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1969年），20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和教育家。他在自己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教育主张，认为教育要培养整全的人，整全的人意味着“完人”，即通过千百年来人类历史上各种优秀人文传统精神，培养人们完整的精神生活。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对全球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
20世纪上半叶，在经历了机器工业革命的近代进程、世界范围内频繁的战乱、传统价值信仰的缺失、技术的传入之后，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种精神上的困境，进入了一种“被抛弃”的状态。令雅斯贝尔斯感到不安的是人的“无根生存”，还有人的意识、人的行动和思想，即人的存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雅斯贝尔斯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试图为人的自由发展找出突围的路径，逐步形成了存在主义的哲学体系，并以“生存、自由、超越”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对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精神等基本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雅斯贝尔斯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教育》中，以哲学的视角阐释了理想的教育，深刻表达了其对教育的独特理解。
关于教育的本质，他认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教育并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文化灌输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凸显人类精神的现代教育，需要一种人文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文化教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人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他提出“教育即生成”的理念，强调教育是引导“回头”即顿悟的艺术，是习惯的不断形成与不断更新，这是一个人秉承自持的重要过程。
关于教育的目的，他主张培养“全人”。真正的人是实体、一般意识、精神和生存形式的组合，是所有方面完满发展的“全人”，教育不只是培养某一方面或者只具备某种技能、能力、意识的人，而是培养“整体”的人或“全人”。整全的人意味着“完人”，即通过千百年来人类历史上各种优秀人文传统精神，培养完整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仅仅使学生获得知识。而要培养“全人”，应该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注重受教育者的自由选择与发展。雅斯贝尔斯将古往今来的教育形式分为了三大类：经院式教育、师徒式教育、苏格拉底式教育。在他看来，经院式教育是“照本宣科”，学生鲜活的个性被泯灭，学到的知识也只是固定的；师徒式教育完全以教师为中心，具有个人色彩的传统，学生容易养成服从权威、不善于思考、不愿自己负责而只依附别人等不良习惯；而苏格拉底的“催产式”教育，教师和学生处于平等地位，师生通过自由讨论得出知识，从而唤醒学生的潜在动力、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责任感。雅斯贝尔斯主张教育应该着眼于个人自身的成长并关乎国家未来，全部教育的关键在于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不误入歧路。
关于教育的精神，雅斯贝尔斯认为“精神命运必然决定教育的内涵”。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的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教育在单个个人的心中成为人类全体未来的希望，而全体人的发展又以单个个人教育发展为基点，因此他提出：“教育要服务于精神生活的传承，这种生活在人们的行为举止中直接表现出来，然后成为它对存在的关注和国家的现实态度，并在掌握创造性的精神作品中得到高扬。”当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随之而变。教师作为一个真正的教育者，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教育本质，全身心投入其中。雅斯贝尔斯强调：“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
雅斯贝尔斯在研究世界哲学史时，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孔子学说给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以极大启发。
晚年的雅斯贝尔斯开始了他的跨文化研究，并寻找到了通向孔子学说的道路。在《哲学和世界》（1958年）中他写道：“从1937年起，我对历史的兴趣有了很大的转变。通过阅读，我将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哲学的范畴。在精神上，我很乐意停留在中国，在那里能寻找到人类共同的起源，而与一些别的地方的暴行相对抗，我因此在对中国哲学的钦佩中转入了对中国人文主义的关注。”他在《什么是教育》第十二章“教育与文化”中，论证“学习是德行的保存”“生活秩序的教育”“艺术教育”时，大量引用孔子的思想，复述《宪问》《子罕》《述而》《为政》《雍也》《子路》等篇章的内容。
通过对孔子译本的研究，雅斯贝尔斯认为能寻找到人类共同的起源。1949年他在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思想，他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轴心时代”的提出，第一次以崭新的视角向人们解释了人类共同的未来，使人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以及各种不同文化的价值，这对一直以欧洲中心论为主的哲学史学来说，是一个创新。
虽然雅斯贝尔斯生活在一个与孔子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中，但他与孔子的思想具有很多相似性、相通性、可比性，构成某种跨文化的链接。儒家思想所关注的是世间，孔子热爱世间的美、秩序、真诚以及幸福。雅斯贝尔斯在研究过孔子哲学之后，在给弟子的信中谈到了孔子，他写道：“孔子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并不是想捍卫他什么，因为由于大多数汉学家的缘故使他变得平庸乏味，实实在在他对我们来讲是取之不尽的。”在雅斯贝尔斯没有完成的哲学历史著作《大哲学家》（1957年）中，他将孔子、老子、佛和龙树菩萨与欧洲哲学家们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进行讨论，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无疑在“轴心时代”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在达至终极真理的方式方面给予了雅斯贝尔斯极大的启发。
雅斯贝尔斯将东方与西方的哲学思想汇合到一起，不仅给我们指明了一条符合人类本质的道路、为世界哲学开拓了广阔的地平线，也使得他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欧洲哲学非同寻常的高度。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所说：“如果没有中国哲学参与的话，‘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会不会出现，都是值得考虑的。”同时，也正是借助于雅斯贝尔斯的复述，孔子的思想也变得更加鲜活。
（作者：魏小琳，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