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研究中国书法，不可不谈“金石”，因为中国早期的书法文字，不是在金属器具之上（即所谓的“金”），就是在石制器物之上（即所谓的“石”），我国铭刻文字的金石之制，就今天所见的古代金石遗迹而言：
殷商西周有金无石，春秋战国金多石少，秦朝西汉石刻稍多，东汉则石盛而金衰。
（西周晚期的毛公鼎）
本篇及下篇，我们做两篇“碑”的专题：
“碑”之概述
中国在先秦已经有“碑”，但先秦的“碑”，与后世的碑，名同而实异。并没有传达文字的作用。
铭文之“碑”，始于东汉，立墓碑是营丧活动中的重要内容，立碑颂德是生者向墓主表达敬意的一种礼仪，意图在于借碑石之固传名后世，“碑”也是一种纪念性的“建筑”形式。
东汉末年，曹操禁立私碑，公开的理由是抑止奢侈浮华的厚葬风气。自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的魏晋南朝是碑禁时期，但各期执行的情况又不尽一致。尽管立碑未绝，但无复东汉之盛。两晋时期，墓前的石碑之制既少，埋入圹穴的墓志之作大兴，此古代葬制的又一变局。
“碑”之由来
将文字“镂于金石”的传统源远流长。今天所见上古的书迹，如商周的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之际秦国的《石鼓文》，都是金石书迹。
先民们热衷镂金刻石是出于传名后世、道德千载的动机。“金”与“石”都有“同乎不朽”的特性，论取材之便、制作之捷、工费之廉，则“石”优于“金”，但三代（夏商周）以“金”为贵，天子诸侯以至公卿莫不琢盘铭鼎，故金石之作以“金”为多。
（西周晚期的《散氏盘》）
先秦也有“碑”，先秦的“碑”，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观测日影的计量之碑。《仪礼·聘礼》记载有“碑”，郑玄注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这里的“碑”是作为观测日影用以计时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晷”，其实就是这类“碑”的变化。
周公观景（影）台
第二类、拴祭祀牺牲之“碑”。《礼记·祭义》：“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这里的“碑”是一根素面的木（石）杵或柱，用来拴系祭祀用的牺牲，“丽”的意思是“拴、系”，这里的“碑”不以刻文字、传达信息为目的，这一类“碑”，后世发展为“拴马石”或“拴马桩”，现在我们在西安碑林还能看到很多此类的“拴马桩”。
（拴马桩）
第三类、用于棺椁下葬拴系辘绳用。《礼记·檀弓下》又记载：“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这里的“丰碑”，也就是王侯大型棺椁下葬时，立于墓坑四角处的木柱或石柱。柱首有孔，用以装置绳索以便放下棺椁。这种“碑”上的圆洞，在后来的石碑上还有保留，就是“碑穿”，比如《袁安碑》上的碑穿。
（《袁安碑》上的碑穿）
秦统一六国之后，始皇以苛政驭天下，以吏牧民，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出自《过秦论》，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兵刃和箭头，冶炼它们铸造十二个铜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刻石纪功专于一人。
始皇东巡，立六处巨碑以“颂秦德”，称作“立石刻”“立石”“刻所立石”，并不称为“碑”，到西汉时仍沿此称。
最初的碑刻，是在“葬时所设”的碑石上书刻文字“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墓碑。西汉时已有把葬铭刻在石上埋于墓前的葬俗，东汉墓碑上的“追述”文字估计是由葬铭衍生而来，可以视为葬铭的扩大，或者说，东汉的墓碑是前代无字碑和葬铭的结合。
两汉时，“镂金”为朝廷所独享，士大夫和民间人士所可“勒铭”者，仅在于“石”，金石之作遂由先秦的贵金贱石一变而为东汉的“以石代金”。
中国的碑制，奠定于东汉，肇端于冢墓碑。由此演为风气，至于泛滥，人们因事随时“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宫庙、道桥、闾里，莫不有碑。
东汉厚葬及立碑风尚
东汉的碑刻，墓碑为大宗。为墓主立碑颂德，是当时营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东汉厚葬，甚至厚葬至倾家荡产，书法家崔宴安葬父亲崔瑗时，耗尽家资。《后汉书·崔寔传》有记载：
初，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坟冢，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
书法家崔瑗
京师贵戚操办葬事，常有朝廷的支持，那时的贵戚的葬事相当隆重。比如陈寔的葬礼，“（大将军）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丧服）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一个人的葬礼，参加者达到三万人，真够惊人。
（陈寔墓）
也有事后追慕功德而刻石立碑者。
东汉的立碑，以墓碑最为普遍，今天还能见到的东汉墓碑，多数是东汉吕、后期的碑石。东汉碑刻大多是捐资建立、私家墓碑往往由赴丧的友人、门生、故吏出资营办。比如《张迁碑》的碑阴，就记载了出资人的名字：
（《张迁碑》碑阴局部）
还有袁绍、袁术之母（袁术和袁绍是兄弟，袁绍为兄，袁术为弟，袁绍是袁逢之子，袁术之兄，但因为婢女所生，乃是庶子，袁术则是嫡子，后袁绍又过继给伯伯为子）的葬礼，参加者也达到三万人，具体可见《三国志·武帝纪》。
东汉这些世家大族的厚葬，既有盛大的会葬仪式，也有高土厚封，立石碑，树石阙，建祠堂的铺张。厚葬的规格和会葬的规模，因官位、声望、财力的大小而异。而厚葬者，其基本标志就是起坟垄、建祠堂、树墓碑。
颂德的碑文皆延请名士、文士制作，以高声价。因此，东汉碑刻往往有较高的书法水准。
曹操禁碑
《宋书·礼志二》明确提到了禁碑始于曹操：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蔽，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三国声·武帝纪》也有记载：
（建安）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诛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
这时还是三国魏时期，曹操禁碑明面上的理由是“整齐风俗”，抑制浮华浪费的风气，恢复北方战乱之后的经济。因为经历多年战乱的北方“天下凋敝，民不聊生”。另外，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经历，作为纪念物的“碑”也具有引发思故主，怀旧恩的作用，曹操当然不乐意见。
（曹操像）
当然，也另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曹操自己出身阉宦，他的政治资本当然不如那些名家大族后人，而“碑”是某种地位、威望的象征物，特别是公之于众的碑文，被敌对势力利用，也能蛊惑人心，扰乱视听，危及当时还很脆弱的统一，所以，曹操禁碑还可以理解为控制舆论和收揽民心的一种有力手段，也是瓦解世家大族固结的势力和重建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
曹操主张薄葬，因为他自己就是史上最有名的“盗墓者”。而为他营丧的曹丕也明明白白地说过：“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冢。”
曹操不曾料到，禁碑令一出，竟成为魏晋南朝时期通行的政令。
（【跟着布丁读书法史】之97，部分图片源自网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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