荟萃心理学各领域新进展、新动态
来源 |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官网
01
—— 施泽艺团队在 Contemp Educ Psychol 发文揭示家长作业参与对儿童情绪和学业发展的影响——
家长的学业参与在儿童学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发现，相比其他学业参与形式（如参加家长会、亲子共读等），家长的作业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homework；如检查、辅导作业等）却可能与儿童更差的学业发展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家长作业参与的时长（即作业参与的“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家长作业参与的过程，及其在此过程中体现的教养特征（即作业参与的“质”）。家长作业参与中何种教养特征有利于儿童学业及情绪发展值得探索。另外，作业参与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亲子互动过程，儿童自身行为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目前对此知之甚少。
针对上述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施泽艺副教授团队对370名小学高年级儿童及其母亲开展了为期9个月的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家长作业参与中的教养特征在不同作业情境下对儿童学业和情绪发展的作用。研究选取并整合了母亲在作业参与中多个教养特征维度，分别是：（1）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2）自主支持与过度控制，（3）掌握导向的辅导与表现导向的辅导。此外，以往研究中发现儿童面对学习挑战时会呈现两类行为：无助（helplessness；如拖拉，唉声叹气，不愿积极面对）与掌握（mastery；如充满兴趣，十分投入）。而母亲在作业参与中的教养特征也可能随儿童行为变化。因此，本研究深入考察了母亲在儿童呈现出无助与掌握两类行为时的作业参与教养特征。
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验证了母亲作业参与教养特征的两因素模型，即建设性作业参与（包含正性情绪、自主支持与掌握导向的辅导）与非建设性作业参与（包含负性情绪、过度控制与表现导向的辅导）。研究发现，母亲虽表现出更多建设性作业参与，但这一特征随作业参与情境变化：当儿童表现无助行为时，母亲也会表现出更少的建设性作业参与，更多非建设性作业参与。
▶图片来源：Shi et al., 2024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当儿童呈现无助与掌握两种行为时，母亲的作业参与教养特征对儿童学业与情绪发展的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变量稳定性、母亲日常作业参与时长及人口学变量后，母亲在儿童呈现无助行为时的建设性作业参与可显著预测之后儿童更高程度的作业自主动机、作业自我效能和情绪健康，更低程度的情绪失调。相反，母亲在儿童无助时的非建设性作业参与则显著预测随后儿童更高程度的作业受控动机和更低程度的作业自我效能。
▶图片来源：Shi et al., 2024
有趣的是，母亲在儿童呈现掌握行为时的建设性作业参与或非建设性作业参与大多未能显著预测随后儿童的各项适应和发展指标。
▶图片来源：Shi et al., 2024
以上结果表明，父母的作业参与应当更重“质”而非“量”。研究亦特别指出，儿童在完成作业过程中表现出的无助行为看似“不良”，容易唤起家长的负性情绪、过度控制与表现导向的辅导，但此类行为也可能是儿童需求未满足的宝贵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家长的建设性作业参与格外则能帮助儿童提升学业表现与情绪健康。
该研究近期发表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国际知名学术期刊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施泽艺副教授为论文第一及共同通讯作者，作者还包括美国西北大学Yang Qu副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Qian Wang副教授。本研究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科研基金（5502609）等项目的支持。
论文信息
Shi, Z. *, Qu, Y., Wang, Q*. (2024). Homework for learning and fun: Quality of mothers’ homework involvement and longitudinal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academic and emotional functioning.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7, 102257. doi:10.1016/j.cedpsych.2024.102257.
02
—— 李世佳课题组在 Neurobiology of Stress 期刊发文揭示急性心理社会应激对女性不公平感决策的影响——
“照料与结盟（tend and befriend）”理论认为，女性在经历急性心理社会应激（acute psychosocial stress）后可能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以更好的适应环境压力。但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形式可能相对复杂；例如，当我们作为响应者（responder）身处于不公平感决策（unfairness decision）的情境中时，接受或拒绝不公平的分配都可能带有亲社会的内涵：轻微的让步和妥协传递了对当前互动对象的友好信号，而面对强烈不公平时的“拒绝”则被视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抗争。决策行为本身在亲社会内涵中的冲突，让以往关注应激状态下不公平感决策行为的研究难以得到统一的结论。此外，急性应激会抑制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的激活，影响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等脑区的活动，而这些脑区在不公平感决策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激也可能在大脑神经活动水平上影响不公平感决策。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李世佳副教授课题组进行了一项研究，结合计算建模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旨在阐明急性心理社会应激对女性不公平感决策过程与结果的行为影响和神经机理。研究将健康大学生女性被试随机分配到应激组和控制组，使用特里尔社会应激任务（Trier Social Stress Test, TSST）在实验室环境中诱导应激组被试的应激状态，随后要求被试作为响应者完成经典的不公平决策任务——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UG）（图1）。任务期间，采用fNIRS监测被试双侧前额叶、颞叶和顶叶皮层的活动。
▶图1. 实验流程图。（A）总实验流程；（B）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流程。
研究发现，急性应激并不直接改变女性在UG中的接受率，但的确影响了做出决策的心理过程（图2）：通过计算建模产生的两个参数（τ和ε）在应激组和控制组之间出现了显著差异。具体来说，相比于控制组，应激组的τ和ε更低，说明在急性应激下决策行为的随机性提升，而对当前社会互动情景中的公平规则适应性降低。
▶图2. 行为结果。（A）接受率；（B）α（劣势不公平敏感性）；（C）τ（反应确定性）；（D）ε（公平适应性）。
fNIRS结果显示，在中等不公平条件下，应激组右侧颞顶联合区（rTPJ）的氧合血红蛋白（HbO）水平比控制组更高，而左侧颞中回（lMTG）的HbO水平更低（图3）。以往研究表明，rTPJ是心智化过程的关键脑区，意味着应激条件下的女性投入了更多的认知资源，尝试理解分配者做出不公平分配的意图。lMTG则在公平信息的加工中发挥重要作用，应激条件中下降的激活水平可能影响了个体对互动对象的公平属性和不公平情境的加工与判断。本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急性应激影响女性决策心理过程的行为和脑神经证据，为“照料与结盟”模型提供了更多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图3. fNIRS结果。（A）右侧颞顶联合区（rTPJ），（B）左侧颞中回（lMTG）。
该研究近期发表在应激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期刊Neurobiology of Stress。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王光亚为第一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李世佳、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潘亚峰为共同通讯作者。李世佳团队硕士研究生唐珺（已毕业）、尹周乾、余思雨（已毕业）、石昕笛、郝秀荣，以及科研助理赵朱得乐对本研究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研究受到了浙江省智能教育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No. jykf21003w）、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s. 62207025, 62337001, 316009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No. 22YJC190017）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2022QKT004）的支持。
论文信息
Wang, G., Tang, J., Yin, Z., Yu, S., Shi, X., Hao, X., … & Li, S*. (2024). The neurocomputational signature of decision-making for unfair offers in females under acute psychological stress. Neurobiology of Stress, Volume 30, 100622. doi:10.1016/j.ynstr.2024.100622.
03
—— 陈曦课题组在Developmental Psychology期刊发文揭示挑战性问题解决任务中亲子动态交互过程的中美异同——
儿童早期有效的自我调节为个体未来的适应奠定基础，并能预测广泛的发展结果。在学前阶段，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快速增长，但仍然需要父母的支持和指导。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父母的自主性支持有利于儿童的自我调节。当父母提供自主性支持，即尊重儿童的观点，给儿童选择，并鼓励儿童为自己的工作负责时，儿童更有可能将行为目标内化，并表现出自愿和有效的自我调节。相反，当父母实施侵入性控制，即通过打断、过度要求和权力主张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儿童时，可能会损伤儿童的自主感和能力感，不利于儿童的自我调节。
以往研究主要在个体间层面上考察父母自主性支持/侵入性控制与儿童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关注父母和儿童行为上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并采用个体间关联（between-person association）来考察这些个体差异之间的关系。然而，亲子互动的交互过程（transactional process），即父母和儿童各自根据对方正在进行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样是儿童自我调节社会化的核心情境。在交互过程中，儿童能收到对他们的行为和情绪的实时反馈，并有机会借助父母的反馈来练习自我调节。这可以塑造儿童未来在面对类似挑战性情况时的行为、情绪和认知。为了研究这种交互过程，需要考察个体内关联（within-person association）。在亲子互动中，父母和儿童的行为会围绕着他们自己的稳定水平波动，而个体内关联反映了这些波动之间的关系。目前关注母亲行为和儿童自我调节的个体内关联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数已有研究都在美国/西欧样本中开展，我们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这些个体内关联是否有所不同知之甚少。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陈曦副教授课题组考察了挑战性拼图任务中，母亲的自主性支持/侵入性控制与4-6岁儿童的行为之间的个体内关联，并且比较了这些个体内关联在中美样本之间的异同。研究考察了两种儿童行为来反映儿童自我调节的状态，分别是积极主动(即表现出自信和渴望完成任务)和挫败表达(即表现出沮丧、无法完成任务或放弃)。每15秒对母亲和儿童的行为进行评分，并采用残差动态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母子行为的交叉滞后个体内关联。研究发现：（1）当儿童表达挫败后，中国和美国的母亲都倾向于提供更高的自主性支持；（2）当母亲表现出侵入性控制后，中国和美国的儿童都表现出更低的积极主动；（3）当母亲提供自主性支持后，只有中国儿童表达了更多的挫败。这些结果显示，亲子动态交互的过程既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也具有文化特异性。
▶图片来源网络（https://unsplash.com）
该研究已在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国际知名期刊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在线发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陈曦副教授为论文第一及通讯作者，2021级硕士生王梦姣为共同作者。
本研究受到了美国农业部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所（ILLU-793-362）、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SMA-1416971）、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农业消费和环境科学学院国际项目办公室、上海市扬帆计划（21YF141130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2021ECNU-YYJ019）的支持。
论文信息
Chen, X.*, McElwain, N. L., Pomerantz, E. M., & Wang, M. (2024). Maternal autonomy support and intrusive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Moment-to-moment associations with preschoolers' agency and defea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online published. doi:10.1037/dev0001723.
04
—— 杨莹课题组在 J Youth Adolesc 期刊发文揭示负性评价恐惧与亲社会行为对青少年孤独感的直接与间接作用——
随着个体在青春期对同伴关系与社会归属感需求不断上升，青少年更容易因对社会联系需求未被满足而体验到孤独感。孤独感的进化论提出认为孤独感体验可以激活个体的认知与行为重联过程，进而重新建立起与他人的联系，最终减轻孤独感。这个过程被称为孤独感的重联机制模型（Re-affiliation Mechanism Model, RAM）。但是，青少年是否确实能通过认知和行为重新建立起与他人的联系进而缓解孤独感呢？
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杨莹副教授团队采用追踪研究设计共招募533名高中生在高一、高二和高三时参与问卷调查，对负性评价恐惧与亲社会行为作为典型的认知及行为重联过程因素如何直接及间接地影响青少年孤独感的进行了探究。
首先，研究者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揭示了负性评价恐惧与亲社会行为对孤独感初始水平与斜率的预测作用，结果如图1所示：负性评价恐惧的截距与斜率与青少年孤独感的截距与斜率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当青少年负性评价恐惧的初始水平较高时，他们孤独感的初始水平也较高；当青少年负性评价恐惧增长时，孤独感也呈现增长趋势。亲社会行为与孤独感的关系也呈现了相似表现，即亲社会行为的截距与斜率与孤独感的截距与斜率存在显著负相关。上述结果验证了认知与行为重联过程对青少年孤独感的直接影响作用。
此外，认知与行为重联过程可能相互影响，即认知/（或行为）过程可能是通过影响青少年的行为/（或认知）过程缓解孤独感。因此，研究进一步采用平行过程中介模型，探究负性评价恐惧与亲社会行为对青少年孤独感的间接影响。结果如表1与图2所示：负性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仅在截距上显著，即亲社会初始水平较高的青少年，有更低的负性评价恐惧初始水平，进而表现出更低的孤独感初始水平。而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效应在截距与斜率水平均成立，表明亲社会行为对孤独感的间接影响不仅体现在某一时间点（即初始水平）上，还体现在发展的共变上：即负性评价恐惧降低时，青少年亲社会水平也会随之增加，进而减轻青少年孤独感体验。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孤独感的重联机制模型，即青少年的认知重联过程（即负性评价恐惧）会通过影响其行为（即亲社会行为）重联过程，进而缓解青少年的孤独感体验，该间接效应在单个时间点及整体发展变化上均成立。上述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认知与行为认知重联过程对青少年孤独感发展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纵向实证依据。
该研究目前已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上在线发表。文章第一作者刘欣怡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博士毕业生（现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博士后）；通讯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杨莹副教授。该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SH091）资助。
论文信息
Liu, X., Yue, J., & Yang, Y*. (2024). Why so lonely?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associations between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loneliness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 online published. doi: 10.1007/s10964-024-0195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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