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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摘下了领带,缩短了会期,出门不再封路。今天,他们又通过中国的“喉舌”新华社,披露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细节。他们的言行让“中央政治局委员”走下神坛,让公众看到了新领导层的血肉。
    “公开、透明是这一届班子的执政风格,”有媒体评价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带着这种风格继续热身,并让它成为中国的风格。”

王岐山:金融专家 “救火队长”

少年往事:“恶毒攻击雷锋”挨全校大批斗

  王岐山是1956年从青岛转学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则是青岛口音。对于读小学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却了,王岐山倒是好记性,他不仅记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忆说,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学叫“盖学良”,也有山东口音,因为班上有人笑话他们俩,他们还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时候,我和王岐山关系不错,中学时代我们不在同一所中学,没有很多来往,但“文革”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在一起打篮球。

  下乡插队之前,我曾隐约听说,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区重点中学)读书期间,曾犯过“小错误”,受过“小批判”,很多年后,我向他求证,他犯的是什么“小错误”,王岐山笑着说:“啊哟,那可不是小错误、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斗呢!”

  听他解释,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奉命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岐山读高一的时候就担任了初一年级的辅导员。那个班上有个同学颇傲气,一次开会,他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作为辅导员的王岐山于是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谦虚点。

  王岐山说,“那时候,高中政治课上正好在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课余时间,我又比较喜欢看书,就把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找来看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于是我在和这个同学谈话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未免太过骄傲……”

  那个初一的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山的这番话,但后来,他把王岐山的这些“大实话”——特别是用雷锋作比喻的说法给传了出去,同学们传来传去,传得多了,就走了样,等到“文革”来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给“捅”了出来,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会上,同学们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岐山。

  下乡插队之前,解放军奉命进驻学校,王岐山支持恢复学校秩序,军代表当时就给王岐山平了反。这时候,那些曾经批判过王岐山的同学有点担心,王岐山对他们说,运动来了,谁都可能说错话,办错事……于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后来对我说,“很可惜,插队之前,他们把批斗我的照片、录音找来,都给销毁了。要是留到现在,其实倒挺有点纪念意义呢。现在校庆时,我和这些同学再次见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谈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详细]

1982年5月,王岐山(左二)陪同中央农研室领导在福建莆田调研,为起草中央一号文件做准备。[详细]

知青岁月:历史系毕业的经济学者

  王岐山生于1948年,原籍山西天镇,中学毕业于北京35中。

  1969年,22岁的王岐山和两万多北京知青一起,到革命老区陕西延安插队。他去的是冯至公社,条件艰苦。他的同学中还有一部分去了黑龙江。

  "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王岐山多年后回忆。和习近平、李克强一样,下乡插队的经历,让他更深地了解了基层的中国。

  两年之后,他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3年,他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王岐山回到了陕西省博物馆。

  历史对他影响颇深。二十多年后再回陕西省博物馆,王岐山还能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碑石讲解词。"他喜欢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看问题。"一位访问过他的记者表示。而王岐山后来告别北京市政府同事时,也向他们推荐的是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1979年底,王岐山从陕西省博物馆转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继续从事历史工作。在此期间,他因为编纂《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对现实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

  "他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学者黄江南这样评价王岐山。

  这一年,针对当时"大干快上"导致的国民经济失调,王岐山与青年学者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交流,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呈交中央。报告中,他们预测了1980年中国经济将要出现衰退,并分析了其原因,给出了对策。

  报告通过姚依林转给陈云,最后抵达中央高层。为此,中央高层领导人专门用一个下午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年底,他们与分管经济的国务院领导继续对话。"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当时的中央领导这样评价道。

  1982年,王岐山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式从书斋走进现实,也步上了从政之路。

  在此期间,王岐山主要从事农村政策问题研究,参与了农村问题的调研和农村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泰斗级人物杜润生。在其指导下,王岐山对复杂的农村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2012年杜润生百岁华诞时,王岐山专门打来电话祝寿。[详细][延伸阅读:王岐山:从银行家到中纪委书记]

2009年6月15日,王岐山视察宁夏银川沙湖村镇银行。[详细]

父母境遇:其父经历坎坷,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及至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的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陈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详细]

2003年1月7日,王岐山在海南省陵水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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