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根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正部长级）唐方裕的介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分三大板块。其中，第二板块是分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介绍了《决定》对经济和民生领域改革作出的部署。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韩文秀介绍，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国有企业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要推进能源、铁路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中国企业联合会特约高级研究员刘兴国对澎湃新闻表示，会议再次肯定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总基调，并且提出了深化改革的三大目标——做优做强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提出了几个改革的重点领域，未来一段时间内，国资国企改革应当是围绕这些方面着重推进。
刘兴国指出，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国有企业重视新增价值的创造，即要推进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引导国有企业实现有质量的发展。
“能源、铁路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应该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垄断环节与竞争性领域的分离，二是竞争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刘兴国说，两个领域的分离，是改革的基本前提。所以，接下来将会着手落实自然垄断领域的基础网络设施与相关服务性业务的有效分离，明确哪些是基础网络业务、哪些是市场化服务业务。然后，针对市场化服务业务，首先将在现有基础上引入市场化机制，开展市场化经营；后续则会放开社会化资本的进入限制，在竞争性领域实现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并借助市场化竞争来促进国有经济的更好发展，以及推动自然垄断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
韩文秀表示，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决定》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对各类经营主体的共同要求。
韩文秀还指出，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一项重大改革任务。《决定》明确了三方面关键改革举措：一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等。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完善产权保护、信息披露、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制度。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决定》特别提出，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
中金公司研究部认为，在逆全球化时代，传统政治意义上的大国更容易发挥规模经济的新优势，有充足的人才和资源投入支持创新，并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多样化的应用场景来摊薄创新初始高额的研发费用，而统一大市场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更好发挥规模经济新优势。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澎湃新闻表示，考虑到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税收、就业等的重要贡献，民营经济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比如信贷资源的使用、所得到的重大项目的招标份额等，应该也跟其贡献相匹配，或者至少不低于一定比例，相信后续应该有更具体的落实措施，这点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滕泰认为，无论在政府采购、还是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等招标过程中，应该强调平等竞争，按照技术、市场化的能力竞争，不能够有所歧视。
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韩文秀介绍，《决定》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强调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韩文秀还表示，按照三中全会《决定》作出的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形成一批新兴支柱产业，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上升，是认识本次三中全会的重要背景。”中金公司研究部分析指出，2008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是中国人口数量红利突出的时期，出口与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而2009-2018年左右是中国金融周期快速上行的时期，信贷和房价相互加强推动经济增长。在当前金融周期下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制度改革和科技进步则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抓手。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智力资源等对生产方式、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的全面提升，具有技术创新导向，是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的重要标志。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强化“因地制宜”的导向，避免同质化竞争，可能是未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可以鼓励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但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各异，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就要鼓励其稳住传统产业的大盘，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例如现代化农业、生态旅游等等。相应地，对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也有必要‘因地制宜’地调整。”
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韩文秀介绍，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决定》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要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连平认为，在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央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有助于健全和完善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充实地方财力，有效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促进经济、社会、民生等各项事业均衡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罗志恒分析称，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重塑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可能着力点之一，包括，一是中央政府上收部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减少并规范共同事权，切实减轻地方政府支出责任，二是完善以共享税为主的地方税收体系，构建地方财政收入体系，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中金公司研究部认为，考虑到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并不高，未来税收制度的完善或更多是结构性改革，同时财政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同有望进一步提升。再者，财政对民生和创新等领域的支出力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财政货币的协同可能成为宏观经济治理改革中的重要方向。”中金公司研究部指出，随着金融周期下行，信贷减速，房地产与债务风险释放，原有的货币投放方式发生较大变化。中国的货币投放伴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切换而进入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但迎来了经济与金融结构调整的宝贵机会，需要财政在货币投放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财政投放货币，既适应逆周期调节的要求，也顺应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需要。财政投放货币对投资回报率的影响跟资金流向有很大关系，也是公共债务是否可持续的关键，高效的财政扩张将是市场友好型的，除了继续直接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支持居民消费也可以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靠政策给力，二靠改革发力
韩文秀在发布会上还谈到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他表示，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主要宏观指标符合预期，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地方财政困难，表明我国经济恢复还不够强劲，不同地区、行业、企业之间存在分化现象。
“下一步要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实现更为均衡、普惠、包容的发展，一靠政策给力，二靠改革发力。”韩文秀说。
“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两者互相支持、并不矛盾。”滕泰说，政策给力，主要是逆周期的调控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关键在于结构调整，从之前更多是基础设施投资，到以后如何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逆周期政策里的财政政策，关键不在总量，而在于结构。”
滕泰指出，逆周期政策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货币政策要加大降息和数量宽松的力度，货币政策应该把更多目标用来支持经济增长、支持充分就业、支持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在面对通货紧缩风险的背景下，也要推动物价水平的温和回升，才有利于促进消费。人民币汇率，对于大国经济而言，其优先次序应该排在内部经济目标之后，应该执行以我为主、灵活多变的汇率政策，短期可以适当贬值，长期依靠经济增长来支持升值。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改革是互补的关系。”滕泰强调，如果把改革比喻成“动手术”，逆周期政策就相当于“输血”、“输液”，配合“手术”的进行，所以短期更多依靠逆周期政策来推动经济回升，长期要靠深化经济改革。
滕泰表示，通过改革，释放经济的增长动力，让各种财富源泉充分涌流，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所以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潜在增长率，而逆周期调控政策，是使实际增长率尽量接近潜在增长率，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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