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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为何不舍官员:有真情也有片面性

薄熙来离开大连万人相送 县委书记离任被称“李太阳”


大连万余市民送别薄熙来
在中国官场,民众自发送别、挽留的官员绝不只有耿彦波。刚刚落马的高官薄熙来,在调离大连时,从居委会大妈到出租司机都自发上街,“万人空巷送熙来”。可今天的结果却证明,也许他确实曾作出过政绩,但百姓们当年送走的,却绝不是一位好官。原张北县委书记李雪荣调任张家口市副市长之际,网上也曾出现上万群众自发为其送行的视频,后经记者调查有炒作嫌疑,而他前一次出名则是因为一段《县委书记》视频MV在网上热传,MV中将他比喻为“红太阳”。[详细]

骑着28车天天跑工地,耿彦波符合中国人的“好官”形象


“造城市长”耿彦波
举以上的例子并不是说耿彦波也是腐败官员或者存心作秀,而是想说明民众自发送官并不能拿来作为判定一个官员优劣与否的主要标准。在老百姓心中,对于“好官”总有一些感官上的判定准则,以耿彦波为例,他在大同期间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亲自起草。十几个会并成一个会开。不论寒暑坚持现场办公,“一身土,两脚泥”是他的长年形象。他在车上备一身西服,工地里出来在车上一换,就赴省城开会。这一切,都太符合人们对一位“好官”的想象了。[详细]

大同这五年:城建风生水起 人均收入全省垫底

而事实上,耿彦波在大同也绝非碌碌无为,在他的治理下,大同彻底甩掉了全国空气污染“黑三甲”的帽子。陆续开工建设名城保护十大工程。3.28平方公里的明代古城将于不久后全面完成修复,新城御东新区也现初貌。而与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相对应的,则是大同尴尬的经济数据。“十五”末,大同市在山西省经济总量排在第5位,“十一五”末,倒退了三位,财政总收入排在第7位,一般预算收入排在第8位,位次逐年移后。而根据公开的资料:2012年,大同GDP 810亿,在全省地级市中排名倒数第三,农民人均纯收入5642元,全省倒数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482.2元,全省倒数第四。[详细]

民众的感恩和自豪来自城市发展的欠账

城市发展了,但是民众的钱包却并未能鼓起来。即便如此,大同市民们还是对耿市长心存好感,因为他的确改变了大同城市发展长久以来的欠账。在以前,一场大雨就让这座古城表现出最丑陋的一面:排水口不起作用,街巷污水横流,积成一个个不得不趟水而过的脏水坑。居民的生活垃圾、拆迁留下的砖石碎木沉淀其中,散发出腐烂的臭味。2001年,贾樟柯跟随“大同矿竭城衰,即将整体搬迁到新疆”的谣言来到这里,拍摄了描写当地失业工人子弟的影片《任逍遥》。影片铺陈出了大同的末世情绪——这个城市丧失了改变的力量。[详细]

“五个凡是”背后是民众对“烂尾城市”的担忧

“五个凡是”道出万人签名的真相

耿彦波的调离引发了大同市民万人签名挽留,他的继任者李俊明一再表示,政府工作是连续的,新官要理旧账,承诺做到“五个凡是”,对已经开工的政府工程、房屋被征收的住户、工程拨款、征收拆迁进度、落地项目建设分别作出明确承诺,会延续已有的政策并一定会做到做好。李俊明的“五个凡是”,就是为了化解市民对耿彦波离任的担忧,道出了“万人签名”的真相。[详细]

耿市长的从政经历不乏“被烂尾工程” 大同古城只建了一半

大同市民对于耿市长调离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尽管耿彦波对自己古建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思考充满自信,但受制于官员的任期约束,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缺乏时间去证明它。2004年,他从榆次履新太原,榆次老城保护尚未完成。2006年6月,他担任太原市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管理、国土、规划等方面。上任之初,他就致力于太原城市规划调整修编,铺开太原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年投资70多亿的城市改造工程。但一年多之后,他又受命来到大同。这一次,当他重返太原时,他的大同古城复建蓝图,也只刚刚进展到一半多。[详细]

四年拆房两万六千户 大半出于对耿的信任


耿彦波在仿古建筑工地上指挥
在耿彦波的推动下,大同从2008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古城和文物景点修复。按官方公布的数据,到2012年,大同共征收房屋约26000户。如此大规模的拆迁,需要强大的政府信用,让市民相信政府有能力完成拆迁回迁的循环。鉴于大同衰败的过往,单靠政府信用无法给拆迁户一个确定的愿景,但耿彦波的个人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信用的不足和拆迁的负面影响。而随着他的离开,留下的信任空缺迅速被忧虑填满。请耿市长留下,成了拆迁户最真切的心声。[详细]

官员被跪留不一定是好事儿

民众跪留并非都是“人治缺陷”

市民将政治理想寄望于官员的个人能力与操守,这往往会被看做“人治”的典型特征,而在各种政治制度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可能随着新任官员上台而改变,这是很常见的政策变动形式。很大程度上,保持变动的可能性,是制度设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新官上任,依托新的政策去做事,求取民众信任,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将人们对政策变动的忧虑,根本归因于“人治”的缺陷,并不准确。[详细]

民众的忧虑来自对官员选用的未知

而民众的忧虑,又确实反映出了问题。大同市民的感激与挽留,得到了政策延续不变的承诺,其背后,是换届、市长职位变动的人事决定。也就是说,这一人事变动是被上级决定的,而非来自于民意的选择。目前,由上级直接任命仍然是官员任职的主要方式,亦即,民众在决定官员人选上并无足够的参与度,因而才会对“未卜”的前景难以放心。[详细]

民主法治国家不应有跪留 人民幸福生活不该被“恩赐”

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对跪了五千年的中国人来说,下跪挽留算是最为至诚至意的表达,从民众对于“好官”的挽留中,我们多少都能嗅出一点“感恩戴德”的气味。而一个真正民主法治国家,官员权力是被老百姓赋予的,干得不好,就会被弹劾。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个官员即使离开,老百姓心里也不会恐惧什么,更不用内心充满焦虑地而下跪挽留官员,恰恰相反,该下跪该焦虑的,正是那些官员们。[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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