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卓谈索马里海盗问题

　　于建嵘：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么看，因为从1997年到现在10年之间，群体事件是非常高的上升趋势。1993年我们国家是8403起，现在是到9万，每年都9万，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大家关心，是这么一个背景。对于群体事件这个问题，应该要有一种比较正确的认识，群体事件主要分为这几类，一个是公民，农民、市民他们的维权，他们因为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在这个方面主张利益发生一些问题。从去年瓮安事件之后，我们提到了一个社会概念，叫社会泄愤事件。所以这么多年来，你刚才提的很对，为什么去年那么多群体事件大家很关心，比如去年的瓮安事件、陇南事件，大家为什么这么关心？是由于去年一年，具有标志性的瓮安事件，瓮安事件有一个很大的标志性，因为它把政府、公安，包括党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你刚才讲的是总结了今年在群体性事件中间的一个特点，就是今年我们发现表现更多的是对警察的冲突，对警察冲突与去年某些事情有关。我们一般认为，警民为什么冲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因，就是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间警察走到了前面，实际带来了就是你前面讲的比如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带来了维权的问题，维权的时候警察去干预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后民众把愤怒或者把矛盾点对到了警察，这是一类。

　　第二类，你刚刚总结的很对，与警察发生的矛盾，不是警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就是警察本身又成了一个矛盾点，警察做他的事情变成了一个矛盾点，今年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讲为什么民众会把怨恨发泄到警察身上，我分析有三个原因：

　　第一，还是我们前面讲的，警察在执行任务中间出现了偏差、出现了问题，所以老百姓认为警察不公。

　　第二，今年各个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利用警察处理一些民众的纠纷。

　　第三，的确今年警察本身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由于民众的一些怨恨找到一个发泄口。

　　所以今年的问题，我认为你观察的非常对的地方，因为今年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把矛头指向警察更加明显。所以我想，群体性事件，从官民之间的冲突、从民与民之间的利益冲突，直接对于警民冲突，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这个信号从某些方面讲，也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众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国家的管制，他的认同的问题。

　　我最近一直在做这个调查，昨天我在深圳的时候，深圳市警察学校的校长曹光雄先生说，他带来一些警察，我们一起来聊、一起来交流。交流的时候他们讲到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他们有这么一个观点，说今年你会越来越感觉到警察在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不那么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感觉到警察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所以他们提出一个教育，主流价值的教育警察应该是什么。实际上你可能注意到，警察在我们心目中间在某些问题上，实际上就是一个行走在街头的国家，警察很重要。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讲，我们的国家一定要树立警察的权威，警察没有权威，警察就是走在街头的国家，他代表政府、他代表国家，他就是国家的一个象征。所以今年我们感觉到，这种转变我们值得检讨，可能对于这个国家社会形势的判断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