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鼠年岁末，36岁的打工妹赵丽像前几年一样退掉了养老保险，岁末退保是绝大多数打工者都会做的事情。虽然退到的钱不多，但年关当前，这笔钱对于返乡的她来说相当重要。

　　从2003年开办以来，深圳市社保基金个人服务中心每年春节前都会迎来一次人山人海，数百人紧紧的挤在一起，天还没亮就开始排队，景象如同春运时的火车站。这些人几乎都是外地人，都是为了办理同一件业务——退保。

　　赵丽和其他打工者一样，认为退保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其实没人不希望当自己变老时能有一份可靠的养老保障，只不过对于他们这些工作屡屡变动的打工者来说，这个愿望很不现实。当他们要到其他地方工作时，他们只能在无奈中取回自己账户里的钱，了断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系。

　　正在赵丽为退保而高兴时，国家的社会保险法草案正在面向各界征求民意。草案引起公众巨大的关注，收集建议数量甚至超过了物权法，而养老金的跨地区转移接续又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对于中国上亿流动人口来说，养老保险跨省转移或许可以打破他们“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的怪圈。

　　不过，这消息并没让赵丽高兴多久。“不能退保”新规定的出台让她觉得打工者的建议似乎没有被考虑到。在2009年年底，这造成了历年来最大的一次退保潮。尽管前方是养老保险跨省转移接续的美好，但还是无法掩盖“不能退保”的残酷。

　　赵丽有点儿急了。对于她这样的打工者来说，繁琐苛刻的转移条件和过程给他们本来就已沉重的生活又带来了不少麻烦，她预想不到在跨省转移背后那些因地区差异而带来的种种未解决的难题，但是她可以感到一种不自主的被动和强迫。如果不能退保，她将失去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就像她的一位工友所说，我们农民收入低，负担大，没有前途也没有希望，活一天算一天，花钱买社保，本来就没什么作用，现在不让退保，实在想不通。

　　赵丽甚至开始怀念以前的旧规则。尽管入保不能完全自愿，但是退保却是完全自由的。她无法从媒体对新政策的解读中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部分。也许改变的初衷是好的，但这改变似乎还不了解打工者真正的愿望。

　　2009年12月31日，社保退保的最后一天，深圳社保服务中心前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人们尽管被告知选择退保是一种短视行为，但还是希望可以最后一次拿走属于自己工资的那一小部分。而在一个小时车程外的佛山，退保的紧张气氛不幸被打破，激动的打工者们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为了能够退保而不惜流血。

　　赵丽被夹在汹涌的退保人群中不能动弹，她的心情焦虑而茫然，她不知道今后怎么办，她只愿今天能够拿回自己的社保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