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力的整体提升，这是在过去十年比较明显的。香港的人才跟国家结合起来，可以参与国际性的事务。
一国两制是新的思路，是一个创新的解决问题，也是很灵活的，就是邓小平先生采取务实的态度解决香港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因为它是新的制度，一定会有很多的起伏。
大家在感觉上距离是拉近了，以前觉得中国大陆从农业过渡到工业的社会，现在从工业已经过渡到服务业、金融业等。
我想不但是选举，在政府决策方面，民意的重要性，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想这是我加入政府以后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随着上层建筑的改变，上层文化的改变。香港人已经知道，他们视野要放宽一点，而不是盯着香港这个小小的土地，比如大陆的股市和香港的股市有影响作用，香港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财经中心、金融中心，必须要了解国家的政策发展。
最新的民意调查发现香港人对中国，对中央，北京中央政府或者对国家的认同信任度都是大大提高，这是跟过去十年来，现在是最棒的。[全文]
过去十年，内地已经有它的城市文化，新的媒体，中产阶级，或者是比较多元化的社会，这才是将两个地方拉近的共同背景，因为香港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比较快的地方。
动力是在中国的改变方面。毕竟一国两制，中国是大，香港是小，主要的动力就是中国的改变，中国自己的发展。
我的看法是中国可以有很多的金融中心，北美洲有多伦多的股票市场，大家都有不同的角色，这是分工的问题。[全文]
那个时候从来不会想象上海或者北京像今天的发展速度，那个时候纯粹是觉得一种很特殊的国家感情。
感性的认识对将来的发展是很重要，而不是纯粹是从官方的文件、宣传去认识这个地方。现在年轻人我希望他们能多到内地去跑，不问什么原因，有时间去跑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参加旅游团的，拿着背包就可以去了。
香港是一个杂种，就是不同东西混在一起，混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混种的文化里，他消化灵活很多，因为它需要把不同的东西混起来，没有很固定的，跟内地中原为主的意识形体完全不一样。[全文]
香港是东西交汇的点，那个时候有一个景点叫落马，外国人来了都去那里望，看望中国大陆，看见中国已经是一个景点，很有趣了。整个香港的命运跟中国大陆是扣在一起的。
香港回归过去十年最大的改变不是纯是因为回归，而是因为中国已经参与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经济发展很重要的部分，不但是经济，文化全球化，也有中国的参与。
你要先找好在国家整个发展的位置，才可以找到在国际上的地位。[全文]
要比较公道一点看政府，应该放在具体的问题背景来看，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而不是将所有的责任归结到一个人身上。
在第三届政府，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因为以前走过的路里知道这样走不行或者这样危险，就可以避过他，经验很重要，落实一国两制的经验。未来这十年，应该是付出的代价要小一点，因为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记得温总理说这是一条不平凡的路，过去十年香港。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讲，都说出了他们的感受。[全文]
香港是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很多媒体都是比较商业取向的，商业取向就要看市场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
97年前比较明显的有一种奴隶感，97年之后，经过我刚才说的金融风暴、非典等等，大的事件之后，他们觉得需要知道他们的意见，政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香港政府一个很特殊的文化就是比较重视基层层面，过去为什么香港市民对政府的公务员有一个比较高的信任度，因为它是说得出做得到，是比较务实地处理问题。[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