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开始，山西吕梁的乡宁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倡导县里的煤矿实施“一矿一事一业”，悄然开始了一场“劝富济贫”的实验。中国的国情就是如此，做很多事情都离不开政府推动。在乡宁的实验中，政府推动了舆论，舆论挟持了道德，当人不能生活在真空里时，乡亲们的口水就成了劫走煤老板钱袋子的最强大武器。[新闻回看]
“乡宁模式”到底是劝富济贫还是逼富济贫？
贫困让红头文件和道德成了最直接有力的武器
在经济贫困的地方，道德的力量往往尤为强大。每个人都期望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实际上谁也不能天然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我们可以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宣言摇旗呐喊，但也须认识到将资本投入慈善与投入再生产，“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分”。
这项被当地官员称之为“劝富济贫”的措施，实际上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推进的。比如乡宁县规定：凡属乡宁县开办的煤矿生产企业，都必须在本县境内创办或联办一个促进农民增收途径最便捷的非煤企业；兴办一项社会公益事业。2004年，乡宁县推出了“一矿一业一事”活动…[详细]
一位当地官员说，这是劝富济贫而非“劫富济贫”，靠的不是强制手段，主要是靠舆论、靠宣传、靠表彰。正是这种方式也会让一些不愿“出血”的煤老板有苦难言。“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乡亲们的口水是强大的武器”，“大家都捐，你不捐不好看”。张效彪后来承认，有一些煤老板也在背后骂他…[详细]
劝富济贫为何能够轰轰烈烈的出现？
“乡宁模式”背后其实是各方利益间的和谐博弈
煤田占了乡宁县78%%的面积，有100多座煤矿，年产量1000多万吨。100多个煤老板拥有100多亿资产，这100多名老板的年收入超过了全县23万人口的总和，于是，我们就看到一边是开着名车的煤老板，一边是没有煤烧的老百姓。可实际上，推动劝富济贫的或许是1个政府、100个老板以及23万百姓之间的一场利益博弈。
张效彪说，煤老板们有钱，但没有社会地位，心理容易扭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引导他们，给他们一个赢得荣誉感和社会地位的机会。2005年1月，张效彪当选山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在升任吕梁市纪委书记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始实行“一矿一事一业”…[详细]
煤老板“豪富震江湖”的同时，频发的矿难又为他们的名声添了许多“煤灰”。有人认为，煤老板的捐款其实是对自己暴富的“原罪救赎”。马立农说，百姓把我们煤炭业称作“挖的是老祖宗的骨头，踹的子孙后代的饭碗”，我们拿一部分钱出来作一点弥补，太应该了…[详细]
贫民百姓羡慕嫉妒之后可得到实惠
“劝富济贫”不止在乡宁县，但乡宁县的捐款规模最大，达到6．5亿元。这批巨额资金中的3．5亿元投向了“一事”，包括211个工程项目，主要是修农村公路、建学校和解决吃水难问题。另外3亿元资金则投向“一业”，出现了高天牧业、惠民养殖厂和翅果生物制品等不少知名的非煤企业…[详细]
合理的问题不能用不合法的手段来解决
我们不能依靠劝富济贫模式来解决制度性贫困
发展机会的不均等、政策性缺陷、制度性不公等造成的贫困和落后问题，绝不是靠道德和劝说能够解决的。“当官的品质富有，老百姓的钱包才能富有。当官的品质贫穷，老百姓的钱包肯定贫穷。”这个朴素的思想出自小学尚未毕业的“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口，但我相信这或许比任何学者专家的理论更适于解决中国的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
“劝富济贫”于法无据，但符合现实。“政府部门发个文件就收钱，企业受不了”，但政府把煤矿交纳的这些钱确实用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是比较合理的，但“注意要把合理的事情向合法方面调整，而且必须符合市场原则”…[详细]
“乡宁模式”放大来讲，实际是政府主导、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模式，它存在产权上的问题。政府只能进行有限干预。宪法要保护个人财产，但乡宁这种行为在劝富和劫富之间找不到一个点。解决贫富分化，其实可以用税收解决…[详细]
解决贫困的根源还要依靠制度变革
造成贫困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很大程度是由制度而不是所谓的个人性格造成的。有学者甚至断言，“穷人太穷”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获取的机会太少，更是因为他们在被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剥夺。因此，解决贫困的根源问题就应该靠制度变革，而不是靠“劝富”之类的细枝末节上的修修补补…[详细]
本期责编：徐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