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信用关系伪境中
资本主义自我消亡的翻转门
——《资本论》第3卷的哲学思考
内
容
提
要
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系统，是资产阶级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巧妙运用的一种彻头彻尾的经济欺诈和合法的公开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奇特的我-他自反性劳动异化，也是资本（生息资本）拜物教的最高伪境。当产业资本家通过虚拟的信用关系直接占有非其私人所有的巨大社会资本时，就会掌握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巨大资本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社会化的资本可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这就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缓冲空间。资产阶级在信用关系中创立的股份公司，是一种以虚拟资本的方式出现的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但这预示了一个可能的前景，即私有制向“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过渡，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趋势。
关键词
《资本论》 信用关系 虚拟资本 股份公司 自由人联合体
作者简介
张一兵（1956-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
文章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视角，深刻地剖析了作为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中以信用关系建构起来的虚拟资本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信用关系是生息资本复杂的升级方式。它从剩余价值分配的异化形式，畸变为可以客观集聚巨大社会资本力量的虚拟资本关系，以异化的信用关系伪境之上的股份公司形式，缓解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也为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社会奠定了现实的可能性。
一、信用：资本拜物教的存在方式
在《资本论》第3卷的最后，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的神秘性问题。他说：“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1]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揭示的带有神秘性质的经济定在之上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拜物教。马克思在此指出，经济拜物教的本质是将经济物相化中的对象化劳动倒置为物，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呈现为经济事物之间关系的事物化物像，这种经济负熵质被直接误认成这些经济定在本身的自然属性，这就是物化观念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物化误认是整个经济拜物教的本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指出，无论是商品中价值关系颠倒为货币，还是生产条件作为颠倒为物性对象的资本关系，都生成着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特有的着了魔的颠倒世界。从马克思始于《伦敦笔记》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全部过程，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这个着了魔的颠倒世界的历史发生和复杂的赋型过程。不过，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真的让我们直接遭遇一种“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的着了魔的颠倒世界，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息资本异化之上建立起来的整个信用关系伪境。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生息资本“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2]，那么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出现的信用关系场境则是资本拜物教更高级的存在方式。这也是一直到今天还横行于世的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中最神奇的金融海市蜃楼。遗憾的是，马克思这一极其重要的理论论述却长期被忽视。
早在刚刚开始进行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时候，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遭遇的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信用和通货理论。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摘录中有一段对当时现实生活场境的描述：“现在上市公司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我们在由上市公司创办的学校和学院接受教育。我们通过在一家银行开户来开始积极的生活。我们通过保险公司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投保。”[3]这是仍然发生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情景。这里的上市公司，已经是在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通过发行股票募集社会财富的股份制的联合社会资本；在银行开户和在保险公司投保，则是通过存贷款、支票、汇票和保单等获得利息和保险金的钱生钱的“积极生活”。
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的《穆勒笔记》中讨论资产阶级经济构式中的信用问题，并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比较具体地分析信用关系之上的金融关系，比如银行债券和股票发行等经济活动，而在1847年的《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看到荷兰和英国证券交易所和股份公司的历史发生。在同期发表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直接指出，“信用制度和投机等等引起的冲突在北美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尖锐”[4]。而在《伦敦笔记》的前期摘录中，他深知这一新生的资本主义信用体系是经济学物相化空间中最具欺骗性的幻象，所以他很快就通过发现被遮蔽起来的货币—通货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关联，走向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然而，一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思想实验，马克思也只是在一般理论逻辑中涉及生息资本的异化问题，而没有回到信用与通货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金融问题的深入思考上来。也许马克思意识到，只有在彻底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科学透视全部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运动机制之后，才可能真正破解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这一特殊经济负熵定在的幻象和伪境的本质。所以，一直到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才第一次正面讨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已经成为重要经济领域的信用（金融）实践和复杂的通货理论。
在《资本论》第3卷第25—36章，马克思对信用关系场境中出现的虚拟资本关系伪境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流通和分配关系中的最新变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了完整的批判性思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系统，是资产阶级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巧妙运用的一种彻头彻尾的经济欺诈和合法的公开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奇特的我-他自反性劳动异化，也是资本（生息资本）拜物教的最高伪境。在《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论》第3卷的初稿中，这一部分内容是在第5章第5节开始讨论的。[5]马克思使用了“信用、虚拟资本”的标题，这一标题在《1882—1883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成为《资本论》第3卷第25章的章标题。[6]马克思还专门补充说，这是要思考“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的主题。在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这一主题成了第27章的标题。
《资本论》第3卷第25章的标题用了醒目的“信用和虚拟资本”。这里的“虚拟资本”概念是全新的科学概念。它并非指资本关系的虚无性和虚假性，而是特指资本关系在资产阶级信用关系构序伪境获得的生息资本的升级形式。马克思这里的“虚拟资本”概念有可能受到西斯蒙第相近观点的影响。[7]哈维认为，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给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一个更为形象可感的形状和形式”[8]。这种看似虚拟的信用资本关系，却可以客观地集聚起巨大的社会资本力量。如果资本是一种被遮蔽的社会关系，那么在信用关系场境中，这种从生息资本脱型和转换而来的空手套白狼的复杂关系场境，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虚拟的他性占有状态之中。这是一整套在虚拟资本关系伪境中塑形和构序起来的新型经济负熵定在。马克思说，这个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像价值符号一样，只是价值的权利证书”[9]。早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就摘录过这样的说法：“债券、汇票和本票不是货币的一部分；它们是债务的证据。”[10]这个虚拟资本，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构境才能透视的不是它自身状态的伪在场，这是起点上的神秘性。可以说，这是资本拜物教在生息资本之上生成的全新异化形态的观念映照。
马克思说，与讨论生息资本中的简化公式G-G＇不同，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中生成的信用制度，正是建立在将G-G＇中的生息货币关系转换为一种可以定期支付的交换凭证或者票据的流通领域之中。一方面，这个流通领域不是商品与货币的直接交换，而是这种交换凭证（票据）的虚拟流通；二是这个票据不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钱庄中也可能存在的点对点的线性债务关系的借据，而是一种由资产阶级国家银行操控的复杂运作系统中的信用货币。[11]这个信用货币并非仅仅指英磅和美元等货币本体，而且指持有这些货币及其衍生产品的凭证。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私人所有的实有货币之上的虚拟信用关系场境中占有金钱的证据。马克思告诉我们，“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12]。它们“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凭证。然而，“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13]。也就是说，信用资本关系是一种虚拟的资本关系伪境，其本质仍然是榨取剩余价值的一种虚幻的神秘方式。这里的神秘性在于，虚拟关系场境中倍增的剩余价值从何而来？马克思指出，银行的有价证券和股票，虚拟资本的“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债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14]。整个信用体系及其后续复杂的衍生产品，塑形和构序起一个全新的虚拟资本关系场境，它是由利率、汇率和股市等看不见的新型非商品证券交换市场赋型起的资本运作的全新经济定在负熵构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畸形筑模形态。哈维说，资本主义信用货币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的拜物教外观如何采取了虚拟资本这种特定形式，将自己隐藏在神秘中，即使它在债券、有价证券和其他市场中再真实不过了”[15]。这当然会成为马克思高度关注的经济领域。因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由此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仿佛在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场境中资本家并不直接剥削工人。马克思说，作为这种新型资本场境关系的人格化的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16]，以后还会有作为股票证券交易关系场境的人格化的证券商。似乎他们面对的大多为资本所有者，而非工人。在这里，即在这种新型的信用关系体系构序出来的经济定在中，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息也仅仅是现成剩余价值的分配吗？这是马克思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到这里，我们看见马克思都是在纯粹经济学的实证话语中描述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遗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揭露的货币的本质，即商品交换中被客观抽象出来的事物化颠倒的对象化劳动的异化，以及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已经揭示的作为这种信用关系的前提的G-G＇（生息资本伪境）是资本拜物教的完成，那么问题的实质就会是：如果说商品价值关系是劳动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而货币是这种抽象的反向事物化和异化，那么作为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基础的票据则是这种经济物相化空间中事物化和异化的结果，即一般财富所有权的证据。这里发生的全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虚拟资本伪境塑形和构序的最新事物化和异化层面，并且，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信用关系场境所特有的劳动异化关系的海市蜃楼性质就昭然若揭。这是我们接下来讨论信用关系伪境，甚至是今天批判性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关系的正确构境方向。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936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28 页。
[3]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7，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3，S．141．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335 页。
[5]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 /4．2，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92，S．469－646．
[6]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 /14，Text，Berlin: Akademie Verlag，2003，S．240．
[7] 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西斯蒙第这样的说法：金融领域中出现的“这些虚构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是由交往产生的”( ces capitalistes fictifs，ces capitalistes enfantés par l’association) 。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 MEGA2) ，IV/3，Berlin:Akademie Verlag，1998，S．189。
[8] 〔美〕大卫·哈维: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年，第181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75 页。
[10]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8，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6，S．161．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50－451 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32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33 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29 页。
[15] 〔美〕大卫·哈维: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 卷，谢富胜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年，第253 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53 页。
二、信用关系生成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活动新的虚拟基础
作为资产阶级“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银行家手里管理的主要不是他自己的财富，也不是哪一个私人资本家的财富，而是一种在虚拟的信用关系场境集聚起来的真实社会资本。这使虚拟的信用资本关系神奇地转换为现实的资本力量。请注意，在信用关系伪境中生成的虚拟资本的神奇作用就在这里，虽然信用货币资本是虚拟关系场境，可它却可以聚集起客观的社会资本力量。这是马克思所指认的那个虚拟资本最重要的经济负熵定在的本质。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敏锐地发现，这也会生成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存空间这一重要条件。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这种经济物相化中虚拟的信用关系场境，由于一部分交易根本不再使用货币，就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流通费用减少”，流通的速度也得以加快。“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1]，这必然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获得新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物相化中的虚拟资本关系也聚集起真实的社会资本，或者叫资产阶级“自在的共有资本”[2]。之所以马克思将其指认为资产阶级“自在的共有资本”，是因为这种资产阶级以社会占有的方式聚集资本的生成，是通过信用市场关系自发集中起来的。马克思在分析银行通过信用关系汇集的货币时讲到，“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3]。这里的货币资本显然不仅仅是一般的“作为资本的货币”，而是特指银行通过特殊的虚拟信用关系集聚和转化而来的巨额社会资本，这里的货币力量也不是从交换工具异化成“世俗上帝”的货币权力，而是可以超出个人占有的个别资本的力量的巨大G-G＇社会资本的支配力量。而当产业资本家通过虚拟的信用关系，直接占有了并非他自己私人所有的巨大社会资本时，就会掌握剥削工人的全新的巨大资本力量，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社会化的资本客观上可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这就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缓冲空间。
马克思指出，发生在银行中的“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票据的贴现——使票据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债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等来进行的”[4]。在这里，我们的脑海里再次浮现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遭遇的情形。在《伦敦笔记》的第1—6笔记本中，几乎全部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关于货币信用和通货理论的讨论。这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银行业专用术语会让人陷入严重的认知障碍。通俗地讲，这里无非是说，当资产阶级银行通过并不发生在真实商品流通和生产过程中的虚拟信用关系，将大量货币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资本家通过信用关系场境中的贷放（借钱），在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信用关系后，可以在存款透支的信用关系场境中“占有异己的资本”，用大量不是自己的、作为资本的货币重新真实地投入到扩大规模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当他获得新的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剩余价值之后，再支付给银行贷款利息，而银行则通过存款利息支付给资本的实际所有者，这是银行信用（生息）资本的G-G＇假象背后的剩余价值再分配的异化关系真相。只是，这种信用关系中的经济剥削关系和深层的劳动异化，被更加繁复的信用关系塑形和构序伪境所遮蔽。马克思指出，这是发生在资产阶级国家层面上的一种资本信用投机和欺诈。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无法从事这种大规模信用投机的，因为他们没有可以作为抵押担保的各种“有息证券”“国债券”“股票”“提单”和“栈单”，银行信用关系的资本贷放只是富人的投机游戏。马克思指出，这种投机游戏之所以是一种欺诈，因为它直接违背了资产阶级平等交换的原则，信用制度助长了“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5]。对此，马克思十分气愤地说：“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像伦敦那样的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类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进行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6]在信用贷放中，借贷资本家“自己根本没有资本，他们自然就在得到支付手段的同时也得到资本，因为他们没有付出等价物就得到了价值”[7]，这个价值就是信用关系场境中的虚拟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客观抽象出来的价值是实在的社会定在，它通过事物化颠倒和异化为货币；而在这里支撑信用货币的则是一种并不实在的虚拟价值关系，它正是虚拟资本的生成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连劳动异化关系都成了虚拟场境，这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劳动异化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哈维仔细分析过这种资本主义信用关系场境中从虚拟价值到虚拟资本的过渡[8]。资本家利用虚拟的信用资本获得了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剩余价值，这就是冒险的金融“赌棍们”可耻的信用投机和欺诈。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相近的观点，“高利敲诈，即为银行、保险和其他目的而设立的公司违反法律，拥有自己的工业产品，却没有提供等价物”[9]，“银行系统是这样运作的：不动产的名义价值已经提高，成千上万的人被引导投机，如果没有银行贷款的便利，他们永远不会这样被引诱”[10]。这种空手套白狼的目的，还是凭空获得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更大资本力量。在聚集社会资本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这一点上，资产阶级信用关系场境中的虚拟资本并不是虚拟的，而是货真价实的残酷经济剥削。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中信用关系场境的意识形态伪境的本质。
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信用制度，的确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存空间，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11]。甚至，资产阶级信用制度会成为“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12]。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进程的最新判断，也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新的构境层，《资本论》第3 卷第27章的标题就是“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 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 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的定性分析是双重的。一是认定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是一种建立在虚拟资本关系伪境中的赌博欺诈制度。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本质是，通过银行和股份公司等虚拟资本的方式，把不属于自己的财富转换为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这种信用关系的实质是合法的赌博和公开的欺诈。对于资产阶级国家银行中的借贷资本来说，仿佛“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13]。从信用货币交易获得财富的假象，好像发财可以脱离对雇佣劳动的直接关系，这就像赌场中碰运气的赌棍，只是这种欺诈性的虚拟资本越来越集聚在少数金融贵族手中。马克思后面专门讨论了这个新生的金融贵族。二是断言，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也是自身消亡和走向新的社会解放的过渡，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股份公司的出现。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4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13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53－454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54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4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79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83 页。
[8] 哈维指出：“一名生产者用一件尚未出售的商品作为抵押来获取信用。他在实际的出售发生之前就取得了与这件商品等价的货币。这些货币随后可以被用来购买新鲜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而，贷方持有一张票据，它的价值是以一件尚未出售的商品为后盾的。这张票据可以被描述为虚拟价值。任何种类的商业信用都会创造这些虚拟价值。这张票据（以汇票为主）倘若开始作为信用货币来流通，就成了流通的虚拟价值。信用货币（它总是具有虚拟的、想象的成分）与直接受货币商品约束的‘实际’货币之间由此就打开了一道缺口（《资本论》第3卷，第573-574页）。这些信用货币倘若作为资本被借出去，就成了虚拟资本。”参见〔美〕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421 页。
[9]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8，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6，S．164．
[10]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8，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6，S．167．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3 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685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00、541 页。
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新形态的股份公司
在德文中，“Aktiengesellschaften”的原意为“股票社会”，也就是今天的股市。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在虚拟的信用关系场境中组建了上市募集社会资本的股份公司。第一，与上述银行业单纯的信用借贷关系不同，股份公司是直接关联于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的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的新形式。因为，通过资产阶级建立的股票交易所，私人资本家可以脱离银行中介，直接通过以信用关系伪境为基础借壳上市的虚拟资本关系，合法地将他人的货币挪为已有（作为资本的货币）。马克思最早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接触到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的股票和股份公司，并在《居利希笔记》中看到荷兰和英国证券交易所和股份公司的历史发生[1]。依马克思的认识，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一种经济负熵定在新的改变，因为在这种经济定在的改变中内嵌着自我否定的扬弃。这是马克思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摘录中获得的否定性定在关系。因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
这同样是资本家在虚拟的信用关系伪境中“占有异己的资本”，用大量不是自己的、作为资本的货币重新投入扩大规模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只是不同于上述在银行中聚集起来的社会资本，股份公司通过在信用市场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使社会上闲散的私人货币直接转换为自己可用的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当它获得新的剩余价值之后，则用利润的股息“分红”的方式替代了银行借贷关系中的利息。这当然还是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新的利润转化形式。如果按照我们对剩余价值分配领域中劳动异化的讨论[3]，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劳动异化的更深层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出现的股份公司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或者叫资产阶级“自在的共有资本”。当资本家通过股票认领募集到大量社会资本时，“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4]。这里的“个别资本”是指传统资本主义所有制中通常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而股份公司却在虚拟资本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这里，作为虚拟资本到场的股票，是在自己手中没有大量资本的情况下，在虚拟的信用关系伪境中，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式。哈维解释说，“股票实际上是一种附属于纯粹的货币所有权的财产权。它实际上是对未来剩余价值生产的一个份额的法定索取权”[5]。这显然是前述银行信用贷放关系的升级，只是这是个人货币直接所有者与产业资本家变形了的信用贷放关系。相对于银行信用关系的资金贷放，由于消除了复杂的抵押担保等环节，资产阶级股份公司聚集社会资本会更加容易；由于股票发行是面向全社会的自愿认购，其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本容量也会更大。
这里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异化场境。马克思发现，在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即“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6]。认领股票的资本所有者（股东大会）并不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具体过程，只是作为个别资本的单纯所有者；而真正操作资本支配下的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人，却是资本家雇佣的没有所有权的经理。这是过去马克思在讨论资本关系和人格化的资本家时完全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方面，如果资本家只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这里就出现了经济定在伪主体的双重分裂和异化：一个是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资本所有关系人格化的“股东”，另一个是没有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关系实际运行职能的人格化的“经理”。这是资产阶级阶级结构中新型的分裂。哈维认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没有资本所有权的经理似乎还是相对低收入的被雇佣者，而到了今天，“在股份制企业中，监督者——即CEO和经理——越来越成功地以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中饱私囊”[7]。甚至，他们已经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的一种新型主体。另一方面，作为股息出现的剩余价值分配形式的复杂关系场境异化。因为，股份公司获得的“利润（不再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从借入者获得的利润中理所当然地引出来的利息）表现为对他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异化，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8]。
马克思在这里直接使用了“异化”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我-他自反性异化关系。这让我们想到，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以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史观为逻辑构式批判资产阶级信用关系的讨论。在那里，马克思非常深刻地分析道，在资产阶级的信用业中，“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然而这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假象，并且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这里所运作的东西甚至“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定在、合群的定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9]。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的思想构境以及对信用的批判，是以应该存在的人的交往类本质为价值悬设的，信用关系只是以虚假的“合群的定在”形式假冒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往。而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信用关系中我-它自反性的异化，绝不是什么抽象的交往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可以在历史现象学构境中透视出的资本主义新型经济关系的现实劳动异化。股份公司中那个作为分裂和异化人格的“单纯资本所有者”，在分红中得到的股息是“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这仍然是剩余价值分配的一种派生方式，相比起简单的银行利息，它干脆“表现为对异己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原因在于，股票募集的社会资本转换而来的生产资料（事物和劳动异化），再次与经理和劳动者这些“实际的生产者相异化”。这是虚拟信用关系伪境发生的新型我-他自反性异化关系。这也可以被视作马克思对《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重新确立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10]的进一步深化，因为这里的资本信用关系异化是前述生息资本关系的复杂升级。
注
释
[1]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6，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3，S．44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4－495 页。
[3] 参见张一兵: 《经济学革命语境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下）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 年第3期。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13、494 页。
[5] 〔美〕大卫·哈维: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 卷，谢富胜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年，第259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5 页。
[7] 〔美〕大卫·哈维: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 卷，谢富胜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年，第207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5 页。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 /15，Text，Berlin: Dietz Verlag，2004，S．428。
[9]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2，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1，S．450．
[10] 参见张一兵: 《经济学革命语境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上、下)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 年第2、3 期。
四、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消亡的翻转门
信用关系伪境中出现的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消亡的翻转门。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缓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固有的对抗性矛盾的客观结果，即在私有制关系下，用股票集聚社会资本，在形式上扩大生产资料的虚拟社会占有，以达到适应生产力不断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从而缓解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银行的借贷（生息）资本关系场境中，这种对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缓解还处于无意识状态；而在股份公司的实际运营中，这已经成为资产阶级自觉的意识。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所以这也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在马克思看来，这有可能生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翻转门”，即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走向社会所有的过渡点。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道，以信用关系伪境为基础的股份公司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1]。这是说，由于股份公司以虚拟资本的方式占有了社会资本，所以它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资本增殖”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最早看到的是荷兰和英国在海外殖民贸易中的东印度公司和尼德兰贸易公司，以商业资本的股份聚合方式成功吸收和扩大资本力量，“这一庞大的资本控股”[2]极大地促进了荷兰资产阶级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无形中缓解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固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资本通过股份公司的“自由发展”也有其限度，最终这种信用关系伪境会加速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在一种不可调和的危机中走向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这恰恰是资本主义信用关系内嵌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3]
虽然，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只是一种以虚拟资本的方式出现的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但这预示了一个可能的前景，即私有制向“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的过渡，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趋势。由此，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这种内嵌着自我否定的经济定在，就内在地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扬弃的过渡点，一个内嵌着革命积极因素的翻转门。这里，我借用了斯蒂格勒基于海德格尔技术构架的两面性，明确提出要将当代技术的奴役翻转为拯救的可能性的观点[4]。在马克思看来，“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随着它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5]。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度已经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发生的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自我扬弃。表面上股票市场是经济物相化自在运行的“第二自然辩证法”进程，但在虚拟信用关系伪境中发生的事实却是，私人资本家在一定的界限内支配不属于他的资本的权力。通过虚拟的信用伪境，他拥有了他本不能拥有的超出自己权限的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能力。马克思分析道，“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我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6]。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讨论资产阶级信用关系问题时的一段极其重要的表述。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其中很多思考都直达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关系场境的最新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是股份公司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生的自我扬弃，因为它打破了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有限边界，开始走向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因此，虽然它仍然是以资本主义虚拟资本的方式实现的，可实质上是走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马克思最早是在1858年4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这种走向新生产方式的现实可能性。在那里，马克思直接指出，“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7]。二是马克思看到，这种股份制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活动已经生成经济垄断关系，资本开始聚集到极少数金融寡头手里，这必将导致资产阶级的国家干涉。可以说，马克思前瞻性地预见了发生在20世纪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景。甚至可以说，这是后来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真正缘起，只是资产阶级把马克思的革命否定性畸变为经济关系中非质变的弹性功能。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8]这种弹性生产的特征甚至代表了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的最新努力。后来，德里克[9]和哈维都指认了弹性生产的资本主义。三是马克思直接指认出这里所产生的一种新的金融贵族。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认信用关系场境中出现的资产阶级新主体。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10]股份公司中的董事和监事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人物，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就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人格化关系中这一重要的新变化，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寄生虫。四是马克思已经关注在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中以虚拟信用关系伪境生成的金融领域，这是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股票市场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可以直达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金融资本伪境中的重重次贷危机。然而，马克思这些极其重要的分析长期以来却被严重忽略。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500 页。
[2]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V/6，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3，S．260．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5 页。
[4] 参见〔法〕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第1 卷，裴程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12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7－498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7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299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9－500 页。
[9]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 ，土耳其裔美国历史学家，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德里克1964 年在伊斯坦布尔罗伯特学院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1973 年在罗切斯特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德里克的学术生涯主要在杜克大学度过，担任历史和人类学教授。2001 年转往俄勒冈大学，担任社科、历史和人类学教授及批评理论和跨国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代表作有《革命与历史》《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全球现代性》和《后革命氛围》等。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38 页。
五、股份制资本关系中的经济剥夺与工人自由人联合体
如果在虚拟信用关系之上建立的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自我扬弃，那么这种扬弃会呈现出否定和肯定的双重性。
第一，股份公司呈现资本的自我剥夺机制。一方面，马克思发现，在股份公司不断膨胀的资本扩充中，实际发生着资本自我剥夺中的垄断性集聚。“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1]这种在虚拟资本伪境中建立起来的资本集中，本质上是金融寡头对整个社会“最大规模的剥夺”，它不仅剥夺生产者，也剥夺“中小资本家”。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和目的，其最后结果是剥夺一切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走向马克思所说的“剥夺者将被剥夺”的历史必然。
另一方面，股票市场中也上演着一种公开的财富掠夺。股票市场中发生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所未有的赌博游戏。通过股票的购买和抛售，一些人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财富，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生成的最畸形的经济掠夺方式。马克思认为，“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2]。
在任何社会，如果一个人在大街上抢劫别人的钱财，那是公认的犯罪。然而，发生在资本主义股票市场中的这种抢夺他人钱财的行为，却是合法的、带有冒险性的“发财”。与流通领域一样，股市并不创造财富。其真相是一些人以合法的“炒股”方式，公然占有他人亏损的财富，而所有人在股市中发生亏损都被认为是咎由自取，因为所有证券交易所门口都贴着“股票有风险，入市需小心”。
马克思指出，在这种股份制的剥夺关系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极的否定。“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3]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出现的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无形否定，只是这种否定还局限在资本主义的界限内。它并没有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对抗性矛盾，只是在一种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抗，这种对抗无形中正在客观地炸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二，在资本主义信用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工人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19世纪中叶，欧洲一些地方出现了利用信用关系建立的工人合作工厂[4]，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正面的评价。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资本论》第3卷初稿中开始思考这部分内容[5]。在1864 年9 月28 日发表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公开高度评价了这一“工人合作运动”。[6]在他看来，工人合作工厂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物。“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7]
在这里，马克思意识到，在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的股份公司中，“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是通过残酷的剥夺完成的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消极的扬弃；而在工人合作工厂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原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对立却是被积极地扬弃的。“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8]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出现的工人合作工厂，是利用资产阶级的信用关系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与上述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不同，工人合作工厂不再是以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前提，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这里的“资本家”是一个戏称，因为在工人合作工厂中工人们是“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里并不存在人对人的经济剥削，实际上也消除了劳动本身的我-它自反性异化。所以，马克思兴奋地指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这种以工人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新的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在之后的讨论中，马克思再次提及这个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9]
在马克思此时的憧憬中，这种由工人自己建立起来的自由联合体将是走向人类解放的过渡性的经济载体，这种全新的社会赋型方式将根本摧毁资本主义所建构的全部经济物相化空间，彻底超越经济必然性王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王国。“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0]
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中具体讨论了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的认识[11]。可以看到，马克思讨论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并非在观念上对未来乌托邦的一种憧憬，而是在已经出现工人合作企业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一种客观现实可能性的指认。这里的社会化的人，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正是我们所讨论的基于信用关系的工人自由人联合体。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一切经济定在都被解构，经济必然王国中那种看不见的资本的盲目力量失效了，劳动本身那种我-它自反性的异化关系伪境消失了，人们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在这种自由人的生产联合体中，人们“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种新型的解放了的生产必然王国的彼岸，就会出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出现人类彻底解放、全面自由发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这就是马克思眼中的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8 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8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8－499 页。
[4]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工人合作工厂”，也被称为“工人合作运动”，是19 世纪40 年代在英国率先兴起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运动，以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进行合作公社的大胆试验为标志。1825 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3 万亩土地，创办了一个示范合作公社，定名为“新和谐公社”。欧文关于合作公社的思想内容很广泛，主要观点有财产公有化、管理民主化、分配需要化、劳动结合化等。欧文试图通过社会实践来证明其合作公社思想的优越性和可行性。尽管1828 年实验宣告失败，但欧文的实验引起当时欧美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欧文被许多人视为“合作运动之父”。在欧文合作公社思想的影响下，英国成为合作社运动最集中的地区，先后兴起了大约300 多个合作团体，广泛开展合作社运动。随后，合作运动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成为19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种很普遍的社会实践。19 世纪40 年代，合作运动得到更为广泛的实践，其中出现了以“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为代表的成功实例。1844 年，在英格兰北部小城镇罗奇代尔( 曼彻斯特工业区) ，28 个纺织工人创立了日用品消费合作社。该合作社的领导人都是欧文派社会主义者，最初的社员大多是纺织业各部门的织工。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其中有宪章派、欧文主义者，也有工会会员。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了社员的个人利益，又有一套切实可行、公平合理的罗奇代尔原则：第一，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第二，会员开放；第三，有限的资本利息；第四，根据成员对合作社所作贡献的比例分配剩余；第五，只用现金交易（不使用信贷）；第六，以合作原则向成员提供教育；第七，政治中立和宗教信仰中立。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的章程规定，它通过按股集资、按股分红的办法筹集资金，用这笔资金开设店铺、销售食品和衣物，并建造房屋供希望改善状况的社员居住。此外，还要购买土地供失业和贫困的社员耕种，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发展很快，到1855 年社员已增至1400 余人。到1851 年，英国成立的罗奇代尔式合作社已有130 个左右，社员不下1. 5 万人。
[5]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II /4. 2，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92，S．458－459．
[6] 在这一宣言中，马克思指出: “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 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 他们证明: 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 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 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 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2-13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9 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499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745 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928－929 页。
[11] 参见张一兵: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45－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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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与文本
编辑：周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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