該都存在，至刻本時代將此類增注得到固定。
增注裡的訓詁類注釋，及殘卷未出注而予以補注的有明確出典的注釋，這兩類注釋的增益比較容易理解。《文選》很大程度上是先唐“雅文學”的代表性總集，文辭有其古奧難解的一面，特別是在唐代及之後為了更容易閱讀理解，故增益注釋是必要的。此外還應充分考慮《文選》是唐代科試詩賦的必讀書，至宋代猶然，有“《文選》爛，秀才半”（陸遊《老學庵筆記》）之語。為了士子更容易理解文本，加強注釋也是必然的要求，敦煌裡出現的佚名注本已經充分印證了該需要。而對於疏通或串解文意性質的注釋，未出現在永隆本是事實，卻並不能夠據此證實此類注釋一定不出自李善之手。再者，這是否與《文選》學史上的“李邕補注”有關系呢？《新唐書•文藝•李邕傳》云：“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蔣斧即據該條材料，稱：“凡今本釋意之處，此（指《西京賦》殘卷）皆從略，知此為崇賢初次表上之本，而今本北海補益之本也。”[10]四庫館臣已辨其非，但也透露了一個基本事實，李善注在流傳的過程裡確實增入了以疏通或串解文意為目的的注釋，具有一定的義理性質，與五臣注近同。以上列舉這些疏通文意性質的注文，便是例證。這說明，李善注本某種程度上吸取了五臣注本的優長，也是方便閱讀理解的客觀要求。
注文的竄入互訛，也是容易出現的現象，殘卷證實宋本裡有李善注文，原為薛綜注竄入；也證實本為李善注，而宋本誤為薛綜注。宋本與殘卷比對，存在的改注現象，也表明永隆本的注文又經過了修訂，不管出自誰手，這些修訂的結果定型在了刻本時代。一定意義上講，刻本雖然使得《文選》注文規範和固定，同時也意味著文本從開放走向了閉合，失去了豐富性和多元性。總起來講，永隆本與宋本李善注文的比勘，印證典籍文字面貌在最終定型前存在一個流動的過程，一方面不排除作者本人不斷地修改，另一方面即便是作者定稿，進入流通領域又會基於抄者等角色的“需要”而進行改動。這既有助於認識《文選》的流傳史，對校勘學實踐也不無啟發意義。
注釋：
[1]明州本依據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影印日本足利學校藏本，北宋本和尤袤本依據劉躍進《文選舊注輯存》，贛州本依據國家圖書館藏宋贛州州學刻宋元明遞修本，編目書號12371。
[2]據《舊唐書•高宗本紀》，八月乙丑改調露二年（680）為永隆元年，至次年冬十月又改永隆二年為開耀元年（681），故題記裡的“永隆年二月”只能指永隆二年。
[3]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中華書局，1985年，頁246。
[4]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21。
[5]《郡齋讀書志》稱：“（李善）初為輯注，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子邕，邕無言。善曰：‘非邪？爾當正之。’於是邕更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今釋事、加義者兩存焉。”本自《新唐書•文藝•李善傳》。儘管四庫館臣已辨其非，該條材料透露出的事實是，李善注文經過了潤色修飾。
[6]李匡乂《資暇集》，吳企明點校，中華書局，2012年，頁168。
[7]檢宋建陽刻本《六臣注文選》（據中華書局2012年據《四部叢刊》初編本影印本），此條注文同贛州本，印證建陽本乃以贛州本為底本而重刻。
[8]傅剛《文選版本研究》，頁181。
[9]傅剛認為《西京賦》的抄寫出於寺僧試筆，故寫卷忠實於原本的程度由抄寫的目的而定，從而存在抄寫簡單甚至棄抄等情形，參見《文選版本研究》，頁120-121。
[10]參見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中華書局，1979年，頁311。
【作者简介】
刘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副研究馆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魏六朝集部文献、文学史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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