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骈到任后立即布置防务、修缮城垒、招募军旅,将淮南防守兵力扩充至了七万人;同时传檄天下,号召各地节度使同心戮力,共同联兵荡平黄巢。
一时间,高骈威望大振,天下均视他为朝廷的中流砥柱,认为“高骈文武双全,如果悉数委以兵权,黄巢的叛乱,可以轻易平定”。
淮南节度使始设于唐肃宗李亨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这年七月,唐玄宗在逃亡蜀中的半路上经过普安郡,在那里发布制书,命诸王出镇各地。
玄宗当时尚不知道太子李亨已于数日前在灵武即皇帝位,在制书中,除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镇外,永王、盛王、丰王也分别出镇。
出镇诸王权力极大,官属遵选、机构设立都可自行决定,其中五品以上可以先行署理后再上奏,六品以下可以直接任命后再上奏。
玄宗的这一举措自然遭到了肃宗的抵制,权衡利弊得失后,玄宗只得承认肃宗即位的合法性,并颁布诰书,宣布除永王外,其余诸王不再出镇。
当时,由于河南陷落,汴河漕路断绝,江淮地区的物资只能通过江汉地区转运至山南,再从山南运抵肃宗的朝廷。
玄宗的目的在于通过永王控制的漕路来制约肃宗,继续确保自己的权力,未想到这引发了一场皇室内讧。
江淮地区征收来的租赋纷纷运抵江陵,堆积如山,永王李璘又握有四道兵符,封疆数千里,可以说是既有兵马,又有粮饷。
他在谋士们的怂恿下决心割据江左,如东晋故事。肃宗得知永王的野心后连忙下敕要求永王归蜀,但永王自恃兵强马壮,拒绝交出权力。
面对永王李璘日益滋生的野心,肃宗立即做出了应对。不久后,永王果然发动了叛乱,他率舟师大举东下,江淮大震。在此危急时刻,高适与来瑱、韦陟会盟于安陆,及时稳定了东南形势,抵挡住了永王的攻势,最终使永王兵败被杀。
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正月,朝廷任命户部尚书刘晏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刘晏作为理财专家,到任后很快便主导推进了漕运及盐政改革。
当时,朝廷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战乱刚刚结束,粮食十分紧缺,长安城的米价涨到了每斗一千钱,官府食堂都没有隔夜粮食的储备,禁军也缺少军粮,长安附近的百姓不等稻谷长熟便将谷穗采来充饥。
为解决粮荒,刘晏考察各地水道的实际情况后,改进了开元年间裴耀卿制定的“分段运输法”,由一船全程运输改为多船分段接运。
其中,淮南镇的治所扬州成了东南的转运中心,这里原本便是大运河系统和长江水系的交叉点——“四会五达,此为咽颐”。
作为漕运及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停泊在扬州的船只往往有上万艘,每次启程,船与船之间相互挤压,往往会堵住整条水路。
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在一次大风侵袭中,江口便有数千艘船沉没。刘晏对漕运进行改革后,从东南八道征收来的赋税都是先运输至扬州,随后再通过大运河运送至长安,这条水运线路成为唐王朝的生命线,“而唐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扬州也就此进入极盛期。
同时,刘晏还对盐法进行了改革,他将原来的官营、官卖制度变为民产、官收、商销。只在出产食盐的地方设置盐官,征收盐户煮出来的盐后再转卖给商人,任由商人们到处贩卖,其余州县不再设置盐官。
当时淮南下属的扬州海陵监、楚州盐城监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海盐产地。改革前,江淮盐利一年不过四十万缗;改革后,激增至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大历末年,全国财政收入不过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多。
伴随着漕运、盐业的发展,扬州很快发展为天下数一数二的大都会,商贾如云,在这里开展贸易的大商人有好几百人,号称“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店肆林立,酒楼舞榭,比比皆是,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望神仙”的繁华景象。
时人这样描写道:“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数万,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无怪乎诗人杜牧在任淮南节度使幕中掌书记一职时,留下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诗句,即使离任后,仍然对“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美景念念难忘。
由于淮南地区非常重要,因此受命镇守此地的节度使多是朝廷宰相重臣,如杜佑、李吉甫、裴度、牛僧孺、李德裕等,均是一代名臣。
高骈来到淮南后不久,被朝廷任命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他兵权在握,又占据了被称作“财赋之渊”的淮南重镇,黄巢的军队也屡次被其部将击败,昔日的名将开始志得意满,认为不日便将平定乱局,再造朝廷中兴局面。
此时的高骈确实有骄傲的本钱,麾下大将张璘渡江后屡破黄巢军,先后降黄巢部将常宏以下数万人,黄巢退保信州,又“遇疾疫,卒徒多死”。
为摆脱不利局面,黄巢拿出大量金银财宝贿赂张璘,换取其暂缓进攻,又写了一封信给高骈,称将亲自向高骈请降,希望高骈能够上书朝廷,保举他一个官职。
高骈以为大功将成,想要诱捕黄巢,遂应允将为黄巢求一镇节钺。此时,昭义、感化、义武等镇援军均已赶到淮南,高骈害怕他们分走自己的功劳,便上奏称黄巢不日就能平定,“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
朝廷相信了他,命令各地援军撤回本镇。黄巢探知诸道兵已北渡淮河而去,“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高骈这才知道中了黄巢的缓兵之计,怒命张璘出击,结果大败而归,张璘战死阵中。
黄巢击败张璘后,连陷睦州、婺州、宣州等地,并于广明元年七月在采石渡江,围天长、六合,兵势甚盛。
淮南大将毕师铎对高骈道:“朝廷现在的安危,全都倚仗高骈你了,现在贼军数十万,如果乘胜出击,将长驱直入,犹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据守险要之地,伏击贼军,任由他人在长江淮河一带游弋,将成为中原的心腹大患。”
但此时的高骈已从轻敌变为畏敌,他认为勇将张璘已经战死,兵力损失惨重,诸道兵也已回转,单靠淮南兵力无法战胜日益壮大的黄巢,只得挖开陈登水的大堤,用河水作为屏障来固守。同时,他又向朝廷告急。
高骈告急的上奏送到长安后,“上下失望,人情大骇”,但也只能下诏切责高骈,高骈则以自己得了风痹症为由,不再出战。
此时率兵阻截的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曹全晸在与黄巢的战斗中虽屡有斩获,但只有六千人,只得退屯泗上,等待援军。高骈竟不发一兵一卒救援,导致曹全最寡不敌众,全军覆灭。
击破曹全最后,黄巢整军准备渡淮,当时其大军已经有十五万人,对外更是号称六十万。为截击黄巢,朝廷急命诸道兵沿溵水布阵防守。但屋漏偏逢连夜雨,位于后方的许州突然发生兵变,节度使薛能被杀。
薛能此人既骄傲又轻佻,对自己的文章很是自负,虽然当到了节度使,但还是觉得郁郁不得志,在西川任节度副使时,经常议论诸葛亮的一生功业,认为诸葛亮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他是个眼高手低的无能之辈。
当时,徐州军路过许州,曾任感化节度使的薛能认为徐州军中不少人都是他的部下,因此将他们请到城中休息,由于薛能在任上喜欢更换将领,忠武大将周岌认为他会依靠徐州军的武力趁机清洗忠武军将领,便先下手为强,半路上引兵而回,尽杀徐卒,薛能也在乱军中遇害,周岌遂自称留后。
黄巢大军顺利渡过淮河后,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趋河洛,直捣唐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天子派来催促高骈出兵讨贼的使者络绎不绝,但高骈始终不出兵。
黄巢大军遂一路高歌猛进,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攻陷东都洛阳,稍作停留后即向关中进发,又于十二月初攻破潼关天险,前来勤王的博野、凤翔等军半 路溃散,大掠市坊
十二月五日,百官退朝时听说乱兵进了长安后纷纷慌忙逃窜藏匿,田令孜连忙率神策军五百人保护僖宗向西川逃去,随行的只有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
僖宗一行人骑着快马昼夜兼行,不少朝廷官员都被落在了半途上。
这天下午,黄巢军前锋进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则率文武官数十人迎接黄巢入城。
当时,天子仍寄希望于高骈,对他十分信任,逃到成都后不久即下诏给高骈,赋予其墨敕除官的权力,“应诸州有功刺史及大将军等如要劝奖者,从监察御史至常侍,便可墨敕授讫分析闻奏者”;同时,还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命其全权指挥京西北神策军及入援关中的诸道节度使兵马。
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高骈移檄四方,称自己不日将入讨黄巢,并在淮南镇进行动员,征调集结各路人马,共计战舰两千艘、战士八万人,军容十分雄壮。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五月,高骈又出屯东塘,构筑营垒,每天检阅,做出一副即将发兵赴难、救援朝廷的样子,并修书一封给浙西节度使周宝,请他共同出兵,入援京师。
虽然阵势摆得很大,但高骈最终还是没有出兵,在东塘停留至九月初后,他又回到了扬州。
按照《旧唐书》的说法,高骈始终拒不出兵勤王是他存有野心:“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但按照高骈自己的说法,他害怕周宝、刘汉宏将为后患,一旦出兵,空虚的淮南肯定会招来两人的进攻,最后被其蚕食鲸吞,这样的话,朝廷的赋税就全部落空了。
他还称自己曾经收到过朝廷的一封诏书,让他坚守淮南财赋要地,其中道:“卿宜式遇寇戎,馈辇粟帛,何必离任,则是勤王。或恐余遁逃,最要先事布置……为朕全吴之地,遣朕无东南之忧。”
但朝廷方面,却以高骈未奉诏出兵为由,于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下诏以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权知义成节度使,罢免了高骈的都统及诸使等职,但领盐铁转运使一职;并任命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忠武节度使周岌为左司马、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右司马、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为左先锋使、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右先锋使、感化节度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此外,还任命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保大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北面都统、定难节度使拓跋思恭为京城西面都统,命他们率领本镇兵马讨伐黄巢。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朝廷与高骈各执一词,需要我们认真分析。高骈称朝廷在七月下发诏书让他就地防守,但直到次年正月,他才被解除诸道行营都统一职。
如果朝廷让他备御江淮,那肯定会同时任命他人统揽关中战事,而不是在半年之后才另觅人选。
当时由于“道路梗涩,奏报难通”,各藩镇纷纷被授予墨敕除官的权力,确保及时提拔立功将士,因此,高骈能否在九月初收到诏书还是未知数。
不过,高骈未能如期出兵的理由应当也不是《旧唐书》所说的有割据一方的野心,而是淮南确实没有足够的兵力讨伐黄巢。
我们知道,唐代藩镇主要分四种,即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淮南镇便是东南财源型藩镇,其兵力比较薄弱,战斗力也不强,只能镇压小股盗贼,一旦遇到大规模战事,便需要从中原防御型藩镇调动兵马。
高骈虽是当代名将,但赴淮南上任时带去的兵马不会太多,目前史料中提到的主要有三支:一是雷满所统领的武陵蛮军,是高骈在荆南节度使任上招募的;
二是昭义大将梁缵率领的三千昭义军,他率部戍守西川时与高骈相识,后被高骈招揽至麾下三是高骈从西川节度使任上带过去的一支天征军,这些部队加起来应该不会超过一万人。
高骈在淮南招募到的七万土客人马,除淮南本地驻军约三万五千人外,其余都是昭义、感化、义武等镇赶来的援军,随后大部分又都被遣归。
张璘率领的那支兵马应该便是淮南军的主力,随着他战死,淮南军实际上已元气大伤。
随后在东塘检阅三军时,虽然淮南号称巡内兵马八万,但其中大部分应该都是原黄巢降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领有的士卒。
这些降将大多桀骜不驯,且与黄巢部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信任。万一高骈悉军北上,这些将领突然叛变,那淮南地区势必不保。
即使是从西川、荆南等地带来的部曲,高骈在指挥上仍不能随心所欲,按照当时的制度,这些人的赏赐、待遇仍由原来藩镇提供,并以原先所在的藩镇为单位行动。
比如西川来的天征军将士,大部分已回本道,只留下一部分继续留在扬州,随后西川便停发了这部分留下来的将士的衣粮,导致军心不稳,高骈不得不上奏朝廷,希望本道支付全粮。
不久后,雷满统领的武陵蛮军也发生兵变,逃回了朗州老家。
为应对这些情况,高骈不得不建立新军,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两万人,号左、右莫邪都,并任命张守一、吕用之为左、右莫邪军使。
其中,吕用之为鄱阳茶商之子,长期客居扬州,熟悉当地的情况,在为高骈炼丹之余,经常对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高骈听后觉得颇有些道理,逐渐就信任他了。
张守一为吕用之所引荐,原是沧景一带的农民,长期在江淮一带流转经商,贩卖一些胭脂花粉来谋生,也十分熟悉当地情况。
此时淮南的周边局势也在不断恶化,长安被黄巢攻陷后,唐王朝原先的军政体系开始崩溃,一向服从朝廷的东南藩镇的离心力日益增长,相互提防,更有一些节度使开始谋求割据。
位于浙西的镇海节度使周宝原是高骈在神策军中的同僚,两人自幼很熟,私交一向很好,亲如兄弟。
在高骈徙镇淮南的同时,朝廷为加强其力量,同时将原任泾原节度使的周宝徒至镇海,希望两人同心戮力,共同扶助王室。
最初两人也配合默契,关系十分融洽,高骈征辟周宝之子周信为盐铁支使,周宝也将高骈的从子招入幕府。
正所谓“知臣(高骈)者莫若圣君(僖宗),成我者固须良友 (周宝)”。
但高骈屯兵在东塘期间邀请周宝共同出兵时,却未能得到昔日老友的积极响应。
《资治通鉴》的说法是,两人因“封地领土相邻,有很多小矛盾,然后逐渐又间隙”,但周宝在收到檄文后放下旧怨,“动员部队,准备船只”,但高骈却迟迟不行。
最后还是周宝的幕客一语道破天机:“高骈现在看到朝廷变故不断,逐渐有吞并江东的志向,口口声声说要支援勤王,我看未必,实际要图谋我们的地盘,要早做防备。”周宝一开始还不相信,派人暗中观察,终于发现高骈其实并没有北上勤王的意思。
后来,高骈邀请周宝到瓜洲商议军事,周宝害怕为高骈所图,辞疾不往,两人这才交恶,相互指责,“由是遂为深仇”。
但高骈的说法是,他早有心出师勤王,可周宝不但反对出兵,还猜忌提防他。
后来,有一个叫赵公约的叛卒逃奔浙西,诡言高骈有吞并周宝之意,周宝于是移书责之,还上奏朝廷,传告各地藩镇,搞臭了高骈的名声,两镇之间这才势如水火。
周宝一开始是否真的有心出兵呢?恐怕未必。当时他的处境也十分微妙。
他刚来浙西时,境内四处都是盗贼,作为东南财源型藩镇的镇海军兵力不足,他只能练卒自守,并征发杭州兵戍守各县镇,分为八都,分别由董昌等人所统领。
这八都兵马都是地方土团兵,镇将也都是地方豪强,周宝很难驾驭,因此他又以勤王为由招募了一支“后楼都”,待遇比镇海军将士高了一倍,由其子周玙统领。
但周玙性格懦弱,没有统军才能,失去约束的“后楼都”部队,横行霸道,成为一害。周宝此时也沉溺于酒色中,把政事丢到了一边。
对周宝来说,保住地盘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对北面的强邻淮南才如此心存戒备。而随着唐王朝统治秩序的瓦解,各地兵变不断,地方势力也开始抬头,石镜镇将董昌便在此时引兵入杭州,驱逐了刺史路审中,自称杭州都押牙、知州事。
周宝无力平定兵变,只得上奏朝廷,表董昌为杭州刺史。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周宝怎么可能出兵,所谓即将率兵赴难恐怕只是口头上喊喊罢了。
同时,高骈还因为泗州的归属问题,与北部的徐州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发生了冲突。
泗州原属感化军的前身武宁军,庞勋之乱后,朝廷为削弱武宁军,于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将其降为徐州观察使,将泗州升为团练州,改隶淮南。
不久后,徐州虽重新升为节度使,并赐军号“感化”,但泗州并未归还,仍在淮南节度使属下。
泗州南瞰淮水,北控汴流,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僖宗入蜀后,徐州方面见朝廷鞭长莫及,便企图夺回泗州,南下侵入涟水一带,导致淮河的漕运断绝了很长一段时间。
时溥任感化节度使后,朝廷命他负责催遣纲运租赋,他趁机指责高骈在泗州修筑城垒、阻断漕路,称自己奉朝廷旨意,将收回泗州,但被高骈派军逐走。
两镇随后又在御前打了一场笔墨官司,朝廷也顾不上是非曲直,只是下诏劝说两镇和睦相处。
中和二年五月,当高骈再次准备出兵勤王时,时溥又一次侵犯泗州,这次差点攻下城池,直至七月间才被高骈击退。
在淮南内部,高骈建立新军的计划也遭到将领们的抵制,他不得不诛除、排斥旧将。
此时,淮南各地的刺史名义上虽服从他的命令,暗地里却在积蓄力量,等待着取代主人的机会,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们磨刀霍霍的时候,原来的“黔髡盗贩”之徒也在崛起,其中不少人最后成了“衮冕峨巍”的大人物,日后的淮南之主杨行密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