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1912年5月16日，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后的第二天，首任校长严复在家书中写道：“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学期，再行扎实辞职。”早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严复就被认为是总教习最佳人选，迟到了14年的任命，只因当时严复的资历不够。本来他心中也有一番胸襟抱负，但从袁世凯手中接过任命状后，他才发现在新生的中华民国里，办学校兴教育并非那么简单。

　　1912年的北大，远没有像后世那样让人趋之若鹜。开学后仅百余人返校，其中理科4人，工科14人，政法科不到10人，以至职员比学生还多。相当一部分学生都投身于前一年爆发的革命洪流中，相比于坐在枯燥的课堂里，年轻人更愿意让自己成为推动时代巨变中的一份子。严复需要面对的除了校况萧条，还有资金短缺。“惟是款项支绌，旧存银行之款，角尖不能取用，而财部稍有所获，辄以镶军为亟。”在给知心友人的信里，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此时正值民国政府新立，国库一贫如洗不说，教育经费还被袁世凯挪作他用。严复不得不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维持学校运营。哪知财政部又下令减少教员薪水至60元以下，无异釜底抽薪。严复提出将自己薪水减至60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教职员工仍全额发放。但薪水风波刚一平息，严复又遇到了更大的麻烦，7月7日，教育部提出停办北京大学，称开办十余年毫无成绩可言，国体变更后社会各界对该校愈加不满。并决定让学生提前毕业，不授予学位，一律不招新生。

　　严复心里明白，经费之困只是表象，因革命前政见不同而形成的固有矛盾才是内因。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他素来反对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号召排满革命，1905年他更是当面泼孙中山冷水，明确主张教育救国、反对暴力革命。所以此时想一心筹办大学其实只是奢望，大学讲堂也很难不卷入民初的政治矛盾中。

　　虽焦头烂额，但仍滋滋于心。在英国留学数年，严复深知教育与国势息息相关，他以思想家的严密逻辑，写下千言书直呈教育部，直言北大不可不办。他的努力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反对声中，由蔡元培主持的“全国临时教育会”于7月10日撤销了解散北大的决议。北大由此逃过一劫，死而复生。

　　在严复的努力下，北大一时颇有起色。然而，因为民初派系斗争等原因，严复终于当年10月被迫辞去校长之职。卸任后，严复转向了政治舞台，一度成为袁世凯的幕僚。似乎与中国近代其他思想家如康有为、林纾等一样，严复晚年的思想也趋于保守，从改良派变成保守派。而他遗言的第一条也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

　　尽管入主北大仅半年有余，尽管半年的校长生涯让其身心俱疲，但严复能有机缘出任民国最高学府的领袖人物，仍属现代中国的一件幸事。之后，蔡元培在严复的基础上将北大带入了中国现代大学史上的最辉煌时代，至今难以超越。如今，前贤去兮，后世惘矣。世间已无严和蔡，大学蹒跚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