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6日，父亲因胸口不舒服，到广州天河区人民医院门诊检查，被初步怀疑为肺部肿瘤，医生建议到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确认。于是2月21日，我们特地挂号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中大一院”）东院呼吸内科一位张姓教授，但后者漫不经心检查了相关影像资料之后，将父亲误诊为肺结节。
回到家后的第6天，即3月27日，父亲骨痛发作摔倒在地。家人发现后紧急送其到中大一院东院脊柱外科住院部。经长达近11天住院检查后，被初步怀疑转移性骨癌。但癌源在哪里，该科医生称没有进一步检查设备，便引荐父亲到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做了个PETCT，结果确诊为肺癌转移骨。
鉴于病情紧急、东院技术有限，经东院李副主任医生推荐确认，3月9日匆匆将父亲转入中大一院总院骨肿瘤科住院部。但骨肿瘤科做了一系列莫名检测检查后，让父亲3月14日再次出院；3月23日，根据骨肿瘤科医生出院时提醒，我们又挂号总院肺肿瘤科，进行免疫组化检测。3月27日，最终确诊父亲为肺腺癌转移骨。
据了解，肺腺癌本属呼吸系统常见恶性肿瘤，从怀疑到确诊正常只需7到10天，包括CT平扫、增强扫描、皮肺穿刺、免疫组化检测等一系列检查在内的所有费用，一般在4000元上下。而中大一院从最初误诊为肺结节，到最终确诊肺癌类型，整整耗时36天，费用总计64000元上下。
回头看，我们于其中额外所交的时间与金钱“学费”，除了跟自身作为外行对医疗知识的懵懂无知与公立医疗品牌的盲目信任，乃至病急乱投医有关外，作为全国知名公立医疗机构的中大一院九曲十八弯的检测检查，及其过程中的种种违规、官僚、败德、疏忽、漠然等，也绝对脱不了干系——
第一，医疗程序违规。本来父亲东院住院期间骨痛已消除，PETCT确认肺癌来源及全身基本状况后，最该做的是进一步确诊肺癌类型，据此判断有无基因检测必要，然后确定整体治疗方案。毕竟，基检主要是寻找合适驱动基因，辅助靶向治疗，但并非所有肺癌都能发现相应基因，所以并非所有肺癌都有靶向治疗机会，进而小细胞甚至部分非小细胞肺癌都没基检必要。如果肺癌类型都不确定，就擅自建议基检，且是沈靖南教授所说的那种“价格越高检查越全面”的25000元基检，不仅可能白做，还会浪费一大笔钱。
但中大一院骨肿瘤科不顾这种基本程序与常理常情，乃至在不当利益驱动下，“耕了别人的承包地，荒了自己的责任田”，利用父亲已住进其骨肿瘤科机会，与至本检测机构无缝密切配合，把不该做提前做的基因检测，在父亲肺癌类型都没确定、甚至根本都没有提及要做的情况下，就超前做了，而把本该在住院期间就应及时做的肺癌类型检测，拖后了十多天。
第二，强推基因检测。首先是以上所说的在检查条件尚未成熟的前提下，违背医疗程序的时间上强推。其次是利用医患之间基因检测信息不对称，对我们进行刻意性消费诱导与误导，主要包括单面理传播（只介绍基因检测与靶向治疗的神奇效果，不介绍其适应范围），隐晦催促（见缝插针地传达“病人病情发展急快，基检要及时，否则耽误病情”“最好出院前就做了，出院后等来结果，就马上确定进一步治疗方案”），关键信息隐瞒（根本没提醒“并非所有肺癌都适用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等组化检测出来也行，后者是决定肺癌治疗的更基础关键项目”）等。
最后是基因检测机构强推：只推荐外部的至本检测机构，连自家中大基因都不推荐，甚至在本人不愿选择至本、而想自找机构时，骨肿瘤科王博副主任不失时机利用封闭式住院环境，以没义务配合至本之外的检测机构抽血，要抽就让我们推着父亲到医院外自己去抽的冰冷理由，让我们不得已情况（父亲刚做完穿刺手术、身体极度虚弱，推到外面抽血怕出问题；第二天又面临出院，基检用李教授的话来又是非常必要且要及时，怕拖延基检时间；也怕因此得罪中大一院医生，届时不承认与其没有合作的基因检测机构结果），最后无奈放弃自选机构，硬着头皮选择了至本。
第三，检测检查过度。从东院脊柱外科转到总院骨肿瘤科住院部总计14天，在父亲病情早已（入东院后的三四天）初步稳定，大手术指征不明、必要性欠商榷的前提下，居然还做了大量重复检测检查。在检验方面，东院做了骨代谢组合I，降钙素原定量测定，【HP】尿干化学+沉渣定量，ABO/Rh血型鉴定，出、凝血常规I、急诊术前四项（增强化学发光法），急诊生化组合、急诊肝酶组合（干化学法）、急诊肝功能组合（干化学法），急性/术后感染组合等8项；总院也做了基础代谢生化组合Ⅱ、基础代谢生化组合Ⅰ、心肌酶相关组合，尿干化学+沉渣定量，感染筛查组合1，血型检定，心肌标志物组合，出凝血常规、D-二聚体检测，心肌标志物组合、B型钠尿肽前体测定，血常规五分类等8项。
很明显，总院与东院的“尿干化学+沉渣定量”“出凝血常规”以及“血型鉴定”基本一模一样，尤其是“血型鉴定”这种人一辈子都不变动的数据，总院也一而再检测！另外，总院“基础代谢生化组合Ⅱ”“基础代谢生化组合Ⅰ”“感染筛查组合1”“血常规五分类”，跟东院“急诊肝酶组合”“急诊肝功能组合”“急诊生化组合”“急诊术前四项”“急性/术后感染组合”仔细比较，也就是换了个马甲，彼此八九不离十。唯两个总院有、东院没有的两个项目，即“心肌标志物组合”“心肌标志物组合、B型钠尿肽前体测定”，但做它们干什么用来着？本来PETCT显示父亲心脏还好，有必要吗？
第四，科室本位主义。在骨痛已消除，亟待进一步确诊肺癌类型关键时刻，父亲却从东院脊柱外科住院部，被转到了总院相似的骨肿瘤科住院部，而不是相应的肺肿瘤科。这种有违逻辑的蹊跷决策是怎么发生的呢？PET-CT出来后，我弟带着相关资料找到总院骨肿瘤科主任沈靖南教授。沈的意见是如通过基因检测发现靶向治疗机会，父亲有可能延续三五年生命；可转到其住院部进一步治疗，并承诺会联合肺科医生综合诊治；有了李教授乐观描述，回想被东院耽搁了的一段宝贵治疗时间，我弟当时就打算转到总院。
为此本人在东院当即征求了下李副主任医生的意见，后者的大意是理论上不应再转到沈教授那儿，毕竟东院脊柱外科与总院骨肿瘤科性质功能差别不大，而应转到肺肿瘤科，但既然沈教授应承了综合诊治，李也没有明确反对，认为这样也行。加上想着父亲虽系肺癌转骨，理想上应以肺为中心，但既然沈教授应承骨肿瘤科来接收，且表达了会借力肺部专家综合会诊的意思，本人也提不出更好选择。只是有李副主任提醒，还是多了个心：入院过程中，本人至少三次跟沈主任的一位蔡姓秘书，通过手机电话与短信做了沟通与强调，让其多提醒沈主任联合肺科医生综合诊治的事。入院之后，也跟主管医生几次提过相似请求。只因是外行，我们当时根本想不到来提醒他们“赶紧确认肺癌类型”！
也正是这一步阴差阳错，导致接下来一错再错：不应该作为首选的骨肿瘤切除手术被首选，最该及时做的组化检测拖了十多天，组化检测本应享受的住院医保权利也被无辜剥夺……但偌大一家全国知名三甲公立医院，既然知悉癌源，又接收了病人进来，家属也三番五次作了综诊申求，为什么仍可置若惘闻、我行我素、划地为牢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哪怕是科室本位制度所囿，综诊存在客观难处，但你们主观提醒的义务与能力总该有的吧？！难道仅是因为给我们推荐准备的价格至少七八万的骨肿瘤大手术，因我们最后的拒绝，“煮熟的鸭子放飞了”，导致不管不顾地推我们出院，乃至最该做的组化检测也懒得提醒了？这样的话，吃相会否太难看？
第五，业务机会主义。父亲在解放军总院通过PETCT就已确诊癌源，且骨痛已在东院脊柱外科得到缓解，按医疗常规逻辑，接下来的动作应该是赶紧确认肺癌类类型，以便连同基因检测确定具体治疗方案，但到底是什么样的神逻辑，会让沈教授决定先来治骨而后治肺呢？毕竟，父亲年纪82，手术风险高度不确定。加上用肺肿瘤科李鹤平教授的话来讲，像我爸这种肺癌晚期，排除个体差异，用行业平均数据预测，积极治疗可能活一年，不治疗就三五个月，在这样悲观的生命周期内，建议大动干戈地做骨肿瘤切除手术，合理吗？
幸好在住院准备做大手术的前一天，通过住院的几天时间里对主治医生的不断追问，我们才零零星星地了解到这种手术的更多信息，主要包括其不是主手术，在延续生命上起不不到关键作用；主要作用在减轻病以骨痛，提高生活质量；手术会大量出血，要做大半天；期间存在一定风险，尤其是对于80多岁的老人来讲；光这个手术都至少要准备七八万块钱……有了这些信息，结合父亲病情，我们最后毅然决定终止手术。
但这些信息来得太晚了吧！毕竟，骨肿瘤科为这个手术准备的各种检测检查都做了，父亲顶着孱弱身体不该抽的20多针筒血也因此抽了，近万元不该花的钱也因此花了，不该耽误的时间也耽误了。而如果在进院前或进院时能及时告知以上信息，我们以上的损失就能从根本上避免！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
第六，医术平庸主义。仅仅是个区级的天河区人民医院，在检测检查设备不先进的前提下，人家医生都初步怀疑父亲病因在肺癌，建议到大医院进一步确诊。结果到了三甲级别的中大一院东院花了80元门诊费，居然被张姓教授轻描淡写地误诊为“肺结节”。
后住到东院10天，父亲病痛仅打了三四天的止痛针就好了，但当时的主治医生却仍然不顾父亲反应，一复一日打止痛针直到出院前一天，在父亲反复申求下才终止。彼时负责父亲的是位大腹便便、一看就是平时大脑欠专业工作的主治医生(暂不透露姓名），平时上班的时候到其办公室一般很难找到他，每天的巡床也见不到其踪影，反馈上去的申求也得不到及时响应，更得不到其进一步有效建议。这位主治医生虽然“寻常看不见”，但关键时候“偶尔露峥嵘”，听说父亲打算出院、且要到外面做PETCT检查时，马上出来话里有话地“献殷勤”，原来是想给我们介绍外面第三方PETCT检查机构的。
即使在总院骨科，事后想来，花了我们一万多块钱，各种检测检查治疗，实际上稍微到位的技术就是给父亲打的一剂地舒单抗是稍微有效的，让父亲的腿走路更活泛了。但这种药也是市面公开普遍的药，是别人医药技术的结果，根本体现不了这些医生本身的技术技能，至于其它用药就根本没起到过作用，乃至出院前配的一些肺部用药，还是父亲根据天河区人民医院的方子，提醒前者配开的。
第七，服务上简单粗暴。医技高低多数时候系客观能力所致，不求全责备，甚至要有一定包容。毕竟，医生的作用仅仅是“偶尔去治疗，常常去安慰，总是去陪伴”，在疾病面前，尤其是在父亲这样的疾病面前，我们从没对医生技术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技术不到服务凑，总该多少能做到这一点吧？令人遗憾的是，这方面好像更是奢求！
父亲住进东院后，因根本没往癌这方面想，当时就只交了5000元首款。首款快用完时，护士居然在不通知家属的前提下，就擅自把催款单发到了父亲的病床上。后交二款时才发现，如果把医保经费（省外居民保，享受总额40%的报销）算进，我们首款中还有1900元剩款。也就是根本还谈不上欠费，但护士就急匆匆来催款，且不是向家属催，而求一时方便地催向病人。搞得小病从来都忍着不舍去医院，之前也确实从没住过院一向节俭的父亲，本一门心思担忧着费用的事情（我们瞒着），结果大白了费用真相后，心情非常沮丧。可能有人会说，医院用药与费用单一般每天都按规定挂床头的，家属怎会不知道？请看中大一院东院当时父亲的床头——
另外在总院骨肿瘤科，为了与外部折叠床椅公司合作提成，其科室还通过不许陪护家属自带折叠床具的强制规定，向家属每天晚上收取额外的15元床位费（不包括另外的20元护工费，均不开医院发票）。当然，以上都还只是“小节”。更令人恶心的，是以下行为——
住到总院后，父亲被推着去做各种检测检查前，我们跟相关医护士强调过，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东院已抽了很多血，身体虚弱，总院在接下来治疗思路与综合治疗方案不明朗前，与东院重复的检测检查能不做的就尽量不做，以免加重父亲身体负担。但其医护人员却回应说，“大多数检查都跟东院不一样，而且是必要的检测”。哪怕父亲其间明显感觉到了重复检查，其医护人员后来还是信誓旦旦地说“确实大多不一样”，而且按他们“医院规定，一些指标哪怕是七（十？）天前做过检测，现在也还是要重复”。在他们的这些信旦旦面前，作为外行的我们也只能听之任之。没想到出院后仔细比较两院的各种检测指标，才发现他们居然撒谎了。
第八，消费上坑蒙欺诈。由于在中大一院系的种种糟糕体验，后来我们带着父亲彻底离开他们。但因为家在其附近，后来父亲化疗的间歇时间里，还是会通过门诊到他们那里去做些辅助性的检查与小诊断，所以先后两次挂了总院及东院同一专家（暂不透露姓名）门诊。但却两次都发现看诊父亲的，并非当时挂牌显示的专家本人，而是其他新手，乃至前一次等了两三个小时后才看到真正的专家，后一次由于时间等不及干脆就放弃看诊，门诊费也浪费了。虽然两次看诊虽然没有明显大损失，但知微见著，两次偶然看诊“李逵”，却每次遭遇“李鬼”，说明中大一院的内部文化脱离病患需求的程度，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
第九，作风上官僚主义。针对以上行为，出于尊重考虑，本人以内部沟通的形式其总院公关部门作了相应投诉。结果或许是一贯以来强势作风（后来与本人有相同遭遇的其它病友家属反映，拿捏软杮子确是其一贯作风），其公关科相关人员的最后回应是：经过内部调查与上下沟通，其对本人父亲的所有医疗程序都符合标准，不存在任何错误！
基于中大一院医生公职人身份，有义务接受公众舆论监督，本人最后只能以原投诉材料为蓝本，将其改成一篇文章，选择在今日头条、知乎自媒体进一步曝光了其行为。媒体公布后，中大一院党委宣传部启动第一轮面向相关媒体的公关，以名誉权被侵犯为由，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前提下，要求媒体删稿。媒体迫于压力首先做了妥协，删除了本人首稿。但在本人一些初步证据给到媒体后，相关媒体还是再次担起社会责任，选择支持稿件发布。
所以接下来，中大一院方面疑似又启动了第二轮网上跟贴。这一轮首先是非理性的漫骂，让本人“跟着父亲到坟头上坟”等攻击性言论也上到网上，甚至还呈现正搜录本人其它“罪证”迹象，也就是不反思自身问题，而首先是想着怎么来修理提问题的人，基本上没有任何理性回应。幸好后来可能是怕在网上把事情闹大，又来了一拔相对理性的就事论事的解释与争辩，甚至对医疗过程中的一个小失误即组化检测没有及时通知到本人，作了初步确认，但给了一大堆理由，同时自始至终仍然不承认其它错误，甚至谎称基因检测完全系“患者及家属自行考虑和联系相关检测（机构）”，骨肿瘤科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参与。
鉴于中大一院没有认错迹象，加上恶习如不及时悔改，将对未来患者造成更多恶劣影响，本人还将启动更多公开维权形式。相信信息与观点的公开市场中，真相会脱颖而出；观点的碰撞辨识过程中，也是一个公众学习基本医疗知识、了解基本医疗权利合法权利的过程，让更多患者得到更好医疗服务保障。特别是在中央高度重视医药高质量发展，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九大部门共同启动全国医药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背景下，相信长期盘踞该行业关键少数与关键岗位的一些问题，会得到坚决治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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