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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规划(2006-2010)

  虽然被列为新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但是严格地说,从“规划”的意义上,这个时期应该被算作“第一个”。因为,此前的十个,都是“五年计划”。由计划向规划转变,也成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此前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将被淡化,如何真正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则成为对政府的更高要求。

  宣传多年的“先富论”也被“共同富裕”的主调所替代,而规划中添加的更多关注民生、体现民意的表述,则是为了在改革和发展成果中利益兼顾,让各个层次的老百姓切身获得经济发展的实际利益。

 
乌金之梦 财富下的两种面孔

  在2001-2008年的中国经济周期中,煤炭价格的戏剧性暴涨是最耀眼的符号。随着一车车散着黑光的乌金被不断运出省外,煤炭财富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增加,急剧冲击着原有稳定的社会经济生态。

  陈建设,小学文化,38岁,2001年他承包了一家国有煤矿,年上缴承包费100万元。他的年总利润就能达到1.52亿元,平均日收入41.6万元。

  “曾经有人向我推荐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附近的房子,我觉得他们不了解我。你想,我到北京买房还要‘望’京,那我还不如在大同买房呢,里外都是个‘望’京!”陈建设说。“我要买就买‘一环’的房子!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否则不买!而且要买就买一个单元,均价4万元一平米!我给亲戚朋友也都买了,这样咱在北京没什么熟人也不要紧,好歹能凑4个人打麻将。”

煤矿让煤老板一夜暴富 资金出路却不明朗

  用金钱和物质来填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成为了煤老板们心安理得的“自我修炼”。但是他们手下背井离乡寻求生路的矿工对于财富的追逐则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

  在山西,本地人一般是做二、三线的工种,一线的采煤工大多是外地人。原因很简单,外地工人都是以籍贯成团的,如果有事故发生,外地的只要给钱就行。按照井下的规矩,越危险的工作工资越高,最高的已经接近7000多元,但这个钱只有外地人敢拿。他们常说的口号是“脑袋别在裤腰上,过一天算一天”。

  生命是有尊严的,也是平等的,但在矿区,人命是可以按价格衡量的。

  为工业发展忍受数十年“剪刀差”的农民率先获益。2006年起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要交的“皇粮”不用交了,而后陆续出台的种粮补贴、新农村建设、新农合和新农保政策也彻底将农民由“输血者”变为“亲儿子”。变革才刚开始,彻底解决中国数十年的“三农”问题尚非一日之功。

  同样受益的还有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他们开始作为新增长点凸显。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让资金和政策得以倾斜反哺。而缩小东西部公共福利和公共支出的差距,尚需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和东部地区对西部的支持。

新农合制度让8亿多农民病有所“依”

  在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高能耗与高污染成为中国崛起中两个令人尴尬的伴生物。中国的高能耗成了全球能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出现了“中国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的怪现象,而与国际巨头谈判权的缺失也让中国“隐性流血”不断。伴随着经济的成功,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愈来愈多的群体性事件也因环境问题引发,成为社会激烈矛盾中的一颗定时炸弹。

  不期而遇的经济危机为世界增添了变数,自去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国纷纷推出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共同对抗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加剧,自由的经济政策一去不返。后发中的中国经济在风暴中已经感受到深深的寒意,自主创新已经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中国。“十一五”规划尚在继续,而经济的增量不能永远只是GDP总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的是国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国富之外尚需民众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这将成为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大考验和能取得的最大成绩。

  本组专题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刘国光主编的《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和吴晓波所著的《激荡三十年》以及其他资料,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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