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备森严、刀光剑影的公捕公判现场，枷锁缠身而歪搭着脑袋的犯罪嫌疑人，五花大绑死囚胸前的黑牌和被朱勾的姓名，热闹异常的游街示众，还有情绪激昂的、反感冷漠的和神情凝重的观众，这样的执法场景在不同的地点在相同的重复着，且有越演越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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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捕公审，是一种很不好的方式
在香港犯罪嫌疑人还会被黑布蒙头
公捕公判早已过时、不合时宜。现代法治精神缺失，是“公捕”长期存在的原因。 古代“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即将人在闹市处死然后弃之于市(暴尸街头)供人观看，这种刑罚的目的是要以公开行刑来震慑犯罪和恫吓民众，古时乃至近代枭首之后将头悬起来供人观看，也是要达到 同样的目的。后来，的游街示众，主要是把那些暴露或者被暴露的贪官们拉到街上示众，允许围观群众向他们扔黑砖头、丢臭鸡蛋。现在，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公权力机关将这些人公开展示，有些地方还给他们剃光头、挂牌子，羞辱他们的自尊，这就侵犯了人格尊严。[详细]
业内人士指出，公捕公判游街示众之所以死灰复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关执法机关急于要展示其执法的“业绩”，展示其严格执法的形象。
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已推行死刑犯执行前与亲人合影，与家人共同进餐，有的死刑犯采用注射执行而不采用枪决，有的轻刑犯可以与配偶限期定点同居，可近回去与家人共度周末。[详细]
法律只有惩罚人的功能，而没有羞辱人的权力
公捕公判并非刑事诉讼法定程序，游街示众更是赤裸裸的对案犯的人格暴力
公开凌辱“罪犯”，与罪犯何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尚且说：“刑罚如同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为代价，来显示法律的威力，意在对潜在的犯罪意识进行法律威慑，制造“法律恐怖”。
第一，在任何诉讼阶段，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告人、上诉人，其人格尊严都不受侵犯。第二，“公捕”和有罪推定、群众舆论是密不可分的，使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难以有效行使。第三，“公捕”存在超期羁押等违法现象，侵犯嫌疑人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在公众场合大张旗鼓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示众，等于在事实上给他们定罪了。因此，将犯罪嫌疑人拉到广场示众，首先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严打手段早已过时 很僵化也很无效
威慑一时只会让最后的爆发来得更加猛烈
民众不怕死，又怎能用死来威胁他们呢？人的天性就是“畏死”，之所以“不畏死”是因为有比死更不能忍受的东西在压迫他们。孟子说：“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死有所不避也。”当对老百姓的压迫已到达让老百姓宁可死也不愿意承受的地步，那么当然就“民不畏死”了。
关注老百姓的根本利益，这是个大前提，“威”是建立在老百姓对政府的“信”的基础上的。“信不足，焉有不信。”只要政府是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的利益服务，老百姓又怎么会不信任政府呢？只要满足了老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需要，谁会能过好日子还去找死呢？
老百姓，只要不是逼迫得太厉害。他们其实真的很容易满足。官逼民反不只是小说里才有的情节，也许对你来说只是一句话的事。但对于下面的人可就是一生相关。多部门联合起来，少让人绝望自然就少了这许多悲剧的发生。严打，威慑一时只会让最后的爆发来得更加猛烈。
震慑犯罪安定民心，不如干些实事，破获一批未破之案
打黑除恶，更重要的是还老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打黑除恶的效果是看社会治安状况，不是聚集上万人看公捕大会，看如何践踏人权。“示众式执法”的过程，既是一个公民公然蒙羞的过程，同样令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蒙羞。
若有罪，该抓的抓，该审的审，该判的判，把人五花大绑的展示于大街上，打黑除恶治理的效果是看社会治安状况，不是聚集上万人看公捕大会，看如何践踏人权。 新闻1：派出所当街曝光卖淫女照片 新闻2：公开处理百名卖淫女嫖客引来千人观看
游街示众作为执法者的一种野蛮的情绪宣泄，除了起到羞辱当事人及家属作用外，对预防犯罪威慑不法并无任何积极效果，相反的，反而容易激起当事人及其家属仇视社会的对抗情绪，要么使当事人陷于绝望而自暴自弃，要么使当事人羞辱难当而蓄意报复社会，甚至还会对受众起到了一种消极的示范效应。
被处以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今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法院判决有罪，一种是无罪。公开逮捕容易让人误认为，犯罪嫌疑人已经构成犯罪，导致偏见的形成，并最终影响到判决的公正性。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说得很好：“我们必须找到人道和创造性地审理这类案件和对待这类人，而同时又对他们的行为(而非他们个人)以及构成其行为基础的社会条件表示社会谴责的方法。”全社会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预防犯罪。[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