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4日，日本岩手县和宫城县发生里氏7.2级的强力地震，气象厅在8:43分51秒预测到地震，三秒后即在电视上发表地震预报：预计四秒后将发生5级地震。这对正在疾驰的火车汽车的紧急刹车，核装置和有害物质的关闭等有重要作用…[详细]

　　在上世纪初，日本已建成高密度、高精度、连续式的GPS监测网络，几乎每个城镇的地壳变形均在监测之中。日本的地震台站，不仅仅用之记录已发生的、已造成人员死亡的地震，而是灵敏地监测平时地壳传播的地震波速度的变化，从而提出临震预报。[详细]

　　早在1978年，日本便制定《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政府建立中央防灾指挥系统。各都、道、府、县的警察本部都设有紧急援助队，电力、通信、煤气、运输等部门也都有防灾体制，既能各自为战，又可统一行动…[详细]

　　日本政府不断提醒国民：在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里氏7级左右的地震，更是通过三维图形描绘出7级地震发生后的具体受灾情况。由于这些地震预报信息公开，因此各企业机构都相应制定了地震发生时职员疏散与救助方案[详细]

　　在城市建设规划之时，日本就十分重视防灾避难的设计。日本住户各个家庭阳台相通，以备意外时互相支持或避难。1981年后，日本所有高层建筑都要求能防范7~8级地震，2006年，曾有一名建筑设计师因抗震数据造假被判5年监禁…[详细]

　　日本各地建有地震博物馆，市民们会带着孩子们前去参观学习。旅客入住饭店会先被带领查看逃生系统，企业给员工发放紧急救援包。政府还不断提醒市民在家中备好三天的干粮和饮料以备应急之需，装有20多种防灾物品的“防灾包”已成为必备品。[详细]

　　“中国未来5年将建3600万套保障房，但有的人提出，这个建设计划超越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但是为什么没人说建了这么多大办公楼超越了地方政府的能力呢？为什么没人说买这么多车超越了能力？关键还是政府对于居民住房问题究竟有没有责任，有什么责任？”——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详细]

　　我国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把地震预报分为10年内的长期、1～2年的中期、3个月内的短期、10日内的临震等4类地震预报。不仅十年的时间尺度不够科学，而且短临预测也备受诟病。“怎么能够凭借一张卡片就囊括平时对诸多震兆、前兆，甚至还包括可能出现的宏观异常现象以及诸多图件的分析判断过程呢？”[详细]

　　日本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曾经表示：“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收入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它也依赖于社会比较。比如分配偏差、相对剥夺感。“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详细]

　　19世纪50年代末期后，日本经济发展遭遇瓶颈，与当下中国颇有几分相似之处。1960年，日本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十年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比1955年增长八倍之多，以蓝领和白领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渐渐缩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应当是人，是国民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详细]

　　在不信任的心理状态下，回避或拒绝交易是一种通常的选择，然而有时却不得不在欠缺信任中建立社会联系，如同许多人一边认为医生收红包唯利是图，一边又不得不将患病的自己交给医生处置。社会不信任曲线的攀升是最为令人担忧的社会状况，因为固化与泛化的不信任会销蚀公众对未来的信心。[详细]

　　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你会生活得更为安全、更为轻松，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信心，而这一切全赖一个健全的制度所赐。没有对制度的信任，就没有社会的信任。信任使人们生活得痛快，而衡量法治社会水准的一个重要心理指标，就是看这个社会中的守法公民生活得痛快不痛快。[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