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从小体弱多病，勤学好思。他是1964年上初中的所谓“老三届”。1966年冬，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北京、长沙、上海三地“串（联）”了一大圈。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看到山，坐火车，知道什么叫公共汽车；那是真正的红色旅游，尽找天安门、韶山、‘一大’会址这样的地方瞻仰……[全文]

　　新中国一开始，鄢烈山所在的自然村就是一个颇为有名的政治中心，在县、省和全国都有名，每年都有“工作队”来蹲点。
　　“九大”时，乡民们当然也去“游行庆祝”一下，但鄢烈山认为，这都是“应景走过场”，因为“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不种地就没有饭吃，以生产队核算收成，不像国有体制下的工人，可以拿着薪水打派仗。[我来说两句]

　　1994年，鄢烈山写了《受虐狂》，文中引用德国著名政治家、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先生回忆当中的一段话……
　　施特劳斯先生说，他个性形成，领导能力的增长和承担风险的勇气，都要归功于他在二战中的6年戎马生涯。但是，他说，“如果事先有人问我，是否愿意为塑造和求得自己的个性接受这样一个学徒期，我的回答将是否定的。事实上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全文][我来说两句]

　　那时的鄢烈山没有想到他会磨练成今天的样子。那时，他对时事还没有敏锐的感觉。到了“多事之秋”的1976年，未来的时评家还在钻研“傅立叶级数”（高等数学）

　　那时，他“还真以为‘公社是棵长青藤’呢”。那时，他“何尝想像过‘人民公社’会有一朝土崩瓦解？更不曾想像过改革开放、自主择业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全文][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