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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遥无期的房产证

张娟芬是第一户拆迁后,搬进小区的,但在这里住了12年多,她还没有拿到房产证。

工作都是环卫绿化

早晨5点多,于青阳就得起床,花四十分钟骑垃圾车去扫街,“一天累得跟孙子似的。”她说。

最担心后代生活问题

因为夫妻俩一共只有两千多元工资,刘栋国的小儿子到30岁了,才不得已要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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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北京东湖村一队拆迁,刘栋国分到了三套两居,但至今没拿到房产证。2000年,东湖村三队拆迁,于青阳家六口人,拿到了86万补偿款,花60多万买了两套房。2003年东湖村四队拆迁,赵海峰拿到了一百多万补偿款。2009年和东湖村相隔不远的大望京村拆迁,很多人拿到了几百万补偿款。

  如今,刘栋国的老房子那早已成了闹市,房价涨到了两三万,对于他们这些最早被拆迁的人来说,不敢和大望京村的人聊天,因为聊了就活不成,他们只希望能早点拿到房产证,好让心里踏实。

不同的拆迁不同的故事

本期人物:刘栋国

  原北京东湖村一队村民,1998年拆迁时补偿了三套房子,但至今无房产证。拆迁前,刘栋国和老伴借自家房子靠街,修摩托车、开饭馆,每月能收入一万多。如今全家只有儿子一千多的工资和老伴的养老金。

本期人物:赵海峰

  原北京东湖村四队村民,2003年拆迁时补偿了一百多万。农转工之后,赵海峰最初做了几年联防队员,主要就是防外地人,查暂住证。后来联防队员被取消了,他转去做了环卫工。

精彩言论

“越往后拆的,越实惠,我们现在也不图和大望京村的人比,就希望能拿到房产证,落个心里踏实。”——拆迁户张娟芬

“我们小区都没有幼儿园,隔壁小区的幼儿园一个月就算套5000,都送不进去,还得有人、有关系。”——拆迁户刘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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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12年 至今没有拿到房产证

  1998年,北京东湖村一队开始拆迁,张娟芬和刘栋国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最后一年。张娟芬家分到了一套两居室,刘栋国家分到了三套两居室。

  2000年,东湖村三队开始拆迁,于青阳家六口人,拿到了86万补偿款。花六十多万,在望京买了两套房,手头还剩下二十多万。

  2003年,东湖村四队开始拆迁,赵海峰家拿到了一百多万补偿款。他说现在讲拆迁让大望京村的人成百万富翁,那早就不新鲜了。

  张娟芬说,“越往后拆的,越实惠”,她现在不敢和大望京村的人聊天,要不就不能活了。

  张娟芬家是第一户搬进望京西园一区的。在这里住了12年多,但至今她还没有拿到房产证。“说是福利分房,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拿到房产证。后面搬进来的人家,都拿到了。”

  刘栋国家的三套房也是同样的情况。有一次他家地板砖坏了,想修修,物业的人专门跑去跟他说,你现在只有居住权,房子还是公家的,不能乱修乱整。

  

只有拿到这个红色的小本本,房子才算真是自己的,哪怕它仅有70年。

  张娟芬、刘栋国还有好多拆迁户都去找过相关机构,给他们的答复无一不是再等等,再等等。“我们现在也不图和大望京村的人比,就希望能拿到房产证,落个心里踏实。”张娟芬扯着大嗓门,越说越激动。

  “一共348平米”,刘栋国还保存着拆迁前老宅子的房产本。当年拆迁时,按照相应规定,他们一家四口人分到了三套两居,共计301平米。“按理他们还欠我们40平米呢。”刘栋国的老伴愤愤不平地说。[全文]

拆迁后农转工的人给安排的工作都是绿化、环卫等,工资千元左右。

安排的工作都是环卫绿化 每月工资一千多

  刘栋国说自己家是典型的拆迁返贫户。

  拆迁前,他和老伴借着自己家房子靠近街面,一个修摩托车,一个开饭馆,“生意好的时候,93、94年我们家一个月能收入一万多。”早在1984年,他们家就成了万元户。

  

  当年开发商曾答应刘栋国,等新房建好后,会补偿给他一间门市。也正是这个承诺,让他很爽快地在拆迁同意书上签了字。但没想到,开发商换了一拨又一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也换了又换,门市的事情没有人承认了。家里的收入就全靠两儿子每月一千多点工资,和老伴1100元的养老金。

  早晨5点多,于青阳就得起床,骑车赶四十多分钟的路去扫街,“一天累得跟孙子似的。”十年前,她所在的东湖三队开始拆迁,除了86万拆迁补偿款,她和家人的身份都发生了变化,从农民成了工人。

  那几年,东湖村农转工的人,相关部门给安排的工作都是园林绿化、环卫、建筑或者联防队员,工资都维持在一千多点。

  赵海峰最初做了几年联防队员,后来联防队员被取消了,他转去做了环卫工。每天下午扫完街,他就溜达到公园里去,躺在长凳上晒太阳。

  刘栋国的两个儿子上完初中后不愿再读书,农转工时给他们安排去建筑队和联防。刚开始,小儿子在建筑队每月工资三百,后来慢慢涨起来,现在一千多点。生孩子前,小儿媳在一个公园买票,月工资也是一千多。

  98年东湖一队拆迁时规定,农转工后有两个选择:一是要工作,一是要钱。要钱的,每个人一次性给三万。刘栋国和老伴选择要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都是有手艺的人,等开发商给了门市,生活就有着落了。 [全文]


 

孙子上幼儿园花5千都进不去 担心后代生活成问题

  在采访中张娟芬一直抱怨自己的基本工资才750元,太低了。丈夫早些年下岗买断,再找的工作也没有能干长久的,便在外面打零工,还开过一段时间黑车。张娟芬想过去申请低保,但人家告诉她有房,有手机都不够条件。

  拆迁后,刘栋国和老伴都开始交养老保险,到今年他交了49000元,但因为还没到60岁,所以还得继续交下去。老伴已经开始领养老金了,每月1100多,也够全家人吃饭吃菜。

  “最好是北京姑娘,学历越高越好。个子再比你稍微高点,要漂亮点的。”赵海峰一本正经地,对记者说着自己对儿媳妇的要求,希望记者能帮他介绍几个姑娘。

  赵海峰就一个儿子,不到26岁,据他讲目前还在读书,之前谈过几个女朋友,但赵海峰都看不上,所以他决定亲自给儿子找。接受采访前,赵海峰先像查户口似的,问记者的籍贯、收入,当得知干媒体的收入还可以后,他便要求记者给他留意着点。

  刘栋国的大儿子31岁了,谈过很多个女朋友,但还没有结婚。“他现在找的那个,比他小10岁,还在上学。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找比自己大好多的。”为了这事,刘栋国没少和大儿子干架。

  这些年来,大拆迁是许多城市的普遍现象。“钉子户”之所以成为钉子户,一般是认为拆迁补偿不合理。这片房屋就像一个孤岛矗立在十字路口。据附近居民称,围墙里住着两户人家,是两兄弟,围墙内的面积大约有500平方米。

  因为夫妻俩收入一共只有两千多,今年刘栋国的小儿子30岁,才要了孩子。刘栋国让小儿媳辞了卖门票的工作,“一个月也就一千块钱,还不如在家好好带孩子。”他们打算至少让小孙子吃六个月的母乳,健康,也省钱。

  刘栋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孙子上幼儿园的事。因为望京西园一区物业条件差,没有幼儿园,只能到旁边的小区幼儿园去上,但费用却让他们望而却步。“一个月5000,都送不进去,还得有人、有关系。”

  张娟芬和于青阳都只有一个孩子,还在上高中。现在让她们最发愁的是,以自己现在的工资水平,他们要上大学,那该怎么办。(因被采访人要求,文中名字都使用化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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