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业的丛林中，辉煌往往并非凭借雄厚资金和完备资源铸就，而是在捉襟见肘的窘境中孕育出突破。创新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使得失败被视作某种发展机会，而非终结，鼓励持续尝试、调整与成长，从而支撑着创新的动态演进过程。在战略性技术处在方向性选择的路口，面对有限的资源，如何鼓励并支持坚韧的创新者们进行持续探索、试错，是有志于推动产业创新的城市管理者、国家创新管理部门必须思考的课题。
马飘/文
几个思考
为什么低成本对于打磨创新极端重要？
——创新不是直线的，直接奔向目标的，要经历过很多失败、转向，最终找到正确的方向。创新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使得失败被视作种发展机会，而非终结，鼓励持续尝试、调整与成长，从而支撑着创新的动态演进过程。
不同城市的创业环境对战略选择的影响
——为什么创新者要选择大城市，为什么大城市对创新非常重要，大城市要为创新者们提供什么？
成长与挑战
——从最初一人独战到后期扩充团队，每一次团队的壮大都将伴随着更加复杂的管理和迭代机制，持续成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新挑战，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创新。
有为政府：政策如何着力
——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等这样对中国创新至关重要的城市，如何为创新者提供低成本的沃土。我们如何评价拆违、城中村改造等等，对于创新的影响？
梁正在机器人领域的成就令人瞩目。他创立的金钢科技在磁编码器领域占据了国内绝大多数机器人的市场份额。磁编码器是机器人身上的神经，用于感知机器人的肌肉——电机的状态。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CES 2025开幕演讲中拉出14款人形机器人在其身旁。梁正说，这些机器人中，3成以上都使用了他的产品。
梁正的初步成功，并非基于雄厚的资本或完善的资源支持。相反，8年前，他北漂至北京，在京郊一个孵化器获得免费的工作空间，一人独战4年。这段“车库式”创业的经历，成为他在机器人领域取得如今成就的重要基础。
“车库式”创业的提法源自美国硅谷，主要指创业者以有限资源（如家庭车库或公寓等低成本场所）为起点，将创意转化为产品。“车库”不仅象征着创业的草根精神，还体现了创新迭代的灵活性和低成本的试错能力。
在当下动辄宣称千亿元乃至万亿元投资的时代，在资源大规模投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政策导向时代，梁正“车库式”创业的故事让我们注意到了中国创新故事的另外一面：虽然不能保证其未来依旧领先，但回看起来，没有那个低成本的容身之地，就没有后续占据机器人编码器市场80%份额的产品。
梁正的经历不仅是一段技术突破的历史，更是低成本创业与创新生态相互作用的写照。正是这种“车库效应”，让一个创业者得以在机器人领域取得耀眼的成绩。对每个创业者而言，低成本试错和持续迭代，是其保持韧性、破局而出的利器。这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梁正样本
初高中时，梁正已拥有不错的计算机编程能力，但上大学时却决然选择了机械专业。他这样选择的目的在于为将来糅合计算机与机械、构建机器人打好基础。
大学毕业后，梁正工作了小半年时间，攒出一笔启动资金，便果断辞职创业做起了机器人，并选择在西安落地自己的项目和初创团队。
2016年，梁正先是在西工大老校区旁租了一间民房，主要是考虑到许多同学都在附近，可以相对容易地让他们一起参与创业。
西安的团队
但天不遂人愿，坚持了不到半年，梁正就意识到西安并非一个适合机器人创业的城市，“我们缺少创业者的状态”，他感受到：二线城市的社会节奏太慢，突破现有行业的创新，在一线城市诞生的可能性更高，大家每天讨论的话题都不一样。
“不破不立，一定要出来。”梁正说，一线城市拥有大量科研人才，敢于挑战国际难题和未知创新的勇气。只有拥抱新技术、新事务的环境，才能真正孕育出机器人的未来。
2016年下半年，梁正开始对准北上深寻找落脚点。他对着这三个城市的孵化器、众创空间的联系列表，按照上面的电话挨个打过去，介绍自己是一个做机器人的小团队，咨询是否有相关的支持政策。
就这样打了200多个电话，梁正发现多数孵化器也只是在对外“出租工位”。直到他对着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上的名单联系到昌平区一家孵化器，事情出现了转机。
接电话的“老领导”一听他是个做机器人的小伙子，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这个老领导让梁正别动，专门派车接他到园区里“好好聊了聊”。
那里虽然名叫孵化器，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成立，原本是中科院要使用的一栋楼，后来就改建成一家孵化器。那里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孵化器，业务和写字楼的租房业务并无二致。
这位“老领导”为梁正提供了一个房间，开始两年不收租金。梁正在里面一住就是7年，他也如约在2年后开始交房租，直到团队发展到20多人时，他才离开了那里。
业务上量快离开北京初创办公室时的场景
梁正说他是“车库”风格，工作、吃饭、睡觉，所有事情都在这个小空间里完成，“给我个空间去倒腾，我就一定能在行业和市场上干出来一份事业”。
自初中开始，梁正就对机器人感兴趣，很早就学习了编程。因此，他对机器人有着自己的理解。
特别是近年来，人形机器人频繁登上科技新闻头条。从特斯拉的Optimus到宇树科技的Unitree G1，从工厂搬运到家庭陪护，那些“长得像人”的机器似乎被寄予厚望。但业界对此却一直存在分歧和疑问：机器人为什么一定要拥有人类的外形？
梁正似乎更靠近非人形机器人的阵营，在他看来，机器人不能按照人的形状去设计，机器人是用来改造物理世界的，其结构应该更有效率。还在西安时，梁正最初的想法是制作一个模块化的机器人系统。这个系统由机器人本体和执行系统构成。在这个思路下，梁正的初代产品是一个“乐高式”的、结合了飞行旋翼、轮式移动、机械臂和夹爪等多功能模块的“组合怪兽”。
这款初代产品甚至尝试结合了AI技术（彼时被称为“大数据”），购买当时还很昂贵的英伟达1080显卡训练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物体识别和动作控制：在机器人前端安装
摄像头，用于目标识别和引导夹取操作。
西安团队在设计模块机器人
那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实验品，要完成机器人的模块化构建以及产业化，需要有更多的人和企业参与进来。机器人行业混沌初开，市场极不成熟，技术创新也缺乏清晰的商业方向。最终，梁正意识到，功能过于复杂的产品，在彼时的环境下更像是“玩具”，无法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于是，梁正转而考虑用步进电机去搭建轻量化的六轴协作机器臂，很快产品原型就被制作了出来。这是第二代机器人原型。但没多久，梁正也暂停了这个项目，“它不够轻巧，未来机器人一定是更小巧的形态”。
两次从零开始的机器人制作，让梁正逐渐意识到：感知才是机器人的核心。
在梁正看来，机器人是一个由超多自由度（注：每个自由度对应一个独立的运动方向或关节，如旋转、平移）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机器人要实现感知本体、感知外界、与人交互，一定要打磨好机器人每个关节中最核心的感知零部件——编码器。
基于要将感知做到极致的想法，梁正开始在编码器技术上投入大量精力。
梁正刚到北京时，最初的几个创业伙伴也跟随了过来。几个人在外面租一间3室1厅的公寓，计划当团队的宿舍用。但梁正没想到，他们连一个月都没撑住。
为节省开支，梁正想将公寓退租，并表示想住到公司里。那位老领导给他找到了一间平时放老旧机床的库房。
就这样，彼时那个23岁的年轻小伙，在这间五六平的小屋子里，陪着比他长很多岁的机床度过了四年时光。
新冠疫情开始之后，在同一栋楼里，梁正租住了一个新地方。在这间20多平的办公室里，梁正也放了一张床。在这个房间里面工作、生活。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梁正从零开始雕琢编码器，并不断迭代它的版本。
梁正的突破在于，他为机器人专门研发的的编码器产品，极致拓展了其在机器人上的性能，一改之前用于工业领域产品的“傻大笨粗”，做到了全世界最小尺寸，同时又拥有无限接近光电编码器的性能，使得机器人走出工业场景，与人的距离更近成为可能。
在机器人产业竞争的蓝海中，编码器又是供应商稀缺的蓝海中的蓝海。各种类型的机器人项目发展起来后，梁正被更多业内人所熟知。由于实现了高精度检测，并做到全球极致的尺寸空间占用，包括优必选等厂家在内，都是梁正的早期客户。
在梁正的感受中，相对于其他城市，北京有诸多不同之处。
一方面，客户都是年轻团队，大家从全国各地聚集到一线城市来探索机器人，一线城市也为产业提供了丰富的科研人才。
另一方面，开放的营商环境、便利的物流加速了研发的迭代，比如很多部件当天下单，次日上午就能到达。与此同时，一个个创业团队形成了新行业的生态圈，为未来机器人产业在北京的开花结果奠定了基础。
如今，梁正的金钢科技已占据国内机器人用编码器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精确控制是大家做硬件的方向。如果仍遵循工业思维逻辑，机器人很难实现从工厂到家庭环境的迁移。整个产业仍需要不断实现硬件的灵巧化、精细化。”
到目前为止，金钢科技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梁正既是董事长，也是技术负责人。现在，多家投资机构正对其治理机制进行全面的梳理。
创造“车库效应”
复盘梁正的创业历程，“车库”文化是最佳的注脚：在资金、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中，他通过不断试错和迭代，逐步找到了适合市场的产品定位。
梁正在产品研发过程中经历了技术转变：从试图整合无人机、轮式底盘、机械臂等多功能模块，尝试过使用AI去构建机器人的大脑，也尝试用低成本的部件制造轻量化的六轴协作机械臂，最终聚焦于小尺寸的精密编码器。
虽然初期在机器人领域的探索并未成功，但梁正却在这个过程中对机器人的创造有了更深的理解、积累了新的条件，这些经验也在后来赋能了其对编码器产品的理解力，这无疑是一种“失败经验的资产化”。
梁正初搬来北京时的小房间
显然，在创新历程中，失败是一种自然结果，而非可耻之事。
梁正的经历表明：创新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使得失败被视作某种发展机会，而非终结，鼓励持续尝试、调整与成长，从而支撑着创新的动态演进过程。显然，在这个过程中，低成本在其中是的关键因素。
聚焦编码器市场之后，精准的市场定位与技术专注，推动了金钢科技产品的突破和迭代。当工业机器人向家庭场景延伸时，金钢的编码器凭借小尺寸、精密优势成为关键部件。
这样的产品，没有在任何大企业、大资本的规划中出现并实现。梁正的案例也再次表明：成功的创新在很多时候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新者选择方向、不断试错的跑动之中寻找出来的。
这提醒我们，特别在关键战略性技术处在方向选择的路口，如果没有一大群创新者的持续选择和试错，仅仅依赖大规划、大公司、大资本的产业创新，很容易错过正确的道路而走向岔路。
此外，迅速变化的技术环境正驱动产业的持续变革，如机器人技术从传统控制理论向数据驱动的转变、AI的方向转变等等。这些未来科技发展的新方向，正加速重构产业。具体到在人形机器人领域，过去基于控制论的机器人技术，或将面临集体淘汰的局面。
正如梁正在创业过程中不断调整策略一样，这种技术变革驱动软硬件协同进化的趋势，将对整个产业链产生深远影响。方向性变化引发的挑战将使得所有产业参与者展开共同协调、转型、进化。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低成本环境支持，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很多本有可能成功转型的企业失去机会，也可能使得很多本来可以成功的创新项目失去生长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城市的规划建设和招商引才的方向需要被再审视。城市可能需要更加重视良好的、低成本环境的形成和支持，一味追求“高端化”或许不是在鼓励创新，反而会在无形中扼杀创新。
梁正的案例也凸显了大城市的重要性，城市文化差异、创业者聚落、产业链资源的供应和效率，使得一线城市对于创新者而言有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将一座大城市中上亿平方米的违建拆除，当我们将不够漂亮的城中村予以“升级”、老房子不够宜居而大规模更新的时候，当很多低成本的生活之所消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其溢出的破坏效应。尽管通过类似“拆墙运动”等城市更新提升了区域价值，但这也间接导致生活、办公成本的激增。
在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涌动的当下，大城市应考虑如何通过提供更多低成本的“适合角落”，提高创新者面对失败的韧性，为未来的伟大提供更多可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