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蕾娃娅，是第一批苏联援华专家，参与中国“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建设。中苏关系破裂，在最困难的时候，她选择留在了中国。

　　曾经，叶瑞兰被推到了抉择面前。是选择做柯蕾娃娅？还是选择当叶瑞兰？

　　“他们告诉我，可以马上回莫斯科，只要我愿意。” 柯蕾娃娅的声音高了起来，“知道吗，我不能走，我的爱情在这里，离开中国我将失去一切。上帝。”从此，作为一名北京化纤学院的俄文讲师，虽然每天仍然频繁地使用俄语，但柯蕾娃娅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距离祖国越来越远。

　　因为说话太用力，96岁的叶瑞兰需要稳定一下，她布满青筋的双手安详地扣在腹部，倚在桃木椅的靠背上，积攒着再一次说话的力气。她低头看着自己上身穿的兰花底纹衬黄色小花的衣服，周围所有的桌布、衬垫、椅子套布也全部都是俄罗斯风格的花布，整个房间就如莫斯科市内任何一个普通的房间一样，只是它远在温暖的北京。

苏联专家柯蕾娃娅早已成中国老太

　　老人抚摸着胸前的十字架，抬头望了一眼对面的镜子，镜子上一尘不染，镜子下面分明写着“永远忠于毛主席”几个油漆字，字的颜色鲜艳得就像50年前那个铁血洪流的年代。

　　柯蕾娃娅凝视了那面镜子一会，她笑了，有如她在镜子里看到了叶瑞兰拥有的一切。“为什么不回苏联，因为我的爱在中国，我爱上帝，我也爱他。”柯蕾娃娅说。

　　随着“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左倾的路线逐渐占了上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这些风风火火的运动就发生在“二五”期间。

大炼钢铁在中国一度如火如荼的上演

　　工业“以钢为纲”是最为响亮的一个口号，1957年我国钢产量仅为335万吨，1958年就要同比翻倍，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铁)、群(群众运动)”，最终剩下的只是一堆废而无用的铁疙瘩，各地遍布至今的小高炉也只能沦为遗迹让人凭吊唏嘘。

　　更严重的是农业的“以粮为纲”，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而粮食的真正数量是做不得假的，老百姓总是要填饱肚子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我国总人口足足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被官方称作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曾评价过，“三年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日本经济则平稳高速的步入“岩户景气”，迎来战后第二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大量生产汽车、电视及半导体收音机等家用电器，钢铁取代纺织品成为主要出口物资，1959、1960、1961年度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分别达到了9.4%、13.1%和11.9%。

　　1960年12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要在此后十年内，使日本国民的收入增加一倍，以“显著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与实现完全雇用”为目标。在这十年间，日本的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

　　中国经济再度被世界远远的甩在了后边。

　　1964年10月，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饿着肚子的中国人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核实验。中国挺进有核国家的行列，这也作为国家工程在日后被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