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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嘉宾陈平原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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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首期《岭南大讲堂》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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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听众请陈平原教授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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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现场提问 |
近日，2025《岭南大讲堂》首期讲座活动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作为主讲嘉宾，以《如何让城市更有文化？——都市研究的方法、魅力及可能性》为主题，从都市研究的角度，条分缕析城市的文化脉络与人文精神，线上线下众多观众同场倾听并提问。
2025《岭南大讲堂》系列讲座是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将邀请全国文、史、哲领域的知名专家莅临演讲。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现场实录——
在书斋和公共社会之间徘徊
1978年3月，我背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家乡潮州，来到省城广州，前后在中山大学求学六年半。1984年9月，由南向北，我离开广州到北京去念书，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这种跨越城乡、南北的地域迁徙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观察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和思考。
其实我的生活和学问不止一个支点，国内和国外、南方和北方、大城和小城、都市和乡村，这些不同的支点交叉映照，让我思考问题时能有不同的角度和参照系，所以不会过于执着也不会过于孤僻，能有这些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学问支点，其实是比较幸福的。从小城走出来，对家乡的顾念和反哺也会比较明显。
北上广深四个城市，都是我生活或者研究、教学的地方。先说北京，早在2001年我便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课讲北京。
借用周作人的话，“浙东是我的家乡，东京也是我的家乡，北京也是我的家乡，我长期生活过的地方都是我的家乡”。我的学生不一定留在北京工作，但我希望他们对这一“第二故乡”或者“第三故乡”至少有所了解，这是我选择开课讲北京的原因。
谈论现代城市和谈论古代城市迥然不同。谈古代中国城市，只要下功夫，做文史研究，就能够游刃有余；但是谈现代中国城市会更加复杂。因为当前所面临的，恰好是历史上千载难逢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我们身处其中，以后的人们很难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有能力也有必要把对这段时期的思考留下来，或许这个思考本身并不构成真正的学问，只是感想与批评。所以我内心一直在书斋和公共社会之间徘徊，这种社会关怀影响着我的表达，这与做学术研究并不一样。某种意义上，我谈城市更多是跟当下对话，而不仅仅是跟历史对话。
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
除了上课之外，我还带领学生“走读北京”，设计了四条线：第一条线是北京中轴线；第二条线是城市改造与古建修缮；第三条是胡同之旅；第四条是重访“五四”。我希望学生通过“走读城市”，发掘城市与人的关系，观照被忽视的城市日常生活场景。
课程最后的期末作业也受到很多学生的喜欢，作业是：假定你是一个明朝人、清朝人、民国人或者80年代青年，你在北京三日游，请设计一份行程安排，包括景点介绍、食宿建议、交通工具、风俗民情，等等。
我的研究其实偏文史方向，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供水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所愿。我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自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所决定的。
大家或许会奇怪，作为广东人，你研究广东文化是很自然的，为何会研究北京文化？早年学界并不把北京看作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他们很容易从讨论北京转向对国家的论述。
北京学者常说，北京作为共和国的首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这导致他们在谈论北京时，经常将城市史和国别史混淆，北京史一转身就变成国家史，这就导致北京本身的城市研究相对来说并不理想。
近40年的城市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实践，也是一种文化思潮，因此我更多关注如何在时代大潮中，守住中国文化的“根”，选择把北京研究放在整个城市研究框架内来讨论。
“城市人”和“乡下人”的概念逐渐模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只有10%左右；1989年后，城市化进程开始提速，到2024年，全国城镇人口9亿4350万人，城市化率达到67%。“城市人”和“乡下人”的概念正在逐渐模糊，城乡趋于融合发展。在我小的时候，“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别很大，一般称为“吃商品粮的”和“不吃商品粮的”，分界非常明显，而这个观念经由这40年演进，已经彻底改观。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城市乡村差别并不很大。少时读书科考，入朝为官，年纪大了便告老还乡，这种人口的出走和回流保证了中国城乡之间的文化、资源以及生活习惯的流通，不会形成彻底的隔绝。
现在的情况则截然相反，人们如果在城市生活扎根后，会把父母接到城里，而不是选择自己退休后回到乡村。因为有三个因素影响了人们的决策：医疗、教育、娱乐。
学者如果要讨论这个话题，需要提醒的是，理想和现实、学术和政治、课堂和社会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去和百姓对话，和官员对话，和城市规划师及开发商对话。
人文学者应当走出单纯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要做到对城市历史、城市化、城市精神的精准把握，而这些都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和严谨的学术精神。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没有历史文化命脉，不能胡编乱造；有此命脉，就看你能否辨认，有无让其焕发光彩的志趣、能力与机遇。正如伊塔罗·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所写：“但是，这座城市不会诉说它的过去，而是像手纹一样包容着过去，写在街角，在窗户的栅栏，在阶梯的扶手，在避雷针的天线，在旗杆上，每个小地方，都一一铭记了刻痕、缺口和卷曲的边缘。”
不断“长高”的城市风景
关于城市风景的问题，我们可以借由画家笔下的风景来窥见一二。
在中国山水画中，着意绘制名山胜水，历来是别有幽怀。而随着城市繁华、文人雅兴以及旅游业的发展，明中叶以后，采用组画形式，表现本地实景山水，成了画家的一种创作时尚。
从五代南唐时期的《潇湘图》、北宋时期的《清明上河图》，再到清初的《金陵四十景图》，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从日月山川逐渐走向城市、走向都会。到了晚清时期，《申江胜景图》《图画日报》等都越来越看好高楼的实用价值及象征意义，风景不断“长高”。城市风物的图像表达，蕴含着某种地方意识、文人情怀乃至政治意涵。城市自觉与文化消费共同促成了城市胜景的转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站楼有一幅让人印象深刻的壁画。上面有北京天坛，有兵马俑，有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等等，高楼和古迹并存，前者象征历史和文化，后者代表技术和财富，两者并存的状态如今在很多城市依然可以看到。
我曾经走上北京正阳门远眺，当时给我感触很深。我正面对着的是前门大街，商铺热闹非凡，游客行人熙熙攘攘，我背后则是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故宫。商业，政治，历史，人间烟火，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朝向，所看到的风景和看待城市的角度截然不同。
回到广州记忆中风景的变迁，广州人都熟悉的镇海楼，是除了南越王墓以外在地面上能够看见的重要标志建筑。从东南亚地区流传过来的西关骑楼，在广东风行一时。
而成为广州如今城市地标建筑的广州塔，凭借“小蛮腰”的独特造型和夜晚时分绚丽缤纷的色彩，为广州带来了不少活力与人气。
这些不同时代的代表性建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记忆，不难发现城市风景正在越来越高，近三十年来这一现象在东亚地区尤为明显。这是经济发展、文化自信、消费实力等多重复杂因素形成的“高楼崇拜”，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座大都市会没有林立的高楼大厦。某种意义上讲，令人过目不忘的摩天大楼已成为大都市的标配，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似乎也逐渐与城市标志性建筑的高低挂钩，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效益。
城市看得见的风景值得欣赏，那些不出彩、存于街头巷陌的平常烟火，同样值得关注。大都会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高高挂在蓝天白云下，犹如美术馆里的西洋风景画，很有视觉冲击力，好处一目了然。与之相反，日常住房或亭台园林，则如中国画里的山水长卷，必须在书斋中慢慢展开，方才可赏可玩，可游可居。
看一座城市是否可爱，比的不是面积、人口、GDP，或是标志性建筑，而是比生活设施、文化氛围、服务意识、审美品位。小巷深处，平常人家，才是一个城市的精髓所在。
文学艺术是一个城市“有文化”的重要标志
城市不仅是建筑与街道的集合，更是文化与历史的载体。在评价“文化城市”时，美国选取了六大文化指标：报纸发行量、杂志发行量、书店总数、图书馆馆藏资源、市民受教育水平及互联网资源量。
我认为比较可惜的是，六大指标中没有包含文学与艺术。文学艺术是一个城市“有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城市最好的广告。
今天我们谈绍兴肯定会记起鲁迅，谈北京会想起老舍，谈凤凰小城会想到沈从文。我们都知道一篇好文章、一个好作家对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城市需要文学，文学大多诞生在城市，有好作家的城市很幸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的文化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日益吸引文学家们从“自然田园”走向“都市印象”，带来催生新体式、新潮流的蓬勃力量。城市需要文学家，为什么？关于城市的前世今生，七情六欲，还有潜藏的欲望以及积累的潜能，作家能够敏感意识到并将其表述出来。某种意义上，文学孕育、蕴含、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记忆、欲望与想象。
坚守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园
博物馆和书店作为展现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何活化其机能，保持其生命力一直是个难题。1907年，北京万牲园对外开放，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这是中国官办博物馆事业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国人学会了用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美术馆、公园等来传递知识、美化心灵。目前，令人可喜的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博物馆数量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到底是研究并传播知识，还是保存并展示珍宝？如何协调博物馆作为公益事业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如何让实物展览与课堂教学互相补充，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博物馆建设，依然有很多问题有待我们商讨解决。
如今博物馆的概念已经逐渐泛化，但我认为走进博物馆是有门槛的，除了儿童嬉闹逛展，网红打卡外，还有教学需要，要让更多真正对历史文化有兴趣、能从中受益的人走进博物馆，需要不断培养公众这方面的能力。
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灯光；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园。书店对于一座城市，意义不仅仅在于卖书，更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书店当然需要经营，有商业的味道，但它更是一个文化设施。
王炜是80年代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教师，也是我的同代人。90年代以后他召集了一些人在北京大学附近开办了风入松书店，这个书店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周围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书店门口写着“诗意地栖居”，很多人在这里工作、学习、阅读、成长。2005年王炜去世，不久后这个书店就关闭了。但是风入松书店的风景至今保存在很多北大、清华、人大的老师和学生的脑海里。
坚守书店，坚守城市的灯光，坚守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园，这并不容易。
关于城市，人文学者能做什么？
回到我作为人文学者的立场，我不是规划师，不是建筑师，更不是政府官员，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谈城市时我能做什么？或者哪些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先定下几个规则。
第一，城市问题的复杂性，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具体操作中，有很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人文学者不能只是矜才使气——可以持批判立场，但必须理解你的批判对象的立场及思路。
第二，城市学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假如你不仅仅是埋怨，而希望有所作为，必须参与进去，介入日常事务。
第三，“城市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视野，而且兼及学术与实践，才能有比较宏阔的视野，通达的见解。了解不同学科的长处与局限性，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
此外，还需要把握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谈论城市，除了政治立场、学术训练之外，还有采取的视角。从里往外看，还是从外往里看——也就是本地居民的立场，与官员、专家、游客等外界眼光有差异。
从内在视角看，当我们谈城市改造、城市规划、城市文化的时候，需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多问一句：假如你是本地的民众，你愿意在这个你所规划的城市里面长期生活，乃至生活一辈子吗？
从外在视角看，假如你作为官员、专家、游客，那么对一个城市的想象又会截然不同。因此如何兼及保护与建设，既有高尚趣味与长远想象，又考虑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欣赏趣味，是非常具有难度的。
中国的城市，北方和南方、大城和小城，规划管理是不一样的。在这里面如何考虑兼及各种立场是必须学习的，因为不同城市之间的规划、欣赏、观察的角度都不一样。通常大家更加关注北上广深，或者是杭州、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然而船小易掉头，中小城市在城市改造方面的实验性方案更有启示意义，中小城市的规划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以我的家乡潮州为例，80年代经济发展的时候，潮州首先把市委、市政府迁至城外另建，使得潮州古城的格局及文脉基本保留下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度过了大肆开发的商业化浪潮后，古城潮州保住了家底与一个城市的“精气神”。我认为潮州着重传播的不应是具体的非遗产品或美食，而是将古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若此说成立，潮州不仅对潮人有意义，对游客有魅力，对人类文化也有贡献。
现场问答
即便写不出论文 也不刷短视频
听众一：在当下城市生活中，大家都被短视频等碎片化信息裹挟，很难有时间沉下心来，长时间阅读或者思考。您写不出来论文的时候，有看短视频的习惯吗？又是怎么看待当前全民风行刷短视频这一现象的？
陈平原：写不出论文，我也不会刷短视频，因为平时很少刷视频，都是朋友或学生推荐才看。
今天大家所刷到的短视频，有很多是粗制滥造、耸人听闻的，有时候看到两三岁的小孩子娴熟地刷着短视频，让人触目惊心。但必须承认，也有高质量的视频值得观看。
我一直强调要做“接地气”的学问，在我看来，今天的短视频就是19世纪末的报刊文章。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办报的时候，报刊文章也被当初的文人批评为不成体统。
技术文化本身无错，如果能够用拍纪录片的镜头来拍短视频，用写论文的态度来推敲文本，这样的短视频并不差。视频只是技术与形式，内核仍然是思想与文字。
新闻报道想要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离不开高质量的视频与文字内容的配合。视觉语言确实比文字语言有冲击力，但文字记者对人物的理解，对文化精神的把握，还有对起承转合的把握都会比较好，这是视频方面较为薄弱的地方，因此好的内容就需要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良好的互动。
科技变革带来价值重组、知识体系重构
听众二：最近国内外的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速，目前已有的DeepSeek、豆包、Kimi等都已经能够辅助生成比较专业的论文内容。您如何看待学术领域的AI应用？人文学者是否需要重新定义原创性这个概念？
陈平原：春节期间我写了一篇文章《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其中就提到，稍受训练的读书人，可随心所欲地“生成”自己想要的文本，而不需要经过长期的文学教育或学术训练，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其实各行各业都受到了AI的冲击与挑战，相较于人文领域，工程技术领域受到的挑战更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人文学者可能因为对AI的生成机理、运作方式不了解，从而导致过分迷信或是过分恐慌。北京大学今年已经开始给文科生开设人工智能课程，校方正在讨论是否将其从选修课变成必修课。
AI时代的人文教育问题值得反省，以往中小学教育的模式、宗旨、整体的框架体系，包括高等教育里的文学、史学、哲学、考古等等这些19世纪建立的知识体系、教学方式都会发生巨大变化。
每次科技变革都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动荡、价值重组以及知识体系的重构。面对当前形势，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文字整理：何文涛 孙磊
图片摄影：钟振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