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7岁的梁文道还在香港大学念硕士。更早一些，生于香港的他在台湾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因此，他从小看到蒋介石像就忍不住要立正，对大陆的印象则糟糕透顶。直到十多岁时，他回到了香港，有了机会接触马克思著作和毛选，以及此前完全接触不到的鲁迅。他发现，台湾和内地对历史的叙述完全不一样，而且都有自己的局限。

　　香港回归的第二年，梁文道加入凤凰卫视，成了一个传媒人。他开始频繁游走于香港、内地之间。在这个过程中，自称“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他，既用香港的“眼睛”观察迅速发展的内地，也用内地的“眼睛”返观回归后的香港。

　　15年来，他谈内地的奥运、黑砖窑、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学术造假、超女现象、番禺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谈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商业霸权问题、贫富悬殊和底层民生问题；也谈内地人到香港炒楼事件、香港人与内地游客的地铁骂战、“双非”孕妇现象，以及香港的“反蝗虫”事件……

　　游走于两地之间的他，则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观察者——有香港人的身份，同时站在全中国的立场上。

• 传统难寻

  　　我在20年前的大陆坐火车就犯傻。我看到，火车站上公安抓到一个小偷，把他打了一顿，拖着他的衣领在地上拉，一路上所有的人经过都顺便踹他几脚，打得小偷晕了，上车。我特别震撼，一方面我觉得怎么了？传说中的那个老中国看不见了，“温良恭俭让”没有了。它是不是给西方荼毒了？也不是。这是我当年看中国、后来慢慢切入中国的一个感情上很重要的经历、原点。［详细]

• 忙着“大国崛起”

  　　以前的中国人讲究含蓄美，现在则怕被人说不够强大、勇敢，从来就不敢示弱。同样是东方民族，日本人一直担心《日本沉没》，中国人则忙着《大国崛起》。 [详细]

• 城市很美 但不宜居

  　　与香港不同，北京马路宽到一次过不去。领导和游客坐在车里：嗯，这是个很美的城市，但老百姓住着却不舒服。印度德里很乱，但觉得是个人生活的地方。中国人到那里会惊奇：怎么你们印度首都满大街都晃着穷人？印度人更惊奇：难道北京连穷人都没有？ [详细]

• 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当小商贩不是老百姓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种职业吗？说到治安，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份无牌小贩和治安关系的严谨研究，所以也不知道小贩增加和治安恶化有没有因果联系。至于“整顿市容”，就更纯粹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详细]

• 神秘的特供

  　　有人递了一根烟给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赶紧尝尝：“这是特别做‘上头’抽的，外面没得卖”；这就是我的第一根“中华牌”了。后来，“中华牌”变得一点也不稀奇，满街都是，而我们这些“港灿”此时也早已发现，真正的特供其实是一种叫做“熊猫”的烟。[详细]

• 地方官的心态

  　　“宜黄来函”最令人齿冷的，就是一个官员居然没有半句提及居民意愿，反把罪过的后果当成运气问题，以经济发展的理由解说违反人类根本自由的恶性；最后还把我们所有人拉下水，说成是一个道德错误受益人与共犯。假如这篇文字真的像许多论者所言，“代表了许多地方官员的心态”，这个国家就真是有病了。 [详细]

• 汶川地震，中国媒体在做真正的新闻

  　　我觉得一方面中国媒体好堕落，越来越像狗仔队，记者采访要收钱等等问题，但是2008年我觉得很多事情也是值得自豪的，很多记者很勇敢，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揭发了他本来应该不敢揭发的事情。突然感觉到这就是真正的新闻，而且他们随时准备好了。[详细]

• 中国道路在何方？

  　　我常常看见一些企业老总在访 谈里夸夸其谈，声称要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中国式的企业文化”、“中国人的商品”云云。但我们更常见到的情况是，很多人是在提出“要走中国的道路”这种要求后，才回头赶去寻找那条道路到底是什么道路。 [详细]

• 中国最缺的是常识

  　　今天中国对于我来讲，有时候常识的缺失很严重，有时候我们把东西讲得太高深了，但是这个高深有时候觉得那是一个掩饰或者是虚的，比如说奶粉里的三聚氰氨，一堆学者在那儿讲企业责任讲西方企业责任怎么搞。人家西方企业责任谈的东西是我的生产过程怎么样不污染环境，我怎么样尊重劳工人权等等，他们从来不是讲食物别下毒，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你不用搞那么时髦的东西。[详细]

• 香港的价值观：强调实际、利益的交易

  　　香港的市民理论上是最典型的市民，强调实际、利益的交易，这恰恰是香港人最核心的东西。英国的殖民造成了这个状况，英国人有心有力或者是无心无力地推动了香港的这种实际的经济挂帅的倾向。而且英国在香港实行了一套连英国都不会永远实现的制度———所谓“放任经济”。这些东西围绕起来就构成了香港的价值观。 [详细]

• 香港贫富差距也在加大

  　　香港向来奉行这样一种原则，号称“小政府大市场”。就是说政府不管那么多事，大部分事由市场决定。这样管治下就出现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处境、生活轨迹，都是个人责任。这种想法有一个假设，就是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原子化个体。香港当年最流行的就是捧一些白手起家的神话人物，比如李嘉诚。然而，正是在这种富商崇拜的意识形态底下，香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现象，即贫富差距加大。 [详细]

• 不能光靠地产了

  　　香港市民要思考，到底是不是还是要靠老方法来挣钱来繁荣呢？还有没有别的工业、产业来带动经济？不能再光靠地产了！可是这种话说出来呢，一般人还是不大懂，也觉得很难适应。所以你看见，有一些公民团体在倡导老街保存和古迹保存，用的名义叫做“集体回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与生存相关的现实问题。我认为，正是这些基于社区民生问题的抗议活动，使得这个城市不至于那样苍白。现在很多的民间团体都是最近发展起来的，正因为有一批年轻人很自觉地为城市的健康发展努力，才是这个城市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线希望。 [详细]

• 创意产业仍有希望

  　　香港的整个创意产业，包括电视、电影和音乐在内，已经过了黄金时期。但是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一些希望，恰恰因为它过了黄金时期，已经没有必然成功的方程式可循，反而让很多年轻人和老前辈有机会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新东西，有趣的实验因此多了。香港的文化产业从规模和影响力上来说会越来越小，但会变得比较健康，比较有趣。[详细]

• 香港人才为什么北上

  　　北京的报纸评选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艺术家居然占去一半；在香港当作家要受人重视，或许就得卖燕窝广告。最近一年，我在内地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次数快要超过香港了，不是为了稿费，也不是为了以百万计的发行量，而是为了一种群体理性讨论的氛围。在那里，你或许会遭到很多反驳，但你起码不孤独，而且真有一种我们能改变现实的感觉。在那里，观念还是被尊重的，观念还是有力量的。[详细]

• 香港的“原罪”

  　　我曾经试过一回在南都写评论，结果有网友就到凤凰论坛骂我，就说我这个人在殖民地长大，满脑子英国人的坏种，老在侮辱中国人。

  　　我发现很多话，住在大陆的同行说，大家说他忧国忧民，我说了，就是汉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有原罪。我的原罪是什么呢？我是殖民地长大的，这是香港人的原罪。人心没有回归，你就很可疑嘛，很可疑你就有原罪。

  　　这几年香港的政治问题，或者是爱国问题，等等问题，我觉得就像是一对情侣，问对方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你怎么证明给我看，那我怎么证明你，你不证明我就不信。就像是天天香港和大陆，香港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多爱你。 [详细]

• 摩擦主要因为两地人互不理解

  　　香港人感觉受到了威胁，内地人正抢占着香港的各种资源，例如公共医疗资源等，这一系列的摩擦是有些人将香港回归后的各种忧虑巧妙地混杂在一起所起的化学效果。内地人反感香港人的“洋奴心态”，但这是内地人对香港的误解。香港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崇英。 [详细]

• “蝗虫说”是简单化的民粹

  　　民粹就喜欢简单化，好像把这一切复杂的东西简单地归结为有一种内地人叫蝗虫，把他们赶走，我们就好了。这是一种非常简化的做法，只能宣泄情绪，无利于解决问题。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