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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破迷雾，人生就会更淡定从容
2023年3月，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以“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为由，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逮捕令。这份判决书一经公布，立即引发全球关注。
俄罗斯官方迅速回应，斥之为“政治闹剧”，而签署判决的五名法官和首席检察官，则从此被卷入了一场国际司法与地缘政治交织的漩涡。
两年过去了，这些法律精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深居简出，有人被迫流亡，甚至有人成了俄罗斯通缉名单上的目标。
“老大哥”盯上了波兰法官
彼得·霍夫曼斯基，这位时任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的波兰籍法官，成了2023年3月海牙逮捕令风波中最先被俄罗斯点名的人物。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已经投身卢旺达大屠杀案件的调查工作，深入非洲腹地，梳理证据链，协助国际法庭将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责任人绳之以法。
那段经历让他在法律圈子里声名鹊起，后来他还埋头学术，写下了《国际刑事司法中的证据规则》这样分量十足的著作。
2023年3月那份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逮捕令签署后，霍夫曼斯基的生活彻底被打乱。
那份文件以“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为由，直指普京，而他作为院长，名字赫然出现在签署名单上。没过多久，他开始察觉到不对劲。
他位于海牙的住宅窗户往外看，总能瞥见几辆陌生的黑色轿车停在街角，车窗紧闭，偶尔有人影晃动。
他甚至有几次出门时，注意到那些车缓缓跟在后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这种异样持续了几个星期，直到2023年11月，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式发布通缉令，明确将他列为目标。
那份通缉名单一出，俄罗斯官方的口吻毫不含糊，指责他参与了一场“政治阴谋”，并扬言要对他采取行动。
海牙警方接到消息后，他们先是对霍夫曼斯基的日常行程进行了全面评估，然后决定将他的办公场所从国际刑事法院的公开大楼转移到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地点。
这处新地点具体在哪儿，外界无从得知，连法院内部的普通职员都不清楚，只知道从那以后，他的办公室再也没出现在任何公开记录中。
为了确保安全，警方还为他安排了专门的安保团队。
这支团队由六名训练有素的安保人员组成，每次他需要外出开会、参加活动或者回家探亲，这六个人都得全程陪同。
他们穿着便装，但腰间鼓鼓囊囊，显然带着武器，车队则由两辆黑色SUV和一辆不起眼的轿车组成，前后护送，路线每次随机调整，避免被人摸清规律。
他的办公室也经过了全面改造。原来的落地窗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整排厚重的防弹玻璃。
这种玻璃据说能抵御小型爆炸和狙击步枪的射击，表面还有一层特殊涂层，从外面看进去只是一片模糊的反光。
办公室内部的灯光也调整成了柔和的暖色调，但墙壁加固过，装了隔音层，连门锁都换成了指纹和密码双重验证的高科技型号。
日本女法官的“逃亡日记”
赤根智子，这位日本籍法官的名字在国际法界早已不是陌生的存在。
她的职业生涯起步于20多年前，当时东帝汶正处于从印尼独立出来的艰难时期，她作为一名年轻的法律专家被派往当地，参与联合国主持的特别法庭工作。
她花了数年时间整理证据，协助调查东帝汶冲突中的人权罪行，最终推动了对多名涉案人员的起诉。
多年来，她在国际会议上频频露面，发表关于国际司法合作的演讲，还曾因推动亚洲地区人权法律发展而被授予“亚洲杰出法律人”的称号。她的履历扎实，影响力遍及全球法学界。
然而，2023年3月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后，她的命运急转直下。
俄罗斯在同年宣布对她启动刑事调查，指控她参与了对普京的“非法指控”。
那时，她正在纽约参加一场关于国际法改革的学术会议。
消息传来的当晚，美国特工迅速行动，敲开了她下榻酒店的房门，将她带到一辆黑色SUV里，随后直奔附近的军用机场。
一架小型军机早已待命，引擎轰鸣，她在几名全副武装的特工陪同下登机，连夜飞离美国领土。
回到日本后，赤根智子的生活彻底被安全措施包围。
据《读卖新闻》披露，她再也无法像普通人那样住在固定的家中，而是每天更换住所，这些地点由日本警方和国际合作机构共同安排，可能是东京市郊的公寓，也可能是偏远小镇的民宅，具体位置连她最亲近的助手也不知道。
为了见家人，她需要通过三重安检程序：首先是身份验证，提交指纹和特殊密码；接着是随身物品检查，所有电子设备必须上交；最后还要经过一次全身扫描，确保没有追踪装置。
她和父母、兄弟见面的时间被严格限制在半小时以内，地点通常是警方指定的安全屋，周围布满了监控设备。
如今，她在东京大学继续授课，教授国际刑事法课程，每次上课，她都由两名保镖全程陪同，这两人身着黑色西装，佩戴耳机，站在教室前后门，目光不时扫过学生和窗外。
课程结束后，她不会直接离开，而是先由保镖检查出口和停车场，确认安全后再乘坐一辆无标识的车辆离开。
首席检察官的“子弹警告”
卡里姆·汗，作为海牙逮捕令案的首席检察官，是这场国际司法风波中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
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英国法律界，但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是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
早在2010年代，他就被任命为利比亚特别法庭的检察官，负责调查卡扎菲政权倒台后的战争罪行。
他在利比亚待了数年，走访冲突地区，收集幸存者的证词，最终将多名高级军官送上法庭。
后来，他又接手了针对ISIS的战争罪案件，奔波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整理了数千页文件，成功推动了对ISIS成员的指控。
2023年3月，当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时，他作为首席检察官全程参与，指控普京涉嫌违反《罗马规约》第8条，即战争罪条款。
他在公开声明中详细列举了证据，包括乌克兰儿童被强行转移的记录和目击者证言，语气坚定，毫不退让。
这份坚持也让他付出了代价。逮捕令发布后不久，他开始收到威胁。
2024年初，一封匿名信寄到他在海牙的办公室，里面装着一颗步枪子弹，信封上用潦草的英文写着“小心点”。这封信立即被移交警方分析，但寄信人始终未能查明。
2024年4月，他在伦敦一场法律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主题是国际刑事司法的未来。
正当他站在讲台上讲解时，两名男子突然从观众席冲出，试图靠近他，其中一人高喊着听不清的口号。
安保人员迅速介入，将两人制服并带离现场，后经调查，这两人疑似有俄罗斯背景，但具体身份未被公开。
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他取消了原定当月前往非洲的访问计划，那次行程原本是为了调查苏丹冲突中的人权问题。
从那以后，他的办公室增加了安保措施，出行时总有便衣人员随行，会议安排也变得更加隐秘。
未被通缉者的“斯拉夫阴影”
相比之下，黎巴嫩籍法官萨拉姆和巴西籍法官布兰特在逮捕令风波中暂时未被俄罗斯列入通缉名单，但他们的日子也远称不上平静。
萨拉姆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中东地区，2010年代，他被联合国任命为也门人道危机案件的特别调查员。
那时，也门内战正处于胶着状态，他多次前往冲突前线，与地方武装谈判，收集平民受害的证据。
他在也门待了三年，促成了多方停火协议，还推动了对战争罪嫌疑人的初步指控，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后，他继续处理人道主义相关案件，2023年逮捕令发布时，他作为庭审法官之一参与了讨论，但并未成为俄罗斯的直接目标。
2023年之后，他的生活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近两年每次参加国际会议，总能察觉到一些异常。
2024年，他在日内瓦一场关于人道法的高峰会上发言时，注意到观众席中有几名斯拉夫面孔的男子全程盯着他，他们没有提问，也没有参与讨论，会后迅速离开。
此后，他在巴黎和开罗的会议上也多次见到类似情况，这些人始终保持距离，但行踪规律得让人不安。
他向法院安保部门报告了这些经历，但由于缺乏具体证据，调查始终没有进展。
布兰特作为巴西籍法官，他在拉美地区的法律工作起步于2000年代初，当时他专注于亚马逊流域的环境和人权问题。
2022年，他刚完成了一项关于亚马逊土著权益保护的项目，历时五年，走访了数十个土著社区，整理了数百份证词，推动了巴西政府对非法采矿的打击。
他的报告被提交给联合国，成为区域保护政策的重要参考。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后，他参与了逮捕令的审议，但未被俄罗斯点名。
2023年起，他也开始察觉到异样。在接受采访时，他提到，近两年每次参加国际会议，总能发现一些“身份不明的斯拉夫面孔”出现在会场附近。
2024年，他在圣保罗一场法律论坛上演讲时，注意到两名男子在会场外徘徊，手里拿着相机，似乎在记录什么。
会议结束后，他乘坐的车辆离开时，这两人又出现在路边，远远跟着，直到车队驶入市区才消失。
他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巴西外交部，得到的回复是加强随行安保，但具体跟踪者的身份依然成谜。
参考资料：[1]叶强.国际刑事法院如何避免成为大国博弈工具[J].世界知识,2023(8):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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