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但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条路的选择，当时仍存在极大争议。表面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政治角力。1992年以前，特区一直处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漩涡，甚至有人认为，特区与“租界”已没两样，只剩五星红旗是红的…

　　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难！难！但袁庚竟然敢！

袁庚当着邓小平提出“时间就是金钱”

　　袁庚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袁庚最初提出一句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后来才在别人的建议下去掉中间一句。施工队用三合板做了块木牌，竖在太子路旁的显眼处。两天后，一名不识字的民工将那块牌子拆走当柴烧了。袁庚又命人做了一块，这次只提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然而，这句口号却一度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直到邓小平日后大加肯定，这句口号才被收藏入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座标。

　　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并没因此结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老干部聚餐，突然有人再提：“广东如此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袁庚举重若轻：“你说这是社会主义呢，老百姓就说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呢，老百姓就说资本主义好。你想老百姓说什么？”主持聚会的任仲夷哈哈大笑。

　　1978年，是中国“脱胎而出”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华人首富李嘉诚出席了天安门国庆典礼，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年里，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摁下鲜红的手印，宁愿杀头坐牢，也要分田到户，中国千百万个乡村就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年里，邓小平不顾高龄出访日本，只为寻找振兴中国的企业样本。

松下幸之助访问中国享受国宾级接待

　　松下幸之助随后的回访无疑释放了巨大的善意，经济上一枝独秀的日本最早抓住了投资中国的机会，以至于数十年之后日本商品仍然是优质的代名词。有人抓住了机会，也有人错过。通用董事会否决了与中国合资建厂的计划，这家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轻易地放弃了到嘴的肥肉，脚步比德国大众足足晚了将近20年。

　　在邓小平的支持之下，中国开始了南北不同的变革之路。以首钢等企业为首的“放权”试点改革在1979年拉开序幕，共和国的长子们就此在默许的倾斜和扶持之下开始了自己的壮大之路。南方的“经济特区”也快速发展起来，深圳初试土地出租，短短五年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当仁不让充当起改革的排头兵，中国自此南风渐起。

周冠五无疑是国企改革者中的巨人

　　毛泽东时代的遗留下的不只有越走越窄的计划经济，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上山下乡的知情。他们要吃饭，他们要生活，就业无疑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国务院迅速批文，承诺“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后来，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个体户”。单单在法律和政策的层面上，中国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就此确立。

　　青年人接受农村十年的洗礼，最耐不住的就是匮乏，集体返城后便开始了对物质的极大需求。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内地第一条电视广告“参桂补酒”广告。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绝迹30年的可口可乐也成为时尚男女的最爱，和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一起风靡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