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更多的精英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让更多的精英人才充分发挥作用，让更多的精英人才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还不会具有争议，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适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可支持累积性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制度。
有了这样的制度平台，发展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就避免了纯粹的好人政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
当然，制度并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而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精英积极努力的结果。中国需要这样的制度建设者。[全文][我来说两句] |
一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干部任用条例》和有关规定的学习宣传工作。
二要深入开展《干部任用条例》和有关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三要进一步加大对用人上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查处力度。
四坚持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工作制度。
五要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全文][我来说两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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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的百姓来说，出现这样的个性官员，的确有理由感动。这不仅是由于他们触及了一些较为严重且普遍的社会问题，给人们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希望，还在于他们的鲜明个性，给了人们可触摸的质感，增进了百姓和高层之间的谅解和信任。通过“个性部长”们的努力，一些地方的“不作为”顽症能够得以披露并最终有所改善，可谓是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种促进。[我来说两句] |
| 源头治污何时实现？助学贷款何时落实？矿难何时不再？…… |
| “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地方上的“肠梗阻”，被视为“悬念”悬而难解的重要病因。张保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陈，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 |
让制度迫使地方官员自己去努力解决问题
目前“自上而下式”的问责方式亟须完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视矿难的政府，为什么矿难就是压不下去？因为煤矿太多，上面很难监督日常生产。”胡星斗建议，应该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监督问责机制，并使公众拥有充分的知情权。“让制度迫使地方官员自己去努力解决问题。”[全文][我来说两句] |
越是重大的问题，就越是要保证有制度化的解决途径
越是重大的问题，就越是要保证有制度化的解决途径，不能寄希望于“偶然”。从这个角度说，出现有个性的“明星官员”，固然在很大意义上是百姓的幸运，但正如“总统是靠不住的”一样，要保证重大问题的完善解决，仅仅依赖于某些“个性官员”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依赖”，或许正昭示出制度化解决途径的无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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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其实不是制度化造成的，恰恰是人治的表现,有人说,只唯上的官员经常会庸庸碌碌,没有个性;反过来，有个性的官员往往会给老百姓做点事情，如果是这样一种含义上的个性,我们是应该提倡的。
邓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讲得很清楚，“制度好是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是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是需要好人还要好的制度，毫无疑问，邓小平认为好的制度比好人更加重要。第一，好的制度会对坏人进行严密的防范;第二，如果这个人确实不行，制度会淘汰他。[全文][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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