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钊,资深台湾新闻人,台湾东森电视新闻台大陆采访部副理,特派北京记者。祖籍北京,眷村一代。
台湾普通民众认识直选从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街头运动和民意代表选举让台湾民众渐渐意识到行使宪法权力、直选之重要。现在很多大陆人可能会觉得街头运动是在搞破坏,可是,在威权之下,不这样的话民意表达就会被完全压制。所以,这是必经之路。
台湾民主选举最早的不是县市长选举,而是立法委员。1989年,台湾对立法委员进行增额普选,才真正的把老百姓的选举意识给唤起来。在此之前,县市长和立法委员都没有进行选举,都是国民党官派的。立法委员是1949年从大陆过来的那一批,一直做到1989年,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年纪有多老,死的死,要不然有的都不会讲话了。
民进党最早的那一帮人,还有林义雄(台湾民主运动精神领袖,有‘台湾甘地’之称),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崛起的。他们从民意代表开始,慢慢影响到老百姓觉得县市长应该直选,一直到1996年第一次台湾“总统”大选,这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
那个时候,大家最津津乐道的是“立法院”天天在打架,尤其是那些新选出来的“立法委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曝光嘛。只要镜头在哪里,他们就跟着镜头跑,到现在也还是一样,只要摄影机镜头一对着,他本来很温和的,可能好朋友之间也突然跳起来骂,甚至跳到桌上打。当然现在打的镜头很少了,但当时那个时候,民选出来的立委还是少数,为了要争曝光,为了要向选民表现。这让全台湾的选民一看都觉得:哇,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就是不一样,就是敢说话,所以后来民众意识逐渐唤起要直选普选。伴随着老蒋(蒋经国)开放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在那个大环境下开始了全面的普选。
我当时想这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子呢?生活好好的,这样子搞得不稳定,社会成本太大。可是也正是这样,大家慢慢意识到,普选直选等等是对大家有益的,只是觉得他们的方式太激进。回过头来想,他们不采取这些激进的方式,这些街头运动,就被国民党当局压下去了。
那个时候,随着民进党1986年成立,组织街头运动推动民主选举,也随着国民党蒋经国逐渐解除党禁报禁,所以才有一系列的妥协,逐渐有了民主社会出来。
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乱。就跟大陆现在一样,如果出现类似的事情,很多老百姓会觉得生活过得很好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搞?太平盛世,你为什么要这么搞?你肯定是破坏分子。大陆现在很多人会这么想。
回想我们那个时候,我很了解大陆这些人的心情,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嘛。可是当这个活动争取到的权益在老百姓身上发酵,被老百姓享受到了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这个活动是多么有必要。我那个时候就这样慢慢开始接触这些活动,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一些国民党外的东西,你会发现,其实他们讲的很有道理,慢慢就会参与进来。
从1989年台湾“立委”增额选举开始,这样的场景在“立法院”就经常出现。尤其是媒体镜头对着的时候,民选出来的“立委”经常会选择肢体冲突来强调自己的政见。有人将之解读为争曝光。台湾的民主,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民进党骨子里是要搞台独的,虽然他们说台独也是为了骗选票,是个假议题,但即使是个假议题,九二共识也是这个假议题的毒药,因为深绿群体是绝对不支持的。即使蔡英文说要用台湾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但大陆也说了不接受。这样一来,最紧张的当然会是台商。
这几年来,两岸直航,开放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还有开放大陆观光,这些就像是鸦片一样,让台商们欲罢不能,抵抗不了。民进党想把这块切掉,商人们就不干了:我现在正在赚钱,你怎么可以否决掉。这一次的选举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商人害怕,一些传统产业害怕——观光客不来,农业害怕——ECFA如果不推的话,台湾的农产品往哪里去?
所以这一次,企业,农产品,做观光的统统跳出来参选,这是很罕见的,2008年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2008年之前企业基本上是蓝绿都不得罪,给你500万支持也会给他500万支持。现在不同,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什么都停掉了。所以我说这是一次九二共识的选举,是承不承认九二共识的选举。我们不是说马英九做得有多好,但是的确他知道台湾的致命伤在哪里,只有拼命的往上拉,有了钱才有跟人谈的底气。
这20万人看起来好像数量不大,但是对于选举很关键。这20多万人,90%会投蓝营的票,占到整个台湾1%多的选票率,对民进党杀伤力很大。所以很多台商,尤其是在大陆的台商说他们是关键性的一票,少了他们就不行。
在两岸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台商越来越成为台湾社会中一支泛蓝的力量。今年有20多万台商通过各种途径回台参选,力图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蓝营压倒绿营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4年最神奇,那时候我在台北,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蓝会小赢,连战和宋楚瑜会上,民进党陈水扁这边很闷。结果选前一天两颗子弹一发,形势逆转。当时传出枪击的消息,我们本能的反应是不可能,说台湾这个社会里,治安这么好的情况下怎么会有枪击,是鞭炮吧?所以那一次之后台湾的老百姓都相信,在台湾的选举没有什么不可能,为了胜选什么都干得出来。两颗子弹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能做那一次。
但是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本土意识越来越强,慢慢就变成了台湾主体。所以我个人研判,未来的选举对蓝来讲会越来越不利。
民主选举,大城市也许可以比较快的接受,但小城市或农村可能接受比较慢,觉得选举跟自己的关系不大,这个情况到现在还存在。这也是最早台湾选举存在黑金政治的原因。
但是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本土意识越来越强,慢慢就变成了台湾主体。所以我个人研判,未来的选举对蓝来讲会越来越不利。
那个时候贿选很严重,我亲眼就看见过。2000年的时候云林县长普选,那是在乡下,3个候选人拉票,靠的就是桩脚——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人,去发动选民。桩脚说某个候选人好,凭什么让选民相信呢?靠的是红包里的钱。选民们拿了谁的钱就投谁,90年代基本就是这样。桩脚骑着摩托车过来,到办公室抽屉一打开就是红包,当着记者的面就发给选民。
现在台湾老百姓比较聪明,你贿选,为了不得罪你,钱我照拿,但我不选你,我还是投会做事的人。这是现在贿选变得越来越少的原因,老百姓的意识抬头了,知识普及了,年轻人慢慢长大了,意识到这张选票的神圣性在哪里,不会为了一两千块钱去出卖自己。而结果导向也让那些贿选的人意识到,花了很多钱也办不成事,也就慢慢不愿意贿选了。
早期的台湾民选政治,黑金一直饱受诟病。从民意代表到“立委”的选举,选票甚至都会明码标价。但随着台湾逐渐走入良性民主的秩序,贿选和黑金的市场越来越小。
我是外省人,在外省人的家庭里面,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少一点,因为基本上都会投蓝的,但很多本省人的家庭里,经常是哥哥投蓝的,妹妹投绿的,一到选举的时候就吵得很厉害,搞得好像是要老死不相往来。
在台湾,政治如果摆在嘴巴上,就会经常有很多对峙。我们很多朋友政治理念不同,为了避免争吵,我们在工作上就避开谈政治,以此来化解。尤其是在出租车上,如果不是同一方的支持者,司机可能拉到中途把你赶下车,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谈。
台湾的族群存在撕裂,但到了一定的程度上就会停止,不会再继续,只是一到选举,这些问题会凸现出来。这个时候,这些问题好像就是大是大非泾渭分明的问题,但过了选举,又是一家子人。
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妻吵了整整一个晚上,就为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哪里。男的认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女的说不对,在台北,男的偏蓝一些,女的偏绿一些。就为了这个问题,两个人吵了整整一个晚上不睡觉。
你可以看到,政治这种东西,影响台湾的普罗大众其实是很深的。
现在很多人说民调不准,原因就是认为很多绿的是隐性的。可是我不这样认为,现在台湾反倒是蓝的变得比较低调。
不论是何种形式的选举,都会引爆台湾的蓝绿之争。政见的不同不仅是在街头和政党,也存在与家庭中。没到大选,都会有家庭因为支持者不同而爆发争吵,甚至推高离婚率。在选举的背景下,族群撕裂问题会凸显。政治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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