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湖南广电总台下辖的某电视频道突然报道了一批历年来“踊跃”参与各大听证会的“听证专业户”，引起舆论哗然，并于今年8～9月间在湖南的媒体上成为时髦话题。湖南红网以《长沙现多名“听证帝”：发钱的听证来 没钱的就不来》为题报道称，37岁的听证代表石爱伟过去7年来已经平安无事地参加了17次听证会，甚至可能更多。[详细]

　　而打破了石爱伟纪录的是周正良，他承认2002年以来参加了近20次听证会。湖南省法制办相关负责人甚至见过一个“专业户”，当时他试图为全家五六口人都报名参加听证。网友“时空之鱼”说，“听证帝”石爱伟似乎从没投过反对票，周正良近10年先后参加过近20次听证会，对于听证事项，“基本是持同意的态度”，总是赞赏“决策部门在民生方面还是考虑得比较周全。”[详细]

　　湖南律师罗秋林留心了历年涉及民生的一些重大事项决策的价格听证会，发现不少存在代表公开性不够、专业性程度偏低的情况，很多人是为主办部门实现目标而来，对要参加的听证内容不了解，更无调查，往往随声迎合。“（他们）不懂财务，成本的构成哪些合理、哪些违规，都不知晓！既无心，也无力。”对于相关部门来说，为确保调价通过，往往会采取些措施。[详细]

　　想从根本上完善听证会制度，须用严格的立法和问责来惩罚听证会造假。比如完善听证会代表产生的程序，制定全国统一的听证会代表抽签筛选办法，确保听证会代表的代表性。比如，明确规定只要听证会存在瑕疵，涨价动议就该被一票否决，并严格追究造假责任，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哪怕有足够证据证明听证会造假，也根本不影响涨价方案的执行。[详细]

　　在美国，价格听证是由独立机构联邦和各州规制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是根据国会立法而成立的，并向国会负责。规制机构的负责人由行政法官担任而非政府官员担任。价格调整的申请是由企业向规制机构提出的，而不是由行业协会提出的。听证代表不是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而是出自与听证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个人、团体和按照法律规定需要通知的有关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只是听证案件的一个参加者，不是组织者，更不是主导者。

　　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写入法律是1946年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此法第一次明确规定听证程序为行政程序的核心。该法第566、557条就明确规定像政府行政机关制定规章这样的政府决策适用听证。按照此规定，行政机关在制定规章的决策过程中，有责任给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交书面资料、书面意见和辩词，给他们提供口头辩论的机会，通过这些方式让他们参与规章的制定等政府决策过程。

　　这些“常任代表”到底是政府信息公开、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有功之臣，还是听证真正产生效力的“绊脚石”？“听证专业户”的逢听必到，与听证会的逢听必涨，无疑是一种最小成本的听证造假。价格听证制度本意是要尊重民意，提供一个对等博弈平台，可是，既然消费者代表本身就是假的，整个的听证会自然只能是一假到底。[详细]

　　 听证代表作假，这在听证会乱象中一点都不稀奇，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让内部人士来冒充消费者；可像之前成都这样，连“托儿”都是固定的，一名成都老妇可以在7年内连续参加19次听证会，还真是无愧“史上最牛听证代表”的称号。由这样的铁杆涨价支持者来“代表”消费者，难怪每次听证会都能在外界一片反对声中，收获动辄百分之百的涨价支持率。[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