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遗民：最后的中国对日索赔团

        干不动厨师之后，老人王树臣长年在家休养。他耳聋，最大乐趣就是神情安详地看电视。但每次看到抗日电视剧，老人就会很激动，会忍不住高喊：“对头，打死！打死！”

        老人始终恨意难平。每逢变天，腿上隐隐作痛的伤口就会让他想起往事。亲戚聚会时，他总会讲起大轰炸的故事。讲的次数多了，人们就有些烦，小辈往往会直接顶一句：“爷爷，你莫说了。”

        这时候疼的不光是腿，还有心。心伤已经陪伴了他们大半生。84岁的彭觉玉也同样喜欢讲诉往事。她儿子石昌国从小就听轰炸的故事，以至于留下了心理阴影——年幼的时候，每当他走过家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透过木门的缝隙看到黑漆漆的场景，就会害怕得浑身发抖。

        他还记得，全家9口人曾蜗居在二十几平米的屋子里。那时，妈妈会告诉他：“我们被炸掉的老家房子好宽大。”

        为了拉扯大5个孩子，彭觉玉曾在重庆劳保厂用缝纫机打过船篷，还下河坝为船补篷。因为有坠河危险，女人很少干这种活儿，但“从死人堆走过，我什么都不怕了。”她说。

        后来，她离开工厂，为人做过衣服。因为视力衰退，她不得不在1980年代停工。有几十年间里，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那么多年了，日本炸得我们一家人现在还没翻身，经济上都困难。”她说。

        现在，彭觉玉尽量不去谈、不去想过去的一切。“一谈，我心头难过得很。”

        但在猝不及防的时候，心痛会突然袭来。2009年，重庆一个叫枇杷沟的地方建房子打地基，挖出一堆堆白骨，装了几十麻袋。第二天，报纸报道了这件事。

        每天习惯看报纸的彭觉云，拿着放大镜仔细看完了报道。放下报纸，她肯定地告诉儿子：白骨是当年大隧道惨案的遇害者。

        事后证明，果然如此。

         “只有从那里拖出去的人才有骨头。屋外炸死的，一律都烧了。”那一刻，她想起了自己尸骨无存的妈妈，哭了。

        很多人已经带着心伤离开了世界。受害者家属王立喜从事电视工作，曾为许多大轰炸亲历者拍摄过口述视频。而今，部分拍摄者已经离世。

        一个拍摄对象叫邓婉云，当年家境富裕，人丁兴旺。那天，邓家全家聚在一起吃了晚饭，其乐融融。然后，日本飞机来了。

        第二天，邓家有七口人，变成了七口棺材。

        另一个拍摄对象朱星学，轰炸那年她17岁，在一家杂货铺当售货。听说飞机来了，她抱着一岁的儿子往外跑。刚出门，一块斜飞的弹片直接把孩子的脑袋削掉一半。她眼睁睁看着孩子的脑浆与鲜血流淌。

         “还我的儿！”虽然时光已穿越了半个多世纪，但拍摄时，她仍号啕大哭。

        这些伤痛纠缠着轰炸亲历者的一生。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大轰炸在重庆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浅，甚至慢慢被人淡忘。

        重庆十八梯当年曾拖出大批死人的隧道口，而今已被开发成市民的纳凉处。洞口被拓宽数倍，镶上白瓷砖，装着液晶电视，交点钱就可以进去看报喝茶。

        十八梯不远的公路上，车水马龙，马路两旁高楼林立。彭觉玉指着路中央的花坛说，那里曾是堆死人最多的地方。[详细]

         时光倒退73年，1939年5月4日下午，11岁的彭觉玉走在十八梯附近一条小路上，准备回家。她的妈妈在临江门一个大户人家帮佣，靠微薄的收入支撑家里的生活。

         大轰炸在那天到来，刺耳的警报声、轰炸声回荡在城市上空。警报解除后，彭觉玉去临江门找妈妈。一路上，到处可见燃烧的废墟，树枝上挂着支离破碎的人体残骸，黑烟漫天。

         临江门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找了一天无果后，第二天，她再去时有人告诉她，那个大户人家所有人都被“炸成了黑坨坨”，认不出来了。从此她永远失去了妈妈。

         轰炸来临那天，18岁的王树臣在重庆大洋沟帮人卖菜。警报响起后，他连忙寻找最近的防空洞。第一个洞子没能挤进去，赶到新华路南路的第二个防空洞，同样没能挤进去。

         此时，十多架机身涂着日本国旗的轰炸机从长江南岸向江北一路飞来，边飞边丢炸弹，城市化一片火海。

         躲避不及，王树臣和几个行人发现了一个小木工房，慌不择路地钻了进去。

         一批飞机过去了，很快又来了一批。飞机的引擎声越来越近，如同死神的召唤。王树臣等人双手抱头，充满恐惧。一个炸弹投到了木工房不远处，轰鸣声后，有弹片飞射屋内，直插入王树臣大腿。肌肉瞬间崩开一个巨大的口子，鲜血迸射。

         傍晚六点，警报解除，王树臣和其他伤员被送到湖广同乡会。当日，重庆的大街小巷遍布弹坑，有的坑有一间几十平米的屋大。

         第二天，王树臣等人被送到长江对岸的寺庙内躲避轰炸。天气炎热，他的伤口很快腐烂。五天后，他被送到陆军医院，此时伤口已爬满了蛆。蛆不停蠕动，只能一条一条往外夹，人痛得抽搐不止。

         在医院，大轰炸受害者不断被送来。许多人血肉模糊，挣扎几日便死去。期间，宋美龄曾来医院探望，每个伤员得了两块银元。

         随着战事推移，轰炸重庆的日本飞机越来越多，警报时间也越来越长。1940年，日本新研制的零式舰载战斗机正式用于重庆，中国空军惨败，重庆空防就此洞开。

         1940年的6月5日下午，正在高山躲避的彭觉玉，看到日机布满了天空，“像鸟一样多”。炸弹如雨般倾泻而下，轰炸足足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回家的路上，经过十八梯，她亲眼看到从防空洞拖出的尸体堆积成山，“你抓我我抓你，衣服扯得稀烂。有的人眼睛鼓着，有的舌头伸着。”无人收尸，宪兵以枪押着走过的行人背尸。防空洞口的箩筐中满是取自遇难者的金条、戒指、项链、洋钱。小山一样的皮箱和行李成堆码放。

         尸体在十八梯摆了一地，血水、尸水顺山势流淌。开始人们用木匣子收殓，后来是草席，最后直接拖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隧道窒息大惨案。它也是二战时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官方数据显示，当天遇难2500人。和彭觉玉同一条街的邻居，大多绝户。 [详细]

       多年以来，王树臣、彭觉玉这样的大轰炸受害者散落于山城重庆的各个角落，彼此隔绝，内心孤独。

       1999年，西南大学（当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学者潘洵回忆，当时重庆和成都媒体调查有多少人了解重庆大轰炸，结果，“连重庆人都不知道。”

       当年暑假，学校和大轰炸研究中心发动学生，寻找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他们走访公安局，翻阅地方志，上门拜访，“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这一长期被遗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

       其时，中国国内对日民间索赔开始引起国人关注。随着媒体的参与，一个个孤立的大轰炸受害者之间，慢慢有了联系。索赔开始提上日程。

       2002年，一名商人曾筹备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王树臣、彭觉玉等人加入。

       然而因合作对象突然撤资，联谊会的活动未能持续，桌椅财产一度被债主搬空，受害者捐出的部分文物下落不明。后来，一位受害者在地摊上发现了自己捐出的一个徽章，叫价不菲。

       商业化的运作引起了老人们的反感，他们决心自己组织起来。2004年4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正式成立，替代了联谊会。一百多名受害者选出了团长。中方律师团的成员来自重庆的6家律师事务所。一位台湾企业家免费为索赔团提供了一间办公室。

       办公经费来自受害者缴纳的微薄会费。因经济拮据，办公室的中央空调被主动停了。即使在40度的高温中，办公室也只用一把摇头电扇。参加活动时献的花圈被拿回来再反复使用。七八十岁的老人颤颤巍巍站在凳子上挂标语。

       为节省开支，老人们自己煮午饭。电饭锅和电炒锅是从家里拿来的，原料费均摊，每顿一人两块钱。

       2004年，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来重庆寻找细菌战证据。他当时已经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提供了七年免费法律服务。在重庆，他了解到重庆大轰炸。

       根据日本法律，在日本的涉外诉讼，代理律师必须为日本人。一濑主动提出：愿担任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的日方代理律师。他还建议将乐山、自贡等地大轰炸受害者的诉讼与重庆大轰炸一并提出。

       2006年3月，重庆、乐山、自贡等地的大轰炸受害者正式赴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样本从一百多份材料中选取，日方最后采用了44份。

       因为没钱，王树臣、彭觉玉无力赴日。经济宽裕些的受害者，则带着方便面、榨菜、芝麻糊前往。500日元（合人民币40余元）一个的盒饭过于奢侈，有人一天只吃两顿。

       当年10月，重庆大轰炸诉讼第一次庭审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最大的103号法庭进行。

       法庭上，被轰炸损坏右脸的“半边美人”赵茂蓉，用四川话诉说起自己的痛苦经历。来自重庆的万泰全则展示了自己只剩一小部分的左腿。这一场景在法庭上引起轰动。

       但让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感觉屈辱的是，日本法院未提供中文翻译，老人们如听天书。现场的日本政府代理人面无表情，一言不发。“龟儿子还打瞌睡！”有受害者怒不可遏。

       庭审后，老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去了靖国神社。里面展馆中第一个展品是一架零式舰载战斗机。铭牌上有日、英文标注,写的是：“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首次使用于重庆的上空，把援助中国的苏式飞机打得落花流水，而自己无一损失。” [详细]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对日索赔，从一开始就经历了重重困难。

       一个强大对手是时间。日本法庭采证的仔细程度远超中国，但因年代久远，中方当事人年事已高，记忆模糊，证据的搜集、核实工作遇到诸多障碍。

       负责核实证据的历史学者潘洵等人，从重庆档案馆等多处查找文献资料，其中甚至包括台湾“国史馆”和国民党党史馆。

       然而这些资料被与受害者的陈述一一对照后，出入很大。有人将1942年记成了1939年。还有一位受害者回忆，自己是某天在合川嘉陵江的船上被炸。但资料中，当天该地点并无轰炸。

        “受害者对受害地点刻骨铭心，基本不会错，但对具体时间的回忆往往有问题。我们就协助他们回忆受害前后的其他事件，从而判断准确时间。”潘洵说。最后，在东京地方法院提交的诉讼材料都相对准确。“有问题的，我们都没有要。”

       尽管如此，法院陈述时还是出了问题。乐山大轰炸的一个受害者在日本法庭上说，轰炸时自家佣人躲进水缸中，房屋被炸，起了大火，把她活活煮死，“人肉分离”。

        “再怎么煮，怎么可能人肉分离？日方质疑他夸大其词。”林刚说。还有的受害者文化程度太低，表述能力差，必须把陈述稿改得如同小学生作文后，他才得以在庭上顺利陈述。

       更强大的对手是死亡。2006年至2010年，包括重庆、乐山、自贡、松潘大轰炸受害者在内的中国民间索赔团四次在日本起诉。原告多达188人，为中国对日索赔人数之最。因材料与陈述太多，加之日本法官三年一换，耗时格外漫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离世的受害者越来越多。有的受害者头一天还在索赔团的办公室里坐着开会，第二天，那个位子就空了。

       这一次，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决定在中国的土地上，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地点就选在重庆。

       中国民间著名对日索赔人士王选对此不乐观。“这次最大的可能，还是不会立案。”

       前车之鉴早已有之。2000年10月，山东强制劳工受害者在河北省高等法院递交诉状，未予立案。王选为浙江的二战受害者代理过6起类似案件，结局同样如此。

       她认为最有希望成功的一个案子，是两年前山东劳工诉日本独资企业三菱材料案。当时，该企业迅速向地方政府要求合资，政府对受害者施加压力，结果诉讼无果而终。

       不过王选认为，此番即使中国法院不予立案，也不等于就没有意义。首先，起诉地在重庆，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避免了巨额的开销和舟车劳顿。

       此外，“不打官司，谁也不会来听你说。它能帮助中国人复苏战争记忆，具有人文价值。在诉说的过程中，记忆的保存会被物化，资料搜集、固定展览等工作得以进行。”

       老人们选定在9月10日起诉日本，其实内有深意。老人们说，因为中国法院是否立案的审查答复期为七天。这也就意味着，在“九一八”事变81周年纪念日当天，法院应有回复。

       那一天，一切应有个了断。[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