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最大的，不是国有企业和大型公司，而是众多利润微薄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会变得更糟。香港中小企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通过行政命令来提高最低工资，将导致3%-5%企业在涨薪中倒闭。[详细]

　　为了继续生存，中小企业在劳动力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很可能裁掉一些工人来维持利润。另外，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也会导致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而这些成本升高的产品进入市场交易后，就只能由更广大的消费者来承担了。[详细]

　　在中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更复杂。由于职工社保金缴费额是根据上年社会在岗平均工资来计算的，所以工资涨了之后，社保缴纳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样看来，涨了的部分其实是被社保部门收走了，到最后，到手的工资可能还是那么多。[详细]

　　事实上，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过最低工资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1%到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就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详细]

　　2007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将最低小时工资从5.15增加到7.25美元。但很快，众议院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业减税条款，就不批准该议案。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后的结果是：最低小时工资从5.15增加到7.25美元，同时5年内给小企业减税48亿美元。[详细]

　　国外的先例说明，在讨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时，他们考虑到了该政策实行之后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不良后果采取了“配套”预防措施，防止“好心办坏事”，避免了让其他群体来承担政策不合理的一面。美国在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

　　许多研究都表明穷人消费率比富人高，提高穷人的工资能够更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在中国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里，最低工资拉动需求的效果，应该比美国这样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显著得多，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更可能被其正面影响所抵消。[详细]

　　如果中国真的想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还是需要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小企业的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等等……总而言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政策，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制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