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国15家主流报网媒体联合推出大型系列报道——“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些人，那些事”，共同承担起新闻界应有的使命和责任，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搜狐网独家支持。

　　1978年5月，南京的天有些闷热，南京大学哲学系楼前人影稀疏，看起来空荡荡的。胡福明和好友姚诚埋头走上楼前的台阶，两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姚诚对胡福明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话语间不无悲壮。引发两人不安的是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该文作者……[详细]

　　“一个少年时代就入党的党员，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怎样的风雨、怎样的世面以及怎样的明天。”著名学者、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葛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详细]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列席江西团代表讨论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京沪铁路是中国目前最优质的铁路资产，上市融资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刘，都欢迎各种有兴趣的资本进行投资…[详细]

　　 面对记者，胡福明不讳言自己再也写不出《实》那样的文章，“因为创作那篇文章背景下的乱世不再有了”；他也不认为那篇影响至巨的文章在观点上有何创新 …[详细]

思考的力量

　　颇值思量的是，采访曾任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葛林教授时，这位80多岁的老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居然是：“在那个时期（文革后），我独立思考了一些问题。”看得出来，葛老以此作为自我的褒奖。这让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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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30年前，十八位勇敢的贫苦农民正是在这里摁下鲜红的手印，掀开了中国农村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国千百万个乡村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30年后的今天，小岗人再次来到一个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合地、走集体之路，重新摆在他们的面前。

　　1978年12月，“十八户”的当家人聚集在村民严立华家，摁下了生死手印，分田到户。1979年作为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处在了风口浪尖“一开始就给我定了性。说我拉社会主义的倒车，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标准的现行反革命。”[详细]

　　村里想得很清楚，个体式的农耕作业只能吃饱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合地之路。 种种迹象显示，在“分田到户”30年后，小岗村走向集体合作的脉络越来越清晰…[详细]

　　在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看来，小岗村当前已经走到了一种蓄势待发的节点上，“我们将小岗的产业发展定位于现代农业、旅游观光业” …[详细]

　　村官沈浩表示，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的背景下，个体化劳作的小岗能够富裕起来才是不正常的。“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要富裕必须走集体合作之路。”…[详细]

　　一户农民将自己5亩地租给农业公司，每亩500元，获2500元农民每个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再被农业公司雇佣，每月得1200元，每年得到14400元总共16900元。比农民自己耕作翻了约8.5倍！[详细]

　　我所说的集体经济与大包干前的集体经济是两回事，现在的集体经济必须要有村办企业，没有企业光靠种田只能解决温饱。学南街村，小岗必须要有集体企业才能学。有了集体经济，农民有了收入，没有了后顾之忧…… [详细]

探索：通向富裕之路

　　一切，缘于生存的艰难。穷则思变，几乎已成为中国农村千百年来的永恒主题。走进小岗，你才会发现，中国农民对于这一主题的探索与开拓，还将继续下去。前路茫茫，唯有努力。 这或许正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之际重新品味小岗的最大价值。除了头上那一道红色的光环之外，小岗其实更像是中国千万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一片贫瘠的土地，千百勤劳的村民，没有更多的优势。 变，是唯一的希望。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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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沈阳。皇姑区崇山西路93号，一栋栋灰色的楼房已显现出老态，旁边有老人指点说，这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原址，如今这楼也有10来年的历史了。22年前，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任何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必然要经历一场阵痛，而阵痛过后，是新生的喜悦、幸福和希望…[详细]

　　那一天是1986年8月3日。沈阳市迎宾馆北苑会议厅。韩耀先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出声，也不敢出声，会议厅里挤挤喳喳的坐满了人，大多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工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白纸花，神情，就好像那白花一样肃穆…[详细]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始建于1966年，原是一个职工家属生产组。上级任命了石永阶为厂长，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厂长”带给石永阶的，没有多少荣誉，却是几乎一辈子的包袱…[详细]

　　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改革尝试，无疑为中国今后的改革作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增强了更多企业的活力、动力…[详细]

时代变了，要想的问题多了

　　此前有人将韩耀先比作一尊罗汉，说他面目狰狞、心地慈悲。见到他前，我不懂，也难以想象。老人快七十岁了，电话里委婉的说，不想再接受采访了，也没做什么事。现在，韩耀先的案头放着新的《企业破产法》草案，他抽空总要看看，想想问题，“时代变了，企业破产决不是我们当时做的那么简单，设计的问题太多了！”他依然为之忧虑，只不过眼神已经不济，需要老花镜的帮忙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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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温改革开放的历史，有一句口号不得不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的深圳蛇口工业区。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袁庚。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袁庚率先提出的那句口号，如春雷般滚过中国大地，振聋发聩；他率先提出设立蛇口工业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早两个月，比经济特区早出生一年多…[详细]

　　他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冻结原有级别、工资等级，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他接手时，招商局只有1.3亿（人民币）资产，他离任时，招商局资产超过200亿…[详细]

　　打破大锅饭 超产得奖金 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重新吃“大锅饭”，施工速度骤降。袁庚拍案而起，这4分钱的“官司”一直闹到胡耀邦的案头，经批示，才在8月恢复超定额奖。结果，运泥量又从每人每天20车猛增至100车以上。[详细]

　　民主选举之功 十多年无贪贿案 管委会两年一届，每届均由民选产生，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不信任票过半数就下台，包括袁庚自己。
　　批评区领导文章不用审 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发表《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指名道姓批评袁庚。袁庚不仅大为赞赏，还鼓励报纸要登批评文章，特别是批评领导的文章…[详细]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个很好的课题”

　　“蛇口的经验可能过三五十年再拿出来会有用。”一位当年蛇口的创业者说。蛇口和特区当年冲破重重思想束缚，杀开血路创新的制度有些在今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有些被各种文件、制度堵回去了。关键是人们的观念被“新传统”、“新模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被不断增长的“GDP”滋养得不思进取了。
幸好，有人仍有改革的激情。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立基有感道：“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个很好的课题。”第二次思想解放会让蛇口、深圳、广东再一次成为试管，再一次成为新观念、新体制的原创地吗？[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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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提起中关村，人们立刻会联想到联想、方正、同方、紫光、用友、华旗资讯、搜狐这些高科技企业，它们曾经和正在如此深刻地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联想到柳传志、王选、倪光南、段永基、王志东、杨元庆、冯军、王文京、李彦宏、张朝阳、周云帆、汪延等等，在这一长串闪光的名字背后，是不断被复制又不尽相同的财富故事。在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征途中，中关村无疑又是全国的一面旗帜…[详细]

　　作为中关村第三代创业者代表的张朝阳，更喜欢“驻足欣赏”。他领导的搜狐网，从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10年历程。10年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张朝阳表示，“我们还刚刚挤进决赛圈。”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心目中的决赛的：“未来当中国的网民达到四五亿的时候，我们希望搜狐网能够占据其中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样的位置，或许只有两三个。”而实际上，在中关村的历史上，搜狐网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详细]

　　虽然这位有着“中关村第一村民”之称的66岁的老人，已经不愿意回到往事的回忆中，但是，在中关村的历史上，28年前那曾经激动人心的开篇之作不会被人忘记。那是1980年的10月25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一个既无工商注册、又无法人代表的“地下组织”在中科院的半间仓库里偷偷成立起来…[详细]

　　翻开王志东大学毕业后20年的履历，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他似乎就是一个天生的创业者：198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在王选的游说下，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加盟北大方正集团从事软件开发，很快便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外挂式中文平台。1992年4月，不满于旧体制的束缚，王志东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详细]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

　　“中关村的先进性已经在变弱，中关村模式被简单的复制，中关村的品牌被无节制的滥用，现在已经到了该认真的坐下来发掘中关村巨变的真正原因、总结中关村的经验教训、认真规划中关村未来的时候了，”
　　 如果说，在刚刚过去的这30年中，中关村曾经作为一个领航者，带领我们国家开启了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新时代；那么，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中关村还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奇迹呢？我们有理由拭目以待…[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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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中国改革全面展开。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中国广袤的田野充满了希望。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城市，转向貌似井然有序但却缺乏活力的工业企业。此时的中国，奇迹般地重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从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改革的巨大影响下，企业改革在当时机制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国有地方企业（通称为“大集体”）中悄悄地试验了起来。地处偏僻一偶、名不见经传的海盐衬衫厂成了这次改革的明星…[详细]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步鑫生想到了改革，并且一出手就是几大“班斧”：他首先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　二是抓质量，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三是规定请假不发工资，若真生病要由他来决定是否补贴…1982年，固定资产从步鑫生接手的那年3万元，增加到1982年的113万元，从1980年至1982年间，实现税利164万元。[详细]

　　新华社发表了一期介绍步鑫生尝试企业改革的内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内参作了批示。这篇内参随后以《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为题，刊于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并以“编者按”的形式披露了胡耀邦的批示内容：“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详细]

　　浙江有一家报纸刊发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指责步鑫生专断独行、作风恶劣，触犯国家条例，侵犯职工权益。此事非同小可。中央急令浙江省委和新华社浙江分社查清事实，速报中央。省委联合调查组冒着特大风雪迅速赶赴海盐，对那篇报道中指出的问题作了一一调查。调查报告呈浙江省委常委…[详细]

“只要坚持改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对自己过去的改革尝试用“不后悔”来概括，对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某些困惑则认为“只要坚持改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报告文学《中国的回声》中，我们写了这样一句话：“历史舞台上的追光，毕竟不能始终凝聚在一个角色上。”由于众多复杂的原因，也由于他自身的局限和失误，步鑫生未能将他的企业改革持续、健康地深入下去。但他的改革尝试，犹如在他的家乡——海盐秦山核电站中的核原子一样，经过裂变产生了巨大的能量。
　　中国企业改革壮丽而厚重的大幕由此而被拉开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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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2日，在上海闸北区一座环境优美的小区内，找到了杨百万炒股工作室，见到了有“中国股市第一人”之称的杨怀定。 当他在1988年通过国库券买卖得到第一个100万的时候，万元户都还是稀罕物。作为第一批投身证券市场的代表，几经起伏，岿然不到，他的每一步，都刻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烙印。而今的杨百万，依旧生活在股票的世界里，但用他的话说，“虽然每天花在股票上的时间不少于8个小时，但只是为了兴趣，就像别人养宠物一样。”…[详细]

　　杨百万的第一桶金掘自国债买卖。“我是1988年3月28日从工厂辞职的，把自己的铁饭碗扔下之后，在家里躺了两个礼拜，琢磨该干哪一行。”在杨百万回忆中，那两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报纸——他订了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一共73张。在4月初的一天，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主意：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详细]

　　“1993年是一个转折，邓小平说，股票市场要大胆地试，他的话给了我一颗定心丸。1993年到2002年，从事证券交易不再是外人眼中的“投机行为”。当炒股成为养家糊口的工具，我研究市场，分析心理，真正转变为一个投资者。”[详细]

　　“我给自己算了一笔帐，我每天忙于炒股，并没有什么花费，按照每月10000元的花销计算，一年12万，50年就是600万。我快60岁了，活不了50年了，钱是花不完的了，我现在炒股，不是为了赚钱，只是因为兴趣，就像别人养宠物一样。” [详细]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采访杨百万，时间不长，但是印象很深刻。他话不少，但是有自己的尺度，提及具体股票，一律不讲。用他的话说，是要对买了他的炒股软件的股民负责，只有他们才能得到“点拨”。
　　 采访完杨百万之后，他的“第一桶金”就不停地在我的脑子里翻滚，在几个年轻的朋友畅谈创业的时候，我忍不住把杨百万的故事和他们分享了一下。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发现“先机”，才意味着财富的可能。当然，时至今日，即使是杨百万，也要高唱“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通过开发炒股软件这样的副产品，才能在而今的股市体系中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不倒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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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4年走上“神坛”，到1980年被否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曾是国内媒体关注最多的村庄。曾有960万国人到此“朝圣”－－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有一人。所以有人说，“大寨”二字的无形资产价值实难估量。改革开放后，作为被批判的“极左”典型，大寨沉默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大寨”为商标的各种商品突然面世，羊毛衫、核桃露……市场化的大寨一举摆脱“老农形象”，以崭新风貌面对世人…[详细]

　　大寨全体农民也被紧紧束缚在800亩土地上，从早到晚统一下地干活，挣“大概工”；队员鲜有其他自由，连戴手表、下馆子也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要“斗私批修”，苛刻得近乎自虐。[详细]

　　位于大山深处的大寨在80年代几乎无人问津。缺乏长远规划，大寨的个体民营经济各自为政，规模小，没特色，抗风险能力差。90年代初，大寨个体经济出现“破产潮”。于是， 让郭凤莲重回虎头山的民间呼声越来越高。[详细]

　　大寨二次创业中，最值得圈点的是旅游。1993年，郭凤莲邀请同济大学的专家对大寨旅游做了全面规划。此后，大寨展览馆、狼窝掌梯田、陈永贵故居、大寨民居楼等一系列景点被建设、整理出来，虎头山上开始大规模种树植草，恢复生态。[详细]

　　昔日23“铁姑娘”之一的李圆眼，其开办的“农家土炕饭店” 最有特色，三间窑洞分别按照“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家居特点布置，吸引了不少游人，60岁的李圆眼大大方方当起了“阿庆嫂”。 [详细]

市场经济“润物细无声”，方方面面改变着大寨

　　 采访中发现，大寨昔日的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比如不识字的宋立英老人，她至今不懂什么是“左倾”，什么是“资本主义”；“铁姑娘”李圆眼的孙女问奶奶“什么是资产阶级”，她嘿嘿笑着，“你过年挣了300块压岁钱，就是资产阶级”。
　　 大寨的现代农民，已经毅然走上了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这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无以阻挡。
　　在大寨的几天，每到太阳即将落山，我就要爬到虎头山上转一转。看着那一条条大石块砌起的拦土大坝，心里总有一种崇拜感：那时没有现代开山工具，只有一条条臂膀和原始的大铁锤！[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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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一本名为《等等灵魂》的小说，风靡大江南北。一些河南人买到它，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10余年前名震全国的“中原商战”。
　　而今，这一切似乎成了遥远的绝响。站在二七塔上俯瞰，亚细亚商场、华联商厦、商城大厦、商业大厦等参与“中原商战”的“六朵金花”虽已成没落的贵族，但它们当年所带来的竞争硝烟，却依然穿透历史空间，丝丝缕缕地在空中弥漫…[详细]

　　郑州二七广场，一方承载着革命历史与商业传统的方寸之地，20世纪80年代，这里一直是华联、西城、人民、德化等四家国有商场的天下，彼此各守“一亩三分地”，相安无事。但一切都在1989年5月6日这一天改变了，营业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亚细亚商场在经过几十万广告的狂轰滥炸后，闪亮登场。[详细]

　　创造历史的是人。同样，“中原商战”的几位主角，亚细亚商场总经理王遂舟、郑州华联总经理张淑云、商城大厦总经理李自强等，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以及与外界的勾搭连环，让整个“中原商战”充满极强张力。[详细]

　　“中原商战”的黄金期持续了不到10年的时间。1997年3月，商战的灵魂人物王遂舟抱病出走，8月，300多家供货厂家代表围堵亚细亚商场大门，要求清偿货款，这家曾独领商战风骚的商场，终于爆发全面危机，迅速走向没落。连带着，早已被“中原商战”拖得精疲力竭的郑州五大商场，彼此之间的联盟、竞争也渐趋淡化，郑州商业竞争的重心开始由二七广场外移。[详细]

打捞全中国人沉甸甸的历史记忆

　　 采访“中原商战”，其实是在打捞全中国人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上个世纪80年代末，随着社会商品日渐丰富，无数中国人消费意识觉醒，他们狂热性地选择了亚细亚，并由衷地热捧亚细亚引发的“中原商战”。在这场商战中，中国的消费者第一次感受到人性化服务、管理和文化创新，第一次认定自己是“上帝”，是“人”。
　　 无论今天如何评价“中原商战”在中国商业流通领域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都不为过。它是可歌的先驱，也是可泣的先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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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格里希早已长眠在他家乡的小镇。我国国营企业的首位“洋厂长”，用生命中最后的温度捂热了一座冰冷的工厂。
当他在1986年离开武汉回国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20年后这座城市会如此深情地将他缅怀。他曾服务的那家工厂也早已随着时代远去，不复存在。但是，那些关于责任、关于友谊、关于时代的故事千真万确…[详细]

　　1984年8月，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威尔纳?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武汉柴油机厂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但是，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后。[详细]

　　虽然1984年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第6个年头，让一个外国人掌握国企帅印，很多人仍然难以接受。消息一走，各种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外国人当厂长就成了姓“资”的指挥姓“社”的，共产党的领导怎么体现。[详细]

　　格里希在任期间执着于保证产品质量，一些员工却认为武柴作为农机骨干企业，其产品在当时的国内市场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格里希大火：“我的目标是国际市场！”。这是中国企业最早苏醒的国际标准意识，这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德国老人在为武柴做“百年计”。但是1986年11月，格里希苦心经营起来的质量检测体系。[详细]

一尊塑像，一个坐标，一座城市的深情守望

　　 2000年6月，年届80高龄的格里希最后一次访问武汉，武汉的变化让他欣喜不已，但是没有人敢告诉他武柴的真相，对武汉眷恋至深的老人向朋友说：我希望死后能把一部分骨灰撒入长江。格里希几次要提出看看武柴，陪同人员都以在修路等原因婉言挡开话题。人们实不忍这位老人看到破败的武柴而伤心。
　　 这位可敬的德国老人为武柴鞠躬尽瘁，在一个非常时代用他的才智胆略和责任心，把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与中国企业成功嫁接，拉开了中国企业界国际化人才管理的序幕。[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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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达天津机场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候机楼前的车辆川流不息，办理旅客乘机手续大厅、候机大厅和旅客到达厅到处拥满人群，一派繁忙景象。据统计，从1992到1998年，每年在天津机场起降的独联体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20多个航空公司的客货包机达2800多架次。85500多位洋倒爷频繁地在这里出入。按一人每次捎走中国货五千美元计算，一年捎走中国商品的折合成人民币达35亿元…[详细]

　　独联体货机在天津机场最"火爆"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直至1998年。每天都有飞机将货物运往俄罗斯等国，仓库内、外仍然是货物堆积如山，而且还有车辆源源不断的向库里交货。机坪上一排一排的飞机多数是货机。一些中国人与"洋倒爷"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详细]

　　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民间贸易如此火爆？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教授刘众介绍说，主要原因是由于九十年代伊始，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在生活物品上的匮乏造成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俄罗斯人非常羡慕，邓小平是他们最崇拜的领导人。生活用品的匮乏让中国货在那里相当紧俏。很多俄罗斯人都以穿着中国的风衣、防寒服为时尚…[详细]

　　1984年8月，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威尔纳?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武汉柴油机厂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但是，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后…[详细]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国际大循环，我们要在更大的市场空间参与竞争

　　 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的利炮坚船攻破了中华民族被历史锈住了的国门，打落了炎黄子孙盲目的自尊与自信。西方盗寇用鸦片污染了曾经渊远流长的文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款项......天津曾经是屈辱的开放口岸之一，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一次敞开了沉重的国门，虽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假冒伪劣"损害了中国产品的名誉，但是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后，我们以勇敢的姿态，满腔自信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国际大循环，我们要在更大的市场空间参与竞争…[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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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在《福建日报》全文刊登。这一年的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马胜利要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就是一个商业气息骚动的年代…[详细]

　　石家庄人没有谁不知道市内有个北道岔，就像北京人没有不知道前门的大栅栏一样；年龄稍大些的石家庄人没有不知道马胜利的，就像没有山东人不知道张海迪一样。“我们那是奉献的一代，也可以说是牺牲的一代，这也是我们那代人的特色。”马胜利说，每次说起以前，他都忍不住想落泪…[详细]

　　1984年的特殊气质，在元旦刚过不久就散发了出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在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在考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后，作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评价。这年的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详细]

　　上世纪80年代末，摇滚歌星崔健的一曲《一无所有》风行南北。用马胜利自己的话讲：“那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也就在这几年中，马胜利的声音响在各种场合的座谈会或讲座上。他提出的“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承包思路成为国营企业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详细]

没人能永远站在浪尖之上

　　 在科学史、艺术史和商业史上，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便会在某一个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这个现象很难用十分理性的逻辑来推导，它大概就是历史内在的戏剧性吧。就像战争筑就拿破仑一样，改革也造就了马胜利。中国的80年代，是一个巨人睁开惺忪的眼睛刚刚苏醒的时代。之前，我们的社会发展前进的速度太慢，慢得仿佛能让人听到那笨重的木车轮颠簸在崎岖山路上发出的“吱呀吱呀”的声音。中国改革发展的路子往哪里走，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不改革死路一条…[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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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没有一种车，新车试驾都会选在中南海；没有一种车，停产需由《人民日报》通报；没有一种车，会引起如此大争议；没有一种车，会承载这样多期望……除了她，红旗轿车！
时光如电，逝者如斯！红旗轿车在1981年接到停产令时，作为一汽党政一把手的徐元存和黄兆銮，共同见证了红旗轿车的艰难一刻。从那时起，昔日国车就陷入了“民族”与“进口”的痛苦博弈……而今回望三十年之沉浮，红旗轿车一次次在取舍中饱受争议，奋力突围，内中折射着改革开放后，民族汽车工业奋斗历程的缩影…[详细]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停产令，寥寥数字：红旗高级小轿车因油耗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红旗轿车就此暂别历史舞台，除了辉煌的记忆，她还留下许多。李中康说到，红旗轿车催生了一汽轿车分厂的成立，为其后合资道路打下基础…[详细]

　　1995年9月，以奥迪100为参照的小红旗轿车批量通过总装线。该车投放到市场后，人们把老红旗车称为“大红旗”，把新红旗车称为“小红旗”。这款车，是原有红旗车停产后，推向市场的第一批红旗轿车，市场表现不错，但也引发许多争议…[详细]

　　当前，国际汽车巨头正蚕食着中国市场，刚挺起腰板的红旗轿车也面临着空前挤压。如何走好下一步，将是红旗车的更大考验。毕竟，今日的红旗车与往日相比，产销量与性能已然两重天，但即使是被一致看好的红旗HQE，仍被老设计师程正指出“有劳斯莱斯的痕迹”。如何突破模仿，将是红旗轿车直面的最大瓶颈。…[详细]

“这个牌子不能砸”

　　 红旗轿车是国车！面对三十年来红旗车获得的好评与非议，如何在“自主创新”和“拿来主义”中，找到国车的最佳定位，是所有“红旗人”要思考的问题。人们并不想给红旗轿车强加“民族责任”，只望她能够重振昔日辉煌，这个辉煌不只在外形或价格上，更要在人们心中，重树国车形象…[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