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俄罗斯民族性格观察：民众奴性太多？

　　俄罗斯思想界旗帜别尔嘉耶夫曾多次引用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名句：“对于这个俄罗斯，理智无法理解，也不能用一般的尺子去衡量。她有着特殊的气质，信任俄罗斯是惟一的办法。”俄罗斯地跨亚欧两洲，亦东亦西，她的坎坷和动荡，荣耀与罪行都像巨大的谜团，锁在沉重的魔盒里，难以撬开窥视究竟。【我来说两句】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短期彻底改头换面：国家的面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该国民众的精神状态决定的。由于国家特有的地理条件以及外族入侵等因素的影响，民众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不会像政治风向那般轻而易举地转变。

　　俄罗斯人自从15世纪莫斯科威公国开始大举扩张以来，就从未完全理解过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国家的命运会是如何，这使得俄罗斯重塑国家的进程变得愈加艰难。说实话，俄罗斯人也似乎陶醉在这种不确定性里。19世纪，尼古拉-果戈理在他的小说《死魂灵》中将俄罗斯描绘为飞驶向未知之境的三驾马车。

　　七十年来，俄罗斯民众的思想被塑造以适应僵的体系正统，然而今天，众多俄罗斯民众却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他们的高声呐喊欲表达的目的是无关紧要的，民众发起的这场运动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叶利钦曾声称他确实已规划好一个最终目标：将俄罗斯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运行市场经济，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马车”上的部分乘客担心途中将会出现重大故障。而“马车”上的其他乘客在试图理解民主化、私有制以及弄明白经纪人和骗子之间的区别之时却屡屡出现晕车现象。还有的人呼吁利钦抽动鞭子，驱使又老又爱发牢骚的人加速前行。

　　然而不管行程如何颠簸，如果改革确实势在必行，每一个俄罗斯人都必定会以某种方式完成自己精神面貌的内部改造、思想的重塑以便适应新的体制。在行程中，三驾马车却因为一些行囊——俄罗斯往昔的重负而被压垮。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停止相信历史是循环往复的而非直线发展的。

　　俄罗斯人经历过流血革命也不怕白色恐怖，只是当昔日帝国分崩离析，远大抱负化为泡影的时候，俄罗斯人心中的苦涩和麻木，却不是所有人都懂。 【详细】 【我来说两句】

向东还是向西？俄罗斯徘徊中寻找精神家园

　　要理解俄罗斯的性格必须从她广袤辽阔的领土开始。俄罗斯占据全人类六分之一的土地，横跨亚欧大陆，当波罗的海沿岸的圣彼得堡万家灯火闪耀之时，远在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旭日正冉冉升起。历史学家西里?克罗契夫斯基说，广阔无垠的森林，一望无际的草原，这一切会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使人产生一种“很难被打破的冷静、深度的孤独感，悲伤沉思”。

　　俄罗斯的幅员辽阔似乎也使得俄罗斯人产生了不知所措之感，他们宁愿舒适地坐在温暖的火炉旁，打开一瓶伏特加酒，开始思考生活，而不愿走到外面，去耕犁视线中没有尽头的广袤的田地。

　　俄罗斯的执政者如此痴迷地理因素，他们建立起了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在现实中，莫斯科下达的任何命令都会在整个帝国哪怕最偏远之地自动得以贯彻，给人一种“被周密培植”的错觉。“波特金村庄”便是1787年宠臣波特金为欺骗女皇叶卡捷琳娜而建造的，以显示内地辖区的“繁荣”。

　　大约1000年以前，俄罗斯还是个信奉多神教的十分封闭的大公国。公元988年，基福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和拜占庭帝国联姻，接受了基督教，并且把基督教定为俄罗斯国教，自名为第三罗马，从此拉开了俄国融入西方社会的序幕。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的部队征服了俄罗斯，中断了其向西学习转变的正常进程，开启了长达240年的东方式集权统治，成吉思汗也把亚洲腹地的封建军事专制主义的传统带到了俄罗斯历史里来，并将俄罗斯的血液和文化基因深深打上蒙古东方式烙印。

　　俄罗斯地跨欧亚，既不是纯粹的亚细亚，也不是典型的欧罗巴，既属于亚洲，又属于欧洲，她像个巨大的钟摆，沉重地往来于东西文化的两极之间，向东转，代表着金帐汗国成吉思汗的历史遗产，向西转，就代表着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文化密码。这是俄罗斯早期的弥赛亚情结在历史上形成的根本原因。这只既向左右向右的雅努斯神“双头鹰”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亚细亚和欧罗巴之间徘徊着，一直在寻找属于俄罗斯的精神家园和历史定位。【详细】

俄罗斯人奴性太重，心存沙皇情节，习惯寻找替罪羊？

　　基辅大公皈依基督教，完成“罗斯洗礼”，让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俄罗斯人第一次与西方建立了联系。东正教的传入帮助俄罗斯民族摆脱野蛮状态，逐步向文明过渡。在俄罗斯东正教千年历程中，东正教以自身的宗教文化与宗教特征,培养出了俄罗斯民族富有宗教精神的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

　而蒙古人的铁马金戈隔断了斯拉夫民族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正常路径，它带来的奴役、杀戮、破坏及专制，让罗斯人感到恐惧、痛苦和窒息。在蒙古的高压专制统治下数百年，俄罗斯人的性格发生了严重变化，成了“可怜的民族, 奴隶的民族, 上上下下都是奴隶”。俄罗斯人在鞑靼蒙古的奴役下，被迫把屈辱隐藏在心里，阿谀奉承，见风使舵，长期以往性格中多了消沉的因素：狡猾虚伪，背信弃义和对耻辱的冷漠。

　　在俄罗斯，每当事情发生差错的时候，不会有人认为他本人可能应该承担责任。与西方基督教相反，俄罗斯东正教对个人犯罪施加的压力非常之小。不公正的世界中无辜受难的故事不胜枚举，而这已经渗进了俄罗斯民族精神，遗留至今。

　　对过往的个人失败经历，俄罗斯人经常使用的借口是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失败是他们是无法控制的力量造成的。谈及责任人，俄罗斯人往往会使用模糊指称“他们”，意即自私的亲人、爱管闲事的邻居、贪婪的资本家、腐败的官僚以及政府。

　　当这种个人理念投射到整个民族，就导致了整个俄罗斯也毫无过错的认识，且催生了激进的爱国主义。在斯大林在前苏联一场审判秀之中沦为被告之前，寻找替罪羊就是俄罗斯典型的风格。前苏联的解体引发了新一轮的指控。这一次，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在应该指责谁这个问题上达成了罕见的一致，矛头指向戈尔巴乔夫。

　　而俄罗斯对不公正的理解相当是“俄罗斯式”的。正如一句流行的格言所表述的那样，如果一名俄罗斯农民发现他的邻居有两头猪而他只有一头，他宁愿看到邻居的猪被杀掉也不愿意自己再养一头。

　　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争辩，极权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在俄罗斯发展，是因为俄罗斯民众身上奴性太多，没有享受民主的福分。然而任何得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厅的辩论情景的人都知道，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俄罗斯远远不止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甚至可以称为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俄罗斯的统治者一直生活在对自发的公众起义的恐惧之中。层出不穷的自发的公众起义不但困扰整个沙皇时代，而且引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共产党人上台后，其他人又努力试图推翻新政权。喀琅施塔得军港的水手和坦波夫的农民的水手们均曾发起叛乱。

　　俄罗斯人不断地在寻找一位领导者，他们期待这名领导者是神奇的圣?尼古拉斯的现实版本。几百年来遭受的挫折都没有动摇俄罗斯人的信心，他们相信总有一日，会有一位卓越的沙皇出现，如快刀斩乱麻一般解决国家存在的所有问题。由于没有一位当政者能符合这种期望，俄罗斯人总是很快就对当政者产生了厌倦。他们或陷入冷漠，或在觊觎高位者身上寄托他们的希望——俄罗斯历史上有许多这样试图挑战权力的人存在。

民主革命后的新危机：民众在商业社会中被边缘化

　俄罗斯横跨亚欧两大洲，国家在“东顾西盼”中寻求定位。从莫斯科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可口可乐标志以及芭比娃娃的广告牌来看，西化派在与斯拉夫派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辩论中似乎占据上风。

　然而,东西差别大辩论并没有真正触动普通俄罗斯民众。他们认为这种问题是知识分子应该去关注的。拥有众多文化精英是俄罗斯社会特质之一。但这种信心并不总是能经得起考验：俄罗斯知识分子自视为社会的先知，却从来没有正确预测过未来。许多拥护1917年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却首当其冲的成为这次革命的受害者，被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如今，他们面对的是民主革命后另一种危机：在一个商业盖过文化的社会里他们将被边缘化。

　俄罗斯民族特质中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彪悍与激进，这在他们对权威交织着期望和震惊的态度中表露无遗。俄罗斯人总是渴望能以飞一般的速度推动他们的国家向前进，就像果戈里所说“其他国家都会为之侧目，站在一边为她让行。”现在历史已经给予他们一个独特的机会。

　　著名学者王康先生这样写道：没有谁能预告俄罗斯的未来，走出苦难和黑暗的民族不一定必然走向幸福和光明。但是，俄罗斯，连同它的悲剧和罪孽，都栩栩如生，如泣如诉，这个民族与太阳底下的所有民族一样，有自己的阴霾，不可告人的肮脏纪录，难以掩蔽的罪行，它那充满战争、征服、奴役的史绩，那举世侧目的秘密警察系统，臭名昭著的书刊检查制度，可诅咒的苦役和流刑制度，充斥阴谋和杀戮的彼得－保罗要塞，以及它那极端、矛盾、绝对和末世主义的天性，它那亚细亚专制主义毒根与欧罗巴自由花朵之间的古怪嫁接，它那不时搅得邻人和全世界不安的神经痉挛性的历史发作，都使这个拥有双头鹰的雅努斯神，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再次让人们震惊。【详细】