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曾志的两任丈夫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是继续当一名冲锋的战士，还是当一名乱世的母亲？每次面临这种选择，坚定的革命者曾志都选择了前者。

女儿陶斯亮回忆道：“母亲从15岁开始选择了血雨腥风。为此，她牺牲了两个革命伴侣，我也差点送了人。她数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文革中，她又失去了丈夫……她说‘只要为了党的需要可以舍弃一切’。在她的人生目标中，排列特别清晰，首先是革命者，战士，然后才是母亲。”

为继续革命，她将刚出世的孩子送人

　　她17岁手就拿两把缚着红布的大刀，率队打土豪开粮仓，还参加过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解放后，她历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后，她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参与组织了数以万计冤假错案的平反。她就是前国家领导人陶铸的妻子曾志——一位穿越烽火岁月的女革命家。

　　曾志从小想当花木兰，整天看武侠小说。当听说到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学军事，她就毅然放弃了女子师范的学业，成为那个讲习所唯一的女学员，并且坚持到最后。她选择的是一条血雨腥风，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之路。
　　她走在这一支队伍之中，精神焕发。革命的激情喷薄于胸，此刻的她除了是一名钢铁战士，还是一名有孕在身的女人。
　　1928年11月，曾志的肚子开始疼痛。足足痛了三天三夜，她产下一名男婴。
　　11月的井冈山，北风呼啸，十分寒冷，孩子生下来后，曾志的身体十分虚弱。不久又得了“奶疮”(乳腺炎)，疼痛难忍，高烧不退。后来用中药“天星子”敷在乳房上，拔了脓头，高烧才退去。但接踵而来的是“产褥热”，持续高烧不退。后来吃了一位中医开的凉药，高烧是压了下来，但身体愈加虚弱，动辄冷汗淋漓，双腿麻木沉重，不能下床行走。
　　身体刚好，曾志立即面对一种残酷的选择：是继续当一名冲锋的战士，还是当一名乱世的母亲？坚定的革命者曾志痛苦地选择了前者。孩子只能送人。[详细]

为筹取革命经费，忍痛将亲生儿子卖掉

　　曾志的一生中，可能最不能为常人理解的，就是为给党换取革命经费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女儿陶斯亮说：“有人说，在面对原则和亲情时，曾志每次都选择前者；更有人认为，这个女革命者不近人情。”
　　“为了党组织，她愿意付出一切”，陶斯亮说。
　　1931年，又是11月，曾志又生下了一个又黑又壮的男婴，取名铁牛。
　　铁牛太可爱了。曾志产后第6天就投入到紧张的斗争中去，铁牛便出奇的乖，不哭不闹，静静地躺在那儿。一旦母亲从外边回来，跑到小床边，他就会咯咯地笑出声。他还会定时拉屎，什么时候母亲抄起他的小屁股，他便会及时配合，从不弄脏尿布。
　　“这孩子多乖啊，我们自己能养大!”曾志当时改做白区工作，很有信心养大这个儿子。两个月后，她与丈夫一道，抱着小铁牛来到厦门，准备稍作停留后便送到母亲那里去，请母亲帮忙照看。
　　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赶来看望蔡协民和曾志，见面劝说：“孩子就不送他姥姥那儿去了，兵荒马乱，路途遥远，晕船不说，路上也可能发生意外……”
　　“我怕什么?”曾志生性刚强，硬硬地顶上一句，“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怕!”
　　王海平怔了怔，又低下头犹豫片刻，终于尴尬地吐出真情：“曾志同志，对不起了。市委急需经费，听说你生了一个男孩，就由组织决定，卖了100块大洋。现在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孩子你不给也得给了……”
　　曾志愣住了，半天才像大梦初醒一般透过一口气。她茫然地望望丈夫，望望儿子，最后将目光呆呆地落在市委书记的脸上，久久不动一动。
　　市委书记无声地垂下头，等待那意料中的哭声和责骂。可是，传到他耳边的却是一声催人泪下的颤音：“服从组织决定……”[详细]

与女儿“诀别”时，女儿仅四岁

　　陶斯亮是在延安孕育，延安出生的。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曾志一边一口水一口奶，一把屎一把尿地养育女儿，一边参加了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
　　曾志为了革命，已将牺牲的两位伴侣的3个孩子送人抚养了。这次她为了甩掉压在身上的“错误”包袱，打报告给毛主席，要求和陶铸一同去敌后工作。临别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仅4岁的女儿亮亮。她和陶铸商量，请求帮助照看女儿的长征战士杨顺卿把亮亮当作自己的女儿养大成人，自己抱着赴死的决心踏上沙场。
　　一个在万里长征中打瘸了腿，打掉了一半牙齿的二级残废军人，年近四十岁，在1946年至1947年兵荒马乱的战争环境中，背着陶斯亮，拔山涉水，辗转四五个解放区，借道平壤，忍饥挨饿，历尽艰辛，终于把健康活泼的女儿送到陶铸夫妇手中。
　　陶斯亮生活的前一阶段大部分是和父亲陶铸在一起的。到小学六年级还和爸爸睡在一张床上，天天要等到爸爸回来陶斯亮才睡，所以和父亲格外亲近。那时陶斯亮心里的母亲，漂亮、能干、英姿勃发，一心一意干事业，根本就顾不上他们爷儿俩。因此在陶斯亮心目中母亲远不如父亲那般鲜明和亲切。[详细]

审核准女婿仅问一句话：“是共产党员吗？”

　　曾志很美，在陶斯亮的印象中，妈妈是一个穿着高跟鞋还爬山的时髦人物。“她总是身穿很合体的套装，有时候还围条白纱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革命美人，晚年节俭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曾志有一个怪论，从喉咙到舌头就7寸，过了7寸，吃什么都一样。而且，她几乎从不用化妆品。 　
　　“她说：入党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她一生唯一看重的是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她就是以这四个字立生立德立言立行！”陶斯亮说，就连审核自己的准女婿，曾志也仅问一句话：“是共产党员吗？”听到肯定的答复，她便不再过问什么了。 　　
　　曾志有着很深的幸存者情结。她总是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太多太多，再有任何非分之想都是罪过，于是对于功名利禄格外淡泊。陶斯亮说：“70年的革命生涯中，她是一个钢铁的女人。但是她的内核实际上却很柔软、很善良、很纯净。晚年的母亲已经无欲无求，就像大海再无须流入任何地方。”火化时，曾志只有一个蛋糕大小的花圈。“是我送的，”陶斯亮说，“我在上面写了两句简短的话——‘你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你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详细]【本专题内容来自人民网、深圳新闻网、现代快报等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