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天上突然掉下馅饼,砸到一群人头上,该怎么分配才能服众?
这是70岁厂长郭重智过去五年最苦恼的问题。2018年,郭重智工作了一辈子的重庆通用阀门厂传出拆迁的消息,扣除税费等,工厂预计将获得772万拆迁款,他形容这是“意外之喜”。
今年7月,郭重智借助媒体公开寻找过去的老职工,试图通知他们回来领钱。人们也得以了解一笔巨额拆迁款背后,一位70岁老厂长付出的努力:郭重智接任厂长时,工厂已经逐步停产,他觉得自己没能发挥更大作用。如何合理分配拆迁款,可以说是他作为厂长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任务。
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一然
64岁那一年,郭重智摊上一笔772万的拆迁款。
他自认人生平淡,生活轨迹简单得像条直线:19岁进入重庆通用阀门厂,他在这里认识了妻子,结婚生子,一路从普通员工做到车间主任、生产副厂长,最后成了厂长。然而彼时,工厂已经滑入下坡路,直至停产,他只担个名头,也没什么大展拳脚的机会了。直到6年前,停产十来年的工厂被纳入市政用地的规划拆迁范围。
起初,他并没意识到一笔巨额拆迁款将带来多大烦恼。郭重智下意识的反应是开心,工厂早已衰败,人员四散,过去没人觉得这里还有希望,“这次是天上掉馅饼,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作为最后一任厂长,老员工们、街道办、相关政府部门都属意郭重智主持分配拆迁款。此次拆迁属于市政建设范围,郭重智说,款项是打到街道政府公共账户上,经过政府监督,工厂提交大多数职工同意的分配方案,拆迁款才能正式发放。
2018年,由郭重智领头,共17人参加的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成立,其中包括了前几任老厂长、过去的工会委员会代表和职工代表。
拆迁的重庆通用阀门厂,前身是重庆大渡口区新山村白铁组,成立于1971年,主要生产工业阀门。郭重智解释,工厂没有任何外来注资,“我们是集体企业,都是自己的员工像滚雪球一样,从1分赚到2分,慢慢积累起来。”
因此,拆迁款的分配范围一开始也明确:在工厂奉献了一辈子的退休老员工应当享受分配;工厂2009年正式停产,但一直没宣告破产,还有二十几位员工的工作关系留在工厂,最后一名员工2023年才办理退休手续,属于在职员工,也将参与分配。
有人提议,领导是不是可以多拿一些赔偿?郭重智否决了,“拆迁是依靠厂房的变卖和地皮,但建厂至今,厂房没有增加,地皮没有扩大,说明领导没有额外贡献,那也不该根据职务倾斜。”
没过多久,一些同样为工厂奉献大半辈子,停产后离职的员工也听说了拆迁消息,他们推举了几位工龄长、资历深的代表,向郭重智提出诉求:他们也希望参与工厂拆迁款的分配。
拆迁协调小组成员,71岁的原生产班长刘玉珍说,“大家都闹不明白,离职的怎么也要来分拆迁款?”郭重智为此特地咨询律师,得到的回复是,办理了合法离职手续的员工,他们和工厂已经脱离关系,“法律意义上说可以不给。”
“不给他们就闹噻。”73岁的原铸造车间主任周乾成回忆,那时离职员工代表经常找政府领导,提出分享拆迁款,“领导让我们先商量好。”“大家只能坐下来谈。”郭重智说,许多事情也不只讲“理”,工厂历史横跨半个世纪,机器关掉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却还留存。他记得,离职员工一开始就和他提到,不少人也为工厂付出过整个青春,“希望可以考虑给一点安慰。”
阀门厂规模一直不算大,郭重智说,巅峰时期大概300多人。工厂分三班制,机器彻夜轰鸣,“坐下来可能都认识,全是一个班组的。那时工厂还停留在粗加工阶段,没什么精良设备,工人每次切割部件,都会产生一堆黑色碳粉,“一天下来跟煤矿工人一样,鼻孔都是黑的。”重庆山多,工厂就建在半山坡上,没法修公路,“产品从铸造车间运到精加工车间、油漆车间,全部要靠人工抬过去,都是上坡。”
郭重智感叹,“那时大家都年轻,一步步走过来都知道多辛苦。”他觉得,离职员工的诉求不是不能考虑。
他通知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成员开会,说了分配一部分拆迁款给离职员工的想法,提到离职员工们也找了信访办和街道领导等反映诉求。刘玉珍说,“都是一起在阀门厂工作过的,最先都是想到起给一点,要不就没得往下推。”
另一个问题是,离职员工群体分多少拆迁款比较合理?郭重智说,协调小组一开始想的方案很简单:不看级别大小,在阀门厂工作过的正式员工,只按厂龄作分配标准。周乾成记得,“当时大家一起查资料,梳理出阀门厂成立以来的员工总共407人。”
问题又来了,其中离职员工262人,占大多数,如果按厂龄分配,那离职员工群体反而会分走大部分拆迁款。2009年工厂停产后,周乾成自愿留守,靠厂房租金每月领几百元工资,定期巡视设备。他提出,按厂龄平均分配,对在职和退休群体不太公平。
大家后来商讨,最好的做法是按比例将拆迁款一分为二,各自再按统一标准分配。但离职员工群体该分多少迟迟定不下来,离职员工代表一路将补偿比例从5%,谈到30%多。
郭重智说,“很多人不乐意,这个比例相当大了。”双方僵住了。
2024年1月,阀门厂离职职工拆迁补贴款发放会现场。讲述者供图
小组开始分头行动,刘玉珍说,大家用笨办法,“经常在微信上聊,就说我们为啥子要分钱给离职员工,为啥子他们要分那么多,反复地做工作。”
郭重智作为领头人,更是左右为难。一位退休工人曾怒气冲冲地找到他,质疑道,“老郭,我们辛苦一辈子,为啥子离职的拿走那么多?你是不是拿了他们的好处?”离职员工代表也一再表示,会找信访办、街道反映问题,要求提高分配比例。
“说实在的,我们厂后来效益很差,员工家庭情况都比较差,有了拆迁款都想多分点,这个是人之常情。”郭重智理解员工们的想法。他只能召集小组成员和离职员工代表,“政府领导做第三方监督,大家不断开会协调。”
刘玉珍已经数不清过去几年总共开过多少次协调会了,那时还没正式拆迁,一批六七十岁的老人坐着公交车,准时回到破败的工厂开会。
2020年疫情时,协调工作一度暂停。刘玉珍提到,疫情最严重时期过去后,工作重新启动,期间发生了一些变化:拆迁协调小组里包含了郭重智在内的四任厂长,第一任老厂长得癌症去世了,后来,70多岁的第三任厂长也过世了。许多老员工感慨,“都在想最后能不能看到补偿款。”
第一任老厂长离世时,郭重智就在他的病床前,听着他嘱托:大家都相信你,你要把这个事情抓紧办好。
2021年,郭重智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那时工厂已经停产12年,他坚持召集了半数以上的老员工,去世员工由家属代为出席。“我当时讲希望大家把情看得重一点,把钱看得轻一些。我们可以不给离职员工,但坐下来大家都认识,以前都一起吃过苦,不要为了一笔拆迁款反目成仇。”
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郭重智也强调,“如果大家都坚持不共享,这个事情势必不能继续执行,一直这么纠缠,岁月不饶人,那大家都忘了这笔钱,都用不上对吧?”
他也在做离职员工的工作,“很多老员工已经通情达理,愿意分享拆迁款,你们要求分配的理由法律上不承认的,再继续纠缠提高分配比例,是不是也对不起其他员工?”
拉锯近三年后,2021年,双方都各退一步,最终定下方案:35%拆迁款分配给离职群体,按厂龄统一分配。双方签字,郭重智正式将方案递交到相关政府部门。
但在职和退休群体总共145人,大多是退休员工,且多为女性。“我们厂里过去80%是女职工,为厂里做了很多贡献,但女职工退休早,按厂龄分配,比男职工少5年。”郭重智又开始苦恼,该如何缩小这其中的差距。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阀门厂在2010年才纳入医保范围,为员工缴纳保险。工厂停产后有二十几位员工留守,郭重智说,那时他为了生活在外打零工,但坚持不申请工厂破产手续,还是希望有一天能为留守职工补齐医疗和养老保险,“起码有点最低保障。”
8年后,职工们意外等来了拆迁机会。工厂拆迁款总共是1000万多一点,经当地政府特批,郭重智为留守职工补缴了部分医疗和养老保险欠款,交完税费,“最后剩下772万,离职群体拿35%。现在退休职工有的有医保,有的没有,这又怎么算?”
他一个星期没能睡好觉,一下瘦了6斤。郭重智翻阅工厂保留的工资账本,摁着计算器一遍遍厘清数目,最终想出个办法:在职和退休职工的500万平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按厂龄分配;一部分作为医疗补助,分给2010年以前没能享受医保的员工。按这个算法,“缩小了男女职工之间厂龄导致的差距,以前没享受医保的员工也得到了补贴。”
欣慰的是,计算方案出来到去年把钱发下去,“没有人找我扯皮的”。曾有离职员工多报工龄,郭重智把每年的工资账本、厂龄统计表摊开给他看,“他无话可说。分配方案都是有依据的。”
2023年拆迁款正式发放,目前已有300多位职工领到补偿。事实上,整理出407人的员工名单后,郭重智和协调小组成员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寻人,通知老员工们回来领钱。“大部分职工还是在本区(重庆大渡口区),互相传得很快。”一位去世多年的老职工,郭重智想联系其家人代领,始终没找到。后来是郭重智的妻子去年参加老同学聚会,遇到那位职工的老邻居,层层传递中,最终联系上了老职工的儿子。郭重智记得,对方很意外,“他是没想到,他妈妈都去世了,这个钱还能分给他们。”
郭重智还在阀门厂原址大门贴了一张告示,很醒目,红色字体,留了自己的电话。最后名单上还有几十位职工没能联系上,他拨打了重庆收视率最高的新闻栏目热线,“节目播出三天之内,就来了十几个人。”
因为媒体报道,“重庆公安局也找我要名单,主动帮我们找人。还剩最后十几个。”郭重智设定的最后期限是2025年12月31日,“这个时间过了找不到,余款再二次分配。”
拆迁款发放现场,周乾成拍过几个视频,“大家签字都高兴的。”周乾成说,拆迁款均摊到每个员工身上不算多,一位40年工龄的退休职工能分到几万块,“但家庭条件差的,有几万块肯定要好一些。”他们曾经联系过另一位离职员工,好不容易打听到地址,登门拜访才知道,职工早已离世,她的儿子生着病,正急需钱做手术。查证了两人的亲属关系后,这笔钱交到职工儿子手上,成了一笔救命钱。
花了5年时间,这笔拆迁款才一一发放,郭重智的妻子曾一度劝他尽快了结此事,她做过心脏手术,有些老员工会到家里说事,情绪难免激动,搅得她也寝食难安。但郭重智说,自己从没想过退出或放弃,“这是我这辈子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他更愿意把这笔钱称作工厂的最后一笔福利。阀门厂在2023年正式拆迁了,往事归于沉寂,“改革开放以后,厂里就开始走下坡路,作为厂里领导的一份子,我很早就当车间主任、技术厂长,厂子到如此地步,多少也跟我们有关系,没做好决策,没有贡献。”
他有些愧疚,“工人也受苦了,当时怨气很大。现在能通过拆迁款的决策,尽量公平一点,也是给大家做些弥补。”分配772万拆迁款,可以算得上他成为厂长后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等到找齐名单上的407人,郭重智说,“我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