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效应：被“诺贝尔奖”改变的小城高密

高密市的火车站很小，建筑风格仍停留在上个世纪。车站门口趴活的出租车大多破旧不堪，车窗的摇杆多已坏掉，坐车时，冷风会不停地从窗口灌进来。

小城内只有两三条主街，建筑物普遍不高。一入夜，县城就陷入安静，没有什么夜生活可言。虽然几千年前这里诞生过宰相晏婴，几百年前诞生过刘罗锅，但高密依旧名声不显，悄悄地藏在胶莱平原上。

然而，从10月11日那个夜晚开始，一切变得不同。

高密一中的走廊上，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从一间间教室内爆出，老师们奔走相告——和许多县城人一样，他们刚刚从新闻联播上得知，老乡莫言得了诺贝尔奖。

当晚，市委书记去莫言在市区的家登门献花。市区最主要的街道人民大街上，鞭炮声响成一片。在高密政府网，莫言得奖的信息被火速置于最显眼位置，并开设了专题区。

在距市区二十多公里外的平安庄，烟花照亮了夜空。这里是莫言的老家。早睡的村民被鞭炮声惊醒。很快，村里组织起秧歌队、锣鼓队，载歌载舞。

队伍中，七十多岁的老汉魏治香，甚至现场自编自唱了一首茂腔，名字就叫《赞莫言》。

“比过年还热闹。”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主任郭星月说。园区下辖平安庄等17个行政村。得知莫言获奖，管委会火速扫荡了附近的烟花经销商，大部分烟花被送到平安庄，其余的在园区门口就近燃放。

当晚9点，园区主要领导带队，所有干部浩浩荡荡赶往平安庄，祝贺莫言的父亲和二哥。

印刷厂连夜开工，管委会要求厂方赶制120条红色横幅。第二天早晨8点半一上班，横幅已经送到。园区干部迅速出发悬挂，并将一部分发至各村。

很快，园区辖地基本被同一条标语占领：“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0月12日上午，来自高密市文学界、美术界、音乐界的多位领军人物挤在一间办公室，在高密电视台的镜头前慷慨陈词。

有人说：“莫言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共产党员，意义重大。”

有人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里开始了。”

音乐界的同行也不忘凑热闹，“我们感到反思：我们音乐界以后该怎么办？我们也要跟莫言先生学习，在音乐方面要走向国际，争取得到更大的奖”。

调子越拔越高，有人已经谈起了1840年，最后有当地名流做出总结，用的是排比句，掷地有声：“高密将成为中国文学的高地、中国国家的圣地、中国文化的宝地。”[详细]

这座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城，命运就此改变。最先涌向高密的是记者，铺天盖地的记者。

10月11日之前，猜测莫言会得奖，已有一拨记者早就来高密蹲守。公布喜讯之后，更多的记者源源不断地赶往高密。中国内地多家报社、电视台的记者到了。香港媒体到了。英国、法国、瑞典、日本的记者也到了。许多金发碧眼的老外操着夹生的普通话，然而很遗憾，高密县城内，很少有市民懂得说普通话。

新闻发布会在全城唯一的四星级宾馆——凤都国际大酒店举行，酒店房间供不应求。“现在不付钱，晚上就没了。”前台告诉一位刚到的记者。

高密市作协主席张家骥电话几乎被打爆，各地的记者希望通过他采访到莫言。不过他也爱莫能助。

一位中央级媒体的记者还一度抱有幻想——根据他此前经验，采访莫言并不难。两年前，莫言以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两人为此长聊过数小时。但现在，当他向高密一位宣传官员提及这段经历，想增加采访筹码时，却吃了闭门羹。

“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该官员略带冷漠和得意地说。

“他的语气，好像在说，‘今非昔比’。”这位记者感慨。

10月12日凌晨1点半，刚吃了两片安眠药的莫言二哥管馍欣被砸门声惊醒。不速之客是瑞典电视台的几个记者，希望通过家人联系莫言，紧急拍摄一段视频，但管馍欣也找不到莫言。即便如此，他还是一次次带着带着不同的记者穿过村庄，拍摄莫言老屋；一遍一遍回答记者提问，每个记者问的问题都大同小异，“到现在，可能接待了100个记者”。

北京一家媒体敲开了莫言家的门，莫言的夫人态度和蔼：“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站在门口，她善意地建议：“你在网上抄一点吧。”

无缘专访的记者们，开始穿梭于高密的大街小巷，“这两天比过年来热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高密的出租车司机说道。

以往门可罗雀的莫言文学馆变得热闹起来。这座坐落在高密一中内的4层小楼，过去少人问津。然而得奖之后，馆长毛维杰统计，参观人数翻了十几倍。

高密市民和来自北京、河南等地的全国文学爱好者朝拜着这座圣地，小楼也应景地挂出横幅，“根植故土，莫言问鼎诺贝尔。”

事实上，小楼的出身有些寒酸。莫言研究会理事、山东大学教授贺立华介绍，莫言文学馆是由民间的莫言爱好者，尤其是曾任高密一中校长的李希贵和学校老师筹建。“完全是民间凑钱办起来的，不是国家机构。过去经济上捉襟见肘，生存艰难。”

然而钱很快便不是问题了。莫言获奖第二天，高密市委副书记万丽便亲临莫言文学馆视察。“市领导现在非常关注，”毛维杰说，“下一步肯定会有计划。”

扩馆方案正在迅速落实中，“未来在开放、管理、馆藏等方面，要让文学馆与莫言的大师地位匹配。”文学馆现有4个人，将来人手会增加。

伴随着莫言的获奖，莫言文学馆在全国文化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已收到了一些各地政府、文化部门交流活动的邀请函。可以预期的是，莫言文学馆开设的“红高粱文园”网站将受到更多关注，主办的《莫言研究》杂志发行量也会水涨船高。

命运发生扭转的不光有文学馆。高密人也从“诺贝尔事件”中发现了商机。在文学馆门口，当地的“莫言迷”张守云正在悄悄兜售《莫言书迹》。

在他的私家车后备箱内，藏着许多精装彩印的《莫言书迹》，每本叫价2000元。

“我们去年就觉得莫言一定会得诺贝尔奖，提前让出版社印了700本买断。绝对有升值潜力。”他同时表示，如果有人想收藏莫言的照片、书籍，可以与他联系。至于莫言的书法，“现在有钱也买不到”。

“现在莫言哪里还有时间搞这个？”他说。

在莫言得奖当晚，他蹲守其门口，终于得到了三个莫言的签名。“给多少钱都不卖。”[详细]

不光莫言迷在寻找商机，当地政府也正在从“莫言得奖”事件中发掘经济效益。

其实早在得奖之前，莫言的小说迷和张艺谋的影迷便对“红高粱”向往不已。然而此次千里迢迢赶来的记者们却有些失望。平安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村庄，周围的地里种着庄稼，村子里住着人，胶河里零星漂浮着白色塑料袋，仅此而已，“没有莫言文字中那么美”。

没有随风摇曳的大片高粱地，前往莫言老家沿途，地里大多种着玉米、小麦和零星的棉花。村民称，因高粱没有玉米赚钱，农户多转种玉米。莫言在《红高粱》中构建的青纱帐王国，现实中已不复存在。

实际上，小城市高密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如今，高密的主要经济支柱成了纺织服装、机械制造、食品和木器加工。

但是，问题来了。“高密没有品牌。”一位在市区餐馆打工的妇女说。她是青岛的下岗工人，青岛有青岛啤酒、海尔电器、海信和双星等名牌。而高密企业都属于中小型，加上今年产业普遍不景气，一些工人开始上三天班休息一天。

早在几年前，高密就提出了“文化兴市”的战略。因为没有名胜古迹，高密市曾打过晏婴牌，但效果不大。在这种情况下，“莫言”成为最珍贵的品牌。

2008年，胶河疏港物流园区成立后，高密市为园区提出了口号：“借莫言名气，打青岛牌，唱国际歌”。园区内的一家食品有限公司注册了“红高粱”品牌，生产干煸腊肉丝。

电影《红高粱》的拍摄基地就在园区内。2008年，一个高密当地老板计划投资3亿元，在拍摄基地打造红高粱文化旅游产业，但此后未有大动作。

2010年开始，高密市策划了一年一度的红高粱文化艺术节。

第一届的晚会上，除了莫言，市民们还看到了孙楠、毛阿敏、冯巩、张惠妹、屠洪纲、 李玉刚、撒贝宁等大腕。当天，市领导、企业家如数出席。虽然当天后排票价都高达280元，但连各乡都分到三五十张门票，很多人都用的是赠票。

第二届，大腕不来了，红高粱文化艺术节变成了农村土特产展销会，也卖扑灰年画 、剪纸、泥老虎。“没什么大的效益”，高密市民评价称。

然而，天降一个“诺贝尔”之后，一切便大不相同。

最新消息称，山东大学等单位筹备中的一个文学会议，已经放弃了曲阜，转投高密。预计邀请全国的学者。园区管委会则称，“红高粱”品牌已升值，红高粱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的开发步伐也会加快。

当地官员透露，高密市政府计划为莫言办一个庆祝活动，邀请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山东省作协领导等参加。而高密官场流传的态度则是：莫言是高密的，也是国家的，庆祝活动怎么也得等中央先搞完，地方再搞。

莫言曾有一个愿望，就是把他笔下的高密，写成中国的缩影。他自谦称功力还不够。然而，在他得奖之后，这一心愿已经初步实现。起码这些“中国式庆祝”和“中国式规划”，颇有缩影的意味。

和摩拳擦掌的官员们不同，许多高密市民显得很淡定，毕竟经济发展是远期的事情。在茶余饭后，他们也高兴并自豪地议论莫言得奖，但关注点往往比较八卦，比如莫言战胜了日本人，再比如奖金很多，能买套大房子。讨论多日，话题已渐渐冷却。短暂的烟花过后，日子该怎么过仍然怎么过。

“只有你们这些文人才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离开高密市时，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夜幕下，小城正重回平静。[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