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能把1872年的晚清重臣李鸿章和1978年的共产党员袁庚联系在一起的，是招商局。1872年，李鸿章上书同治请求设立招商局，奏折呈上三天之后被批准。1978年10月，袁庚以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的身份呈报中共中央《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请求设立蛇口工业区，也是在三天后获得认可。
　　当跨越百余年的重复来到国门不得不打开的1978年，已年过花甲的袁庚被派到香港招商局，无意中被推到了改革急先锋的位置上。他在12月26日的上午来到荒寂的蛇口，在国家圈给他的这块2.1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当地人不惜以溺亡的代价逃往香港。8天前，那场被后世认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埋下改革开放的种子。但袁庚望着对岸的香港，一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焦急感还是涌上心头。结果他这一急，就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
　　7个月后，蛇口工业开发区开始正式运作。在许多人的眼中，袁庚领导的这场“洋务运动”简直是犯上作乱。“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在文革结束还不久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些做法不啻于一份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当袁庚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立在蛇口的大路上，有人说他已经彻底沦陷于资本主义的铜臭；可当他实行超额完成任务发奖金的鼓励制度时，吃惯大锅饭的工人却开始主动加班，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
　　 当袁庚开始冒险试验民主选举，打破干部终身制，有人说他这是挑战国家体制；可当候选人被群众问得冷汗淋漓时，失去民众信任的干部就注定无法在蛇口再混日子下去。他把指明道姓炮轰自己的文章一字不差的登报，不以言治罪的进步给舆论监督权利留下了充分的行动空间。袁庚在蛇口所有的尝试几乎都被指三道四，上至卖国下至损公肥私，可是国家既然给了这么一小块地方，就是全国人民都反对，那也得走条新路看看啊。
　　尽管“姓资姓社”的争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尽管不时有大帽子扣来，但袁庚在自己的蛇口新路上一走就是14年，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文化。幸运的是，经历了多年保守、僵化与封闭的中国，最终认可了在2.1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发生的巨大改变。
　　退休后的袁庚在朋友眼中是个“变天”的大人物，但却并不被人们所热爱，因为一直有人认为他带来了坏东西。每当此时，袁庚总会想起1978年他带手下去香港看三级片的经历，他对吓得战战兢兢的手下说：坏东西你不去接触，怎么知道他坏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